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看烏坎與香港兩地的土地維權，好像頗多相似：官商（鄉黑）勾結，程序不正義，家園難保；表面梳理抗爭路徑，又有類同：自下而上發動，先體制外再體制內，經濟起因、政治訴求。

「今日烏坎，明日香港」，算是比較奪目響亮的文字。對此，我認為烏坎的血淚只換得一句「今日、明日」式的話語，肯定是不足夠的。

「連小漁村都真普選了，為何香港得不到？」

經多年抗爭，並在薛錦波付出生命後，烏坎村於2012年3月完成了村委會的「真普選」。當時，香港正進行小圈子特首競選，於是有香港朋友這樣感歎：為何香港得不到？

針對這句問話，需做些說明，如下：

第一，威權和極權的行事特徵是偶然和反覆。2012年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對烏坎選舉的定性非常清楚，大意是：一點都不特別，只是落實基層民主。事實也是如此，中國建立村級政府的直選制度已30多年，只因賄選、操控等手法，從未全面落實而已。

烏坎村在2012年前的舊村委，執政達40多年，村主任從沒變過。由此可見，關鍵並非制度和法例，而是由誰說了算。歷史由偶然構成，於威權和極權體制內，這種偶然的力量更被成倍放大，而與之相伴的是：反覆無常。因此兩年後烏坎民選村幹部再次入獄，4年後武警再次入村鎮壓，也不必驚訝。

第二，中國的村從沒有過真正的自治。雖然，20多年前已有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但黨支部書記才真正決定一切。黨之所以推行村級自治，目的肯定不是削弱管控，恰恰是想通過這種「賦予」民主的形式（儀式），以增加自身合法性。

黨支部書記是由黨內選舉、經上級黨委批准產生，而該「黨」並不在輪替機制內，不受任何競爭和監督。所以，小漁村雖獲得了真普選，但由選舉產生的機構非地區最高權力機關，其日常工作僅僅是繼承、執行既有的政治、經濟政策、制度和法例而已。

第三，自己城市自己救，是唯一出路。中國的地區行政級別為省、地、縣、鄉4級。現實中，比鄉更基層的地區為鎮和村。作為特區的香港，為省級。烏坎村雖為萬人大村，但屬行政的最邊緣，甚至村幹部都不在國家公務員編制內。

烏坎村民屢次上訪的對象是陸豐市政府，屬縣級市（更早為鄉），即行政末端。2011年底進入烏坎村談判的工作組，來自廣東省委，此為罕見的大跨度向下的處理動作。假設我們跟隨威權邏輯來看，香港危機的嚴重度遠高於烏坎很多倍，只有中央才能做處理決定，省級黨委書記是決定不了的。過去的事實已證明，處行政級別高端的香港，是不可以「等待」恩賜一個真普選的。公民自救、本土自覺，是唯一出路。

2012年當選的烏坎民選幹部，與2016年當選的香港立法會非建制派議員，兩者面對的情況完全不同。2012年至2014年短短兩年間，中國制度化的亂收費、亂攤派、戶籍管理、計劃生育、殯葬腐敗、教育落後等等現象，成為日常的細節和事實，不停推動民選幹部們去背書和執行，很快便全部摧毀他們的自信、熱情和大好年華。再加上村民看不到拿回土地的可能，兩年間便對新村委失去信任，矛盾激化。

反看2016年8月底至今，幾位香港立法會侯任議員的情況，經他們的不懈努力（有的冒生命危險），僅不到一個月，橫洲議題的社會效果已最大化，確實對當前香港的政治權力關係提出了實質的挑戰。即便在一個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中，只是利用留存不多的自由和權力，香港的體制內鬥爭依舊可貴、也有效。

我見有人套用香港的政治名詞，來解讀烏坎事件。當網路出現烏坎村民用石頭對抗武警的影片後，香港一片「勇武」聲。但數天之後，村子完全被封鎖，香港媒體更詳細介紹出烏坎5年來（甚至更長）的抗爭脈絡後，又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左膠社運。可是，兩地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嗎？

中國農民與1949年後政權的關係，密切而荒誕。1950年，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並非只是改變所有制，而是要將農民與政權強行綑綁。以「均貧富」確立的運動合法性，發動農民批鬥地主、富農，並對其施以強暴力，造成幾百萬死人死亡，藉此將原本清白的農民階級「染紅」，進而令其與政權迅速地合體。這是建政初期對關係改造第一步。

第二步是以合作化的名義，將農民搶來的土地收歸國有，名為公有制。烏坎村民所爭之地的權屬性質很清楚：村民集體所有。此「集體所有」，不同於私有制基礎上的股份制，村民對這些土地並無所有權、處置權和經營權，僅有使用權。2011年9月21日，烏坎村民抗議中有標語寫著：還我祖先耕地。可是，1949年後的祖先耕地已收歸國家了，子孫們只是借來勞作而已。

90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村不僅再次為之付出了巨大的生產、文化、教育、人力等代價，而且促成「高速」的關鍵動作之一便是：賣地。中國有今日是合謀和共業所致，極權所做的只有兩件事：散佈謊言和製造恐懼。

如是可見，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在中國歷史上是重疊的。於常態社會內，爭地權這個經濟動作，必定會升級為政治行動，進而成為社區民主化的開端。可是在烏坎、在中國農村、在中國社會，有一個死結未解，那就是：對歷史真相的釐清、公開、反思，進而清算。因此，烏坎村民和民選村委無法向國家要回地來，都是正常的，並無意外。

