今年2月，台北市萬華區最後一家社區資源回收場「光耀五金行」遭勒令停業，該區的都市更新計劃案在2015年即已公告核定實施，隨著捷運萬大線的設置，都更腳步在2022年後邁入實施的最後階段。一間都市回收站的消失，也掀起回收體系、都市環境、區域發展以及拾荒勞動的討論。

位於寶興街的光耀五金行回收場宛如城市中的碼頭，機具進出、人潮魚貫而入，上下貨伴隨著吆喝聲此起彼落。拾荒者大多推著推車，排隊卸下近50公斤的回收物進行秤重。一雙雙眼睛緊盯著磅秤，計算著這一趟可以拿到的價金。領到滿意或不滿意的現金後，才輻散而去，繼續下一趟的勞動。

拾荒是與時間競賽的勞動。不同回收物品項有不同的價格，來回運送、交易的次數，也是決定一天收入的關鍵。撿拾、運送、整理、販賣，按照每一位拾荒者的工作習慣與路徑，有不同的順序，但無論如何安排，根據萬華在地的拾荒者倡議組織「五角拌」統計，平均一日工時高達10至12小時，但月收入僅5,000到8,000元。不成比例的報酬，卻是許多落在社會救助體系外的中老年失業者、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與無家者得以自立維生的行業。

五角拌指出，入行門檻低、勞動時間較可為自己掌握，以及日領現金等特性，是拾荒從業者重要的考量。客觀條件外，貧窮議題倡議組織「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也分享，在非典型勞動的志願序中，當人們的體力再沒辦法負荷舉牌、派報、粗工時，能夠不索取、仰賴他人恩惠的拾荒工作，是遠遠排在街賣、乞討之上的選項。

「不偷不搶，靠自己賺」是拾荒的阿姨叔伯們抵禦他人輕蔑的盾牌。儘管如此，除了少數「做復健」或是另有兼職的從業者，大多拾荒者仍不願接受採訪與拍攝，李天賜、劉阿姨、小不點媽媽是願意受訪的其中幾位。

小不點媽媽之所以得其名，是因為身邊總帶著一隻名為「小不點」的棕色土狗。她曾在萬大路上經營「寶貝美髮屋」，但年輕時一場車禍，帶走了先生，也讓她靈巧的雙手留下嚴重的後遺症，拿不穩吹風機，只好轉做手工珠扣，直到忍耐不了手指痛麻，才開始撿回收物變賣，也權充手腳復健。其間數年，她常在半夜痛醒。她說，直到把孩子養大成人，自己才敢花錢動手術，在脊椎裝上8個支架。

吐露了太多沉重，我問她想許什麼願望？她想了想說，希望拿回丈夫留給自己的房子。停業前幾天，我們在路上巧遇，那天有雨，小不點媽媽喊我過去，說道：

「後來想我的願望，比起讓自己拿回房子，我更希望回收場繼續營業，才能幫到更多人。」

語畢、道別，她跟小不點繼續沿著捷運萬大線的路線，撿拾、綑綁店家放置於騎樓的回收物。

李天賜身邊領著妹妹，推車上疊著比人身還高的一落一落回收物，在磚石路上兩人吃力前進。妹妹在社政紀錄上是智能障礙者，但李天賜說妹妹只是反應慢，「要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帶在身邊一人推一台推車，也算得上是幫手。

襯衫紮進褲頭，整齊規矩的衣著，是李天賜早年在食品工廠時養成的習慣。強制退休後到了餐廳做清潔服務，他衣著也如故。直到被嫌棄動作不夠快，70歲的年紀也求職無門，拾荒成了最後一個選擇。跟著他回家，家門前是凌亂的回收物。那天傍晚鄰居拿了惜福食物來，自印尼嫁來台灣的太太笑他，克難日子過慣，舌頭分不出食物是新鮮還是發餿了。

下午4點半，從店家、公寓接續拖著一袋一袋回收物走出來，劉阿姨一邊整理一邊跟住戶話家常，並約定好下一次來收拾的時間。將兩大袋寶特瓶疊好後，她加快腳步邁向下一間公寓。這是她這天的第四趟，得趕在回收場休息前兌現。

劉阿姨16歲在萬華的富裕人家中做保母、幫傭。但雇主一家勢利，飯桌上只要多喝了碗豆漿，就得受人瞪視，「好像把我當犯人」，讓正在長大的女孩常餓得苦不堪言。婚後，先生好賭，她決定謀兩份工養大小孩，白天做食品加工，晚上趕到飯店端菜，零碎的時間幫人清潔打掃。但1990年代貿易自由化（開放中國貨品進口）的浪潮，將她從加工的工作崗位上沖刷下來。

日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她被甩落後頭。照顧、清潔等工作，永遠有更年輕、更耐低薪的手腳。阿姨今年要65歲了，其實是拾荒者中的「年輕人」。「我的願望是申請到貧民證（指低收入戶證明）」，回家前，她詢問我能不能幫她拍攝證件照？這樣才能辦理老年年金。

談起遭勒令停業，光耀五金行老闆黃世隆很多不平：

「拾荒很辛苦，但能靠自己生活，基層回收業為什麼不被重視？我們有一天也可能會做拾荒不是嗎？」

停業的壓力讓他句子裡冒出太多問號，想說拾荒者與自己的委屈。回收廠經營50年，第三代的他自小在回收場長大，知悉許多拾荒阿姨叔伯們的來歷與故事：比如台大畢業的「寶興街老大」，只要見到有困難的朋友，便拉著一起撿回收賺錢，頗有任俠之氣的他，還會將自己不多的收入分享給無家者們。還有「紅髮魔女」──她患有重聽，難談得上話，也不清楚其姓其名，只是一頭醒目紅髮才有此綽號，魔女身形瘦弱矮小，卻往往一次推兩台推車，3個小時的路程，有時推著推著還會睡著，讓老闆得特別注意她的安危。

