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2020）5月初以來，中國與印度在西段未定界上不同地段爆發衝突，其中6月16日的衝突甚至造成嚴重傷亡，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印兩國在邊界的衝突是否真的走向戰爭，印度更有媒體主張應該加強與台灣合作以反制中國。同樣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台灣與印度之間真的有可能進行戰略合作嗎？

這個假設性問題其實並不容易回答，但台灣與印度過去的確曾經面臨過類似的情況：1962年10月20日，中印之間爆發邊界戰爭，雖然戰事僅僅進行一個月，但印度方面死傷慘重：有3千名官兵傷亡，另外有4千人遭到中共解放軍俘虜。當時遠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並未直接介入戰爭，但是卻高度關注此一事件，高層討論「匪印戰爭」的機密檔案如今都轉移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透過閱讀這些檔案，我們大概可以了解當時蔣介石政府對中印戰爭的基本態度，以及戰後嘗試與印度建立合作的些許祕辛。

國民政府一直自認為是中國的合法代表，因此在1962年戰爭爆發之前對於中印邊界問題的看法與北京無異，也就是拒絕承認印度所主張之麥克馬洪線具有任何合法性。台北方面在戰事爆發後，於10月29日由外交部發表了一篇聲明：

「匪印邊境衝突已日益嚴重。共匪好戰成性，已滲透顛覆及武力威脅鄰邦為其策略。近內部困難重重，乃利用對外軍事冒險，意圖轉移大陸人民之注意而加強鎮壓匪區內之抗暴力量。至於所謂麥克馬洪線係英國在統治印度時起所片面主張之中印間國界，我政府從未接受，且堅決反對。」

從聲明的內容來看，台灣一方面想藉由戰爭突顯中共「好戰的本性」，但卻又不願意接受印度對邊界的主張。當時美國駐印度大使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為著名經濟學家）曾發表聲明表示，美國認為麥克馬洪線為國際公認的中印邊界，台北外交部還特別向美國大使館提出強烈抗議。這種矛盾的態度讓台北在對外回應時感覺左右為難（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外交部的機密檔案顯示戰事爆發後，當時高層曾經在副總統（陳誠）官邸裡舉行數次祕密會議，出席者包括外交部長沈昌煥、張其昀、王雲五、程天放、鄭彥棻，以及熟悉印度情勢的專家如羅家倫、吳俊才等人。有趣的是：一開始眾人討論方向不是譴責中共，反而是如何反駁印度及國際社會對中印邊界的主張，這當然與國民政府自認為中國正統代表的態度有關。不過在之後的討論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也就是如何利用「匪印衝突」爭取印度的支持。

11月底（此時中印已經停火），外交部向全球駐外設館發表一封電報，統一對外立場進行宣傳，內容大致有以下幾點：

在12月5日的副總統官邸會議之後，外交部長沈昌煥親自草擬一份對外說明稿，將中印戰爭解釋為「國際共產主義與印度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中國人民（在此應該指的是台灣）不應與印度人民為敵；中國與印度的邊界問題待光復大陸後自然將獲得合理解決」。「避免譴責印度，中共才是禍首」成為國府對中印戰爭的基調。

台北方面也擔心印度將邊界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中印停火之後，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查里瓦第（B. N. Chakravarthy）於一場電視談話中提到印度政府正考慮「將中印邊界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如果新德里真的將中印邊界爭議提交聯合國，這對在聯合國佔有中國席位中華民國將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因為聯合國祕書長宇譚（U Thant）有可能實際前往北京與新德里之間奔走調停，也有可能讓中共有機會派代表前往聯合國表達立場，如此將大大增加北京在聯合國曝光的機會。

當時台北決策者到底有多擔心此事我們不得而知，但外交部發到美國的一些機密電文中顯示，國民政府極力反對將中印邊界爭議及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因為這將凸顯「兩個中國」的事實，當年11月30日聯合報刊出一篇題為「注視印匪爭執提交聯合國的可能性」之社論，顯示了台北方面對北京進入聯合國的憂慮，對照今日中共處心積慮阻止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種種行徑，手段極為類似。

1963年2月間，台北方面以《中央社》名義派了一位名為張國興的記者祕密前往新德里，並獲得尼赫魯親自接見，雙方對於如何建立合作有達成一些默契，不過因為這位記者在印期間也前往美國大使館拜會，甚至接受媒體訪問，印度政府對此甚為猜忌，因此雙方合作無疾而終。

當年7月，印度政府指派其駐香港領事館一位名為泊倫匹（V. V. Paranjpe）的一等秘書有計畫地搜集台灣相關資料，甚至主動接觸《中央社》駐港人員詢問台灣政情，可見印度方面的確有興趣與台北合作。此時台北一個佛教訪問團在白勝法師率領下前往東南亞、印度訪問，也獲得尼赫魯接見；10月台灣更成功邀請到印度自由黨（Swatantra Party）祕書長馬薩尼（M. R. Masani）來台訪問。

不過尼赫魯主政下的印度政府似乎並沒有興趣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1963年7月《合眾國際社》（UPI）從新德里所發出的一篇報導指出「印度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友誼不會在任何官方階層恢復」，不過在面對共同敵人（中共）的情況下，「非官方的接觸將受到到很大的寬容」。該報導甚至提到在印度外交部內，高層官員曾經討論過3種可能性：

之後的發展顯示前兩個情況最後並未發生，至於台北與新德里之間的非正式接觸則一直在進行。

1965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爆發第二次戰爭，蘇聯出面調停並邀請印巴兩國領導人在烏茲別克的塔什干會面，夏斯特里赴約時突然心臟病發逝世，他的過世也讓台北與新德里之間的溝通管道從此中斷。倘若夏氏繼續在位，或許台印合作可以往前提早30年。

外界多認為台灣與印度是1995年才正式建立關係，但從外交部解密檔案中我們發現早在1962年中印戰爭之後，國民黨政府曾經非常務實地利用此機會與印度政府接觸探詢合作的可能，雖然最後並未成功，但是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的確值得學習。

外交本身就是化不可能為可能的藝術，今日台灣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1960年代比起來同樣艱困，如何利用機會創造外交空間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