在如此一元化的政治制度下，面對絕對權力的抗爭，當然只能舉著紅旗反紅旗了，除了乞求包青天降臨，用上訪（即攔轎子告御狀）這樣的古代手段來開展，還有更多方法嗎？農村武裝鬥爭出身的中共，也不會給鄉村有任何條件和機會來「包圍城市」的。香港朋友看到的村民扔石頭的影片，那是「殺到埋身」時烏坎人的反應，假設換做別的村、別的人，其反應可能是逃跑，或者跪下，或者混亂地反抗。而烏坎人的特殊之處，也正是打動觀看者的地方是：呈現出一種勇者的有序。所以說，這是烏坎村的個案魅力，也是烏坎人的性格魅力。很可惜，這些魅力與烏坎抗爭的性質，究竟為秋收起義，還是甘地路線，都是無關的。

反觀香港的土地維權，當恆基集團屢次要強佔馬屎埔時，人們所使用的討論概念是「土地正義」（Land Justice）。也就是說，即便這些地已賣給了地產商（原因不重要），農地及農民的尊嚴仍必須保留，環境的保育和永續才是第一位，這是超越了法例的政治道德和哲學訴求，當然也是得到了保障後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抗爭是在此基礎上的具體行動，並得到了政治力量、媒體、社會輿論和學術話語的有效保障與監督。

因為歷史背景（包袱）的不同，無論菜園村、馬屎埔或橫洲，與烏坎的現實處境、抗爭過程、行動哲學等，都是完全不同的。香港立法會依舊可以動用特權法來查政府和特首，葉劉淑儀去中聯辦謝票時還是要用黑布將車窗擋起來。儘管香港正在失去可貴的價值，但捍衛的傳統和力量依舊強勁，甚至捍衛者們依舊在不斷進步和更新。

香港和烏坎，兩地相似之處，唯有人格意義上的香港人與烏坎人。他們都已足夠優秀，與敵手的實力差距都如此懸殊，也都前途難卜。

烏坎人第一次上訪發生於2009年清明，至今已快8年。2011年9月21日村民「起義」，遭到強力鎮壓後，堅持抗爭至12月底，即3個月。2012年3月新村委當選後，兩年間他們受盡了中國官僚制度的百般蹂躪，不斷遭村民質疑、圍攻，內部不合分裂，再加上2014年的第二次選舉實質完成了村委的換血等，在這些極端糟糕的處境中，看起來烏坎的抗爭核心已完全散架，但有誰能料到稱自己為「孤家寡人」的82歲林祖戀老先生，會奮起反擊，先與妻子離婚，再發起村民上訪。而9月13日武警鎮壓之前，烏坎村遊行抗議、罷市、罷漁，已達86天。

再看看香港人。2006年，一群青年闖入拆除中的天星碼頭，將工地佔領。2007年，3名青年以絕食來保衛皇后碼頭。2011年幾名中學生成立組織，反對推行國民教育，行動持續直至一年後的萬人遊行，及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2014年，大學生罷課，5天後青年學生衝入公民廣場，兩天後佔領運動開始，長達79天。當運動陷入低潮，社會各領域急速變質，很多人感到沮喪之時，林榮基說出了其被綁架的細節，香港法院判定衝入公民廣場的學生無罪，朱凱廸不單依舊在反高鐵，並與更多非建制派侯任議員發起了體制內的權利鬥爭。

回想2012年，中國曾有人歡欣鼓舞地認為，烏坎的基層政改如同當年自下而上的經濟改革一樣，會迫使中央接受既定事實，會全國逐步擴散。1997年香港易手之前，羅孚認為香港會和平演變中國，會改變世界。數年前，當台灣向大陸開放旅遊時，又有人以為這會讓更多陸客體驗到真正的台灣，因此影響並改變他們。可是，這一切看起來都很虛妄。

烏坎人和香港人，這幾年來自我設問最多的可能是這句話吧：怎麼辦？──但無人知曉答案，我只能引用北島《回答》中的4句詩來為本文做結，也對兩地人民表達祝福，如下：

「我不想安慰你 / 在顫抖的楓葉上 寫滿關於春天的謊言⋯⋯但我相信 你的眼睛 / 但我相信 滾燙的淚」

註釋

烏坎事件始發於2011年，為中國廣東省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的一起群體事件，起因為原烏坎村委瞞過村民，將3,000多畝集體所有制土地賣給港商。2011年9月至12月，數名民選村代表被警方抓走，其中薛錦波代表猝死於關押處，而官方給出的原因可疑。期間村民發起多次大規模示威，遭武警殘酷鎮壓，直至廣東省委工作組入村談判，待政府承認民選臨時村委會合法後，運動才告一段落。

2012年2月至3月，烏坎村民成功組織了一次村委會的民主選舉，多位運動中的領袖人物進入新村委，並承諾替村民及下一代拿回土地。就此，烏坎的基層民主運動，被視為極具意義的里程碑。

但至今（2016年），村民非但沒有拿回土地，民選村委內部分裂，數位村委被羅織經濟罪名而入獄。在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村委主任林祖戀於2016年6月意欲發起新一次的全村上訪行動，卻以經濟罪名遭到逮捕。烏坎村再次爆發了80多天的示威，期間林祖戀因家人受脅迫而發表電視認罪。

2016年9月13日，武警再次入村鎮壓，使用橡皮子彈和催淚彈，據說已抓捕幾百村民。

此後，因境外媒體無法入村，至今村內沒再傳出任何消息。 2011年烏坎村第一次大規模抗爭時，大量在場的境外媒體發揮了傳播訊息以及支援運動的關鍵作用，其中多數為香港媒體。而2011年至2012年的烏坎事件，令香港人從烏坎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2016年第二次鎮壓發生，第一時間奔赴現場的依舊是香港媒體，但他們被中國政府粗暴對待並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