另外，女性拾荒者遭騷擾的案例不時發生，患有智能障礙的女性更是特別脆弱的族群。面臨熟人性騷擾卻無處求援，一旁的堂弟黃柏諺解釋，「有阿姨被亂摸，要老闆裝得凶惡去喝斥，才阻止那些男的。」

其實，黃世隆的爸爸也做過拾荒，在還能透過變賣廢料與舊物起家興業的年代。他記得，許多貧窮人家拉人力車載送市場的蔬果貨物、撿拾街市回收物去舊物商變賣維生，自己則是騎著三輪車到處撿拾廢鐵、鵝毛。

不過，儘管環境窳陋，低廉的生活成本仍包容了無數移民在此落腳。戰後分配不到眷舍的低階軍民、都市化下的中南部農民，以及遭政府遷置於此的拆遷弱勢戶，構成了南萬華數量龐大的貧窮人口與勞動地景。1970年代，環南綜合市場、第一果菜市場、漁產批發市場陸續進駐，加上印刷業、蔬果加工業的興盛，大量的廢棄紙箱與用品成了拾荒者穩定的回收物來源。但往後隨著政策改變，印刷、蔬果加工業陸續因產業外移、不符土地法規而沒落，「住家即工廠」的景象慢慢消失，只餘下數間社區回收場的身影，繼續轉運拾荒者變賣的回收物。

基層的拾荒體系不只與地方的政策、法規、產業緊密牽連，當中關鍵的回收物價格也飽受國際情勢、國內政策影響，近10年來更有下滑的趨勢。儘管與拾荒的阿姨叔伯們有情份，黃世隆知道自己是在做生意。只要上游業者壓低收購價，下游就得隨之應變。他盡量吸收成本，但有時也必須跟著調降價格，直面拾荒者的埋怨與不解。

事實上，崩跌的價格不只拾荒者首當其衝，作為回收產業最下游的社區回收場，獲利也逐年減少。據五角拌統計，20年內，萬華就有近10間回收場因不堪虧損而倒閉。僧多粥卻少，拾荒者只得湧入光耀五金行回收場。愈來愈多的拾荒者與回收量，也開始讓鄰里關係緊張。緊臨馬路的回收場只有20坪狹小腹地，拾荒者又多是行動不便的長者，人車自然爭道；而飄散的粉塵、氣味與溢出的噪音，黃世隆僅能透過每天淨空回收物、清潔場地來降低影響。他也曾嘗試加蓋護網、堵牆，或架灑水器，但回收場不合法的身分有如緊箍咒，任何加蓋都屬違建 。

「科技進步，但拾荒者、回收場的勞動環境，卻好像還停在2、30年前。」

巫彥德說，政府未進場輔導、規劃環境，變相讓民間承擔所有外部成本，落入拾荒者、回收業者與社區環境的對立。

這次光耀五金行回收場遭勒令停業的導火線，是台北市都發局接獲檢舉，舉發回收場違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當中「回收場只能設立於農業區、工業區與保護區」，不能設立於住宅區的規定。五角拌的成員施舜仁解釋，對於新市鎮、新生地來說，預先規劃分區也許是好事，但對於萬華、大稻埕這類早期開發聚落而言，就會導致原本的土地使用與後來者制定相衝突的情況。

事實上，檢舉可能只是最後一根稻草。該區的都市更新計劃案已經在2015年公告核定實施，隨著捷運萬大線的設置，也使得都更腳步加速，在2022年邁入實施的最後階段。

光耀五金行回收場於2月15日正式停業後，粗估200多位拾荒者的生計受到影響。尚有體力、能力的拾荒者，得在洶湧的車潮中推著推車走上更遠的路，才能抵達別處販售回收物。有些體力無法負荷、不能離開家中障礙者太久的拾荒者，則詢問黃世隆是否能夠幫忙載運變賣。

拾荒者與社區回收場彼此依存，處理的回收量龐大，拾荒者的精細分類也有效提升回收率。從數據來看，自1998年環保署制定「資源回收四合一」政策鼓勵民間回收業者、社區民眾、地方清潔隊參與回收體系後，回收率大幅提升，從1998年的5.8%，上升至2021年59.2%。斐然成效的背後，一部分得歸功於基層回收體系的有效運作。根據立法委員洪申翰國會辦公室提供資料指出，去年（2022）全台灣透過拾荒者流入的回收量就高達60萬噸，佔總回收量的1成。然而，拾荒者處境與社區回收場轉型議題，卻未獲得相應的重視。

對於拾荒者，社會若不是待之以鄙夷嫌棄，便是投以過於快速簡單的同情，忽略他們渴望被看見，也更為真實的一面：拾荒者就是維繫城市清運的勞動者，是沒有穿制服的基層回收者。

萬華最後一間回收站，黯然退下了城市發展的競技場，但是拾荒者們還在日趨邊緣的棲地中打游擊、找出路。

因為總急著趕去收取回收物，與他們交談並不容易，更不用說要拍下以拾荒者身分露臉的相片。而在馬路上匆匆交談中，不管是「做這個（拾荒）給人看到很丟臉」，或是這句話的正面表述「你人真好，不會嫌棄我們又髒又窮」，都深深感受到職業汙名造成的低自尊。

基層回收體系的存在，除了在回收系統中扮演樞紐角色外，也讓即使從主流就業市場如廢品般被拋棄的人們，仍然可以在拾荒勞動中建立起自立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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