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我和百多位受邀觀看芬蘭奧斯卡得獎影片《女性日常》（Force of Habit）試映的觀眾，在70多分鐘影片近尾，看著劇中成功克服對性侵戲碼不安而完美登台的演員安普，在首場慶功結束之後，走在路上，一手捧抱花束、一手握著手機，專心講話。

什麼樣的日常讓看電影的台灣女性如驚弓之鳥？日常暴力，從來不是杯弓蛇影的靜物。

我們當時不知，就在同一天，地球彼端，幾乎是同樣的場景，英國33歲女子莎拉・艾弗拉德（Sarah Everard）離開朋友家，在路上與男友講了15分鐘的電話，邊走邊說。掛了電話，她繼續走在9點半的倫敦市街，拐個彎，走出監視鏡頭之外。她真的再也沒能回到家。

2021年，封城的3月倫敦，「走路」是少數當地民眾可以在外從事的行動。也是這再尋常不過的行動，讓莎拉送了命。莎拉疑遭在職警察綁架殺害。案發後的3月13日，英國民眾在她最後現身的地方聚集、紀念守夜，但因時值封城，群眾行動觸犯「禁止聚會」的規定，民眾與警方爆發推擠衝突。現場影片畫面呈現的是警察拉走站上台要宣講的女性、上銬、壓制。《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相關報導標題是「不走小路、不穿高跟鞋：為何女性犧牲自由也換不來安全？」，《BBC》的新聞標題是「世界衛生組織：全球三分之一女性遭受暴力侵害」。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才在今年3月9日──莎拉失蹤近週之時、遺體被發現的前一天──公布了一份以161個國家、2000年到2018年資料為本的分析報告，報告開宗明義指出，針對女性的暴力，特別是親密伴侶的肢體與性暴力，是主要的公共健康問題、是對女性人權的戕害。

近年國際組織有關針對女性暴力的調查，看重數字節節上升的親密關係暴力，然而，這並不表示女性在外遭到的暴力威脅與風險隨之降低。這份世衛組織的報告中指出，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受親密伴侶或是非伴侶、或是二者的肢體或性的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的數字上升，這種關起門來，無人馳援、難以求助的暴力受害在2020年因著COVID-19而加劇，然而，因著疫情，過往理當來去自如的公共空間有了不同既往的規範；這些對人的保障的措施，卻無法遏制女性在大街在小巷在家中在網上，被人騷擾、羞辱、乃至奪命。

《BBC》的報導指出，世界衛生組織祕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針對女性的暴力在各個國家和文化都很普遍，暴力造成數百萬女性及其家庭重大傷害，COVID-19疫情更讓這種情況雪上加霜。但與COVID-19疫情不同的是，譚德塞表示，針對女性的暴力，沒有疫苗可阻卻。

沒有疫苗、全球肆虐，女人一再上街，在連上街的權利都快消失的時候，就在一年前，墨西哥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的隔天發起「沒有女人的一天」（也稱「無女之日）全國抗議活動，女性不上班、不上學、不做家事，連總統的記者會也沒有女記者參加。

墨西哥2019年就有3800名女性死於暴力，較前年上升7%。平均每天有10名女性命喪暴力的墨西哥，在該時因為25歲女性被丈夫殘忍殺害、以宛如屠宰動物的方式虐棄屍身的新聞披露，全國譁然，數百萬女性聯合響應無女之日的行動。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2020年11月27日報導，墨西哥女權團體「黑群」（Bloque negro）佔領了位於墨西哥市的墨西哥聯邦人權委員會，把裡面的人趕出去，在四壁寫滿了性侵受害者的名字、懸掛有著死者容顏的海報，然後，她們邀請婦女和兒童進來避難。在一個5年之內女性殺害的數字上升了130%的國家，為了家內性侵殺害、暴虐親密關係、性侵犯、針對女性而來的威脅與暴力，人權，庇護，要這般得來。

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將「針對婦女暴力」定義為：「無論是在公共或是私人生活中發生，任何基於性別而導致對婦女造成或是可能造成的身體、性、或精神上的傷害或痛苦，包括關乎這些傷害的威脅、強迫或任意剝奪自由。」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大會，各國制訂並簽署《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25年前的大會上，這被視為是國際社會對性別平等、婦女發展及和平的共同承諾；《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的關切議題之一，就是「對婦女的暴力」。

然而，就以土耳其為例，今年3月，土耳其總統宣布退出10年前在伊斯坦堡簽署、要求各國政府立法防治針對女性暴力的《伊斯坦堡公約》，引發全球關注，也燃起土耳其國內怒火。

在女性殺害至今仍然嚴重的土耳其，過去執政者曾經一度不再公布遭殺害的女性數字，後又在輿論壓力下公布。針對退出《伊斯坦堡公約》一舉，土耳其國內保守陣營發言表示，《伊斯坦堡公約》傷害傳統土耳其家庭價值、為LGBTQ社群說項，而執政當局官員向憤怒的婦團與民眾表示《憲法》已經保障婦女人身安全，無須過慮。

宛如平行世界。如果假新聞是對事實共識的大崩解，女性安全的危殆更是從來沒有共識的（非）議題，而這不只是在土耳其、墨西哥、英國。

聯合國的調查指出，在不同文化，不同國家，要女性透露遭受與性別、與性相關的暴力經驗，也有不同難度，也因此，調查所得的數字可能未必反映實際受暴程度。女性自小吐實說出遭到因性別而生的身體或精神的暴力對待時，如果未受鼓勵、重視，反而以其破壞和諧、搗蛋生事，冷淡以對，甚至開導教訓，這種二度創傷，就像要日常驚惶的女性挖土自掘──埋了這些，活得像一顆樹，最好紋風不動。

《紐約時報》記者喬迪・坎托（Jodi Kantor）與梅根・吐赫（Megan Twohey）合著的《性、謊言、吹哨者》（She Said）一書，記載了她們調查美國影視大亨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經過。她們在序的開頭寫到：

「2017年，當我們為《紐時》展開對溫斯坦的調查時，女性擁有的權力比以往都要更大⋯⋯然而，屢見不鮮的是，性騷擾女性的行為仍然可以不用受到懲罰。」

書中有一段講到，記者在過程中發現兩位曾在溫斯坦同一辦公室共事的女性，她們從來沒有跟彼此說過她們受害的故事。

「她們兩位是個別孤立的，沒有人能看見全貌。這讓人不禁異想天開，想要設法將所有溫斯坦受害者聚在一起，告訴她們，她們是某個更大的侵害行為的一部分。」

3月13日在倫敦南部克拉彭公園聚集的英國女性是、3月下旬在土耳其各地聚集抗議的女性是、2020年全年在墨西哥各處以行動劇聚集展演的女性也是。莎拉・艾弗拉德的死，不是一人所為；她是死於更大侵害行為的一部分。我們，不分男女、不分認同，可以如何一起照亮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