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倫族的刺青，分為使用顏料的有顏色刺青，和使用一種植物油的無顏色刺青。以前，幾乎每一位男生都會接受有顏色的刺青，胸前、肩膀、大腿等處，都是可以刺的部位。如果哪個男生的身上沒有刺青，就會被當作沒有男子氣慨。」 「無顏色刺青，主要是用來獲得神靈所給予的力量。如果刺在人中、下巴和舌頭，可以讓自己所說的話更容易被別人接受與相信。無顏色刺青不是用來展現男生的美感與陽剛氣，所以，刺青師傅不隨便幫人刺。接受無顏色刺青的人，也需要遵守更多的禁忌和規範。例如，不能吃用來煮湯的青色瓜類、去喪家不能食用任何食物⋯⋯」

7月的某個早晨，泰國西北方，與緬甸交界的美索鎮（Mae Sot）鎮郊的帕爹（Pa Dae）村內，當地耆老、達府邊境兒童教育基金會（Tak Border Children Assistance Foundation, TBCAF）理事的巴育（Prayut Ontuwong），在以木頭搭建的傳統高腳屋內，為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跨文化服務學習團的10名同學，講解克倫族傳統刺青工具使用方式，以及施行和接受刺青前、後所需遵守的禁忌和規範。

隨後，巴育帶學生走出高腳屋，面向東方，一面解釋、一面示範如何淨身。「刺青師傅替人進行無顏色刺青前，必須用Som Brae、薑黃一起熬煮成的聖水，念誦經文（Kata），並用聖水洗滌臉龐和頭髮，替自己淨身。」

因為雨季延遲到來，美索的氣溫溽暑難耐，加上如同催眠神曲、音頻近似且不間斷的盛夏蟬鳴，令人感到昏昏欲睡。不過，同學們似乎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雖然泰語能力有限，必須依賴他人翻譯才能理解巴育的介紹，他們仍努力記錄所聽到的故事與神話傳說。

隨著美索地區克倫人逐漸邁入現代化發展道路，傳統文化的流失也愈發嚴重。看到台灣學生努力克服語言障礙、專心聆聽的神情，巴育示範淨身程序前，不禁感嘆，「現在，懂得如何進行無顏色刺青的師傅愈來愈少了⋯⋯」

巴育的感嘆，基本上可以被視為全球少數民族的共同困境：文化保存與追求發展的兩難取捨。雖然是共同困境，但各國少數民族的實際經驗卻不同。

在泰國，克倫族與大部分山區少數民族，是橫跨泰國與其他國家邊境的跨境民族。跨境民族的流動特性，讓泰國政府難以區別誰是「泰國人」、誰是從鄰國遷移過來的「外國人」。因此，在1950年代以前，「不聞不問」是泰國對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的態度。

此外，對泰國政府和主流社會而言，真正的泰國人必須符合信奉佛教、效忠泰王，以及共享泰族文明體系等三項條件，但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的信仰體系多為泛靈信仰，加上沒有泰族的文明，因而被視為野人(Kun Ba)。

1960年代左右，來自中國的共產勢力在泰國邊境山區逐漸蔓延。為了阻止共產勢力擴張，泰國中央政府開始派遣僧侶到邊境地區傳教，並引進基礎教育。一方面，希望透過宗教和國家教育將少數民族泰化，另一方面，動員少數民族的國家意識，阻止共產思想在山區生根。

約莫同時期，泰國政府陸續在山區推動經濟作物，貨幣經濟於焉進入邊境山區，成為部落民族衡量生活所需的媒介。來自夜豐頌（Mae Hong Song）府山區部落的TBCAF理事長薩南（Sanan Santimankun）就說，「小時候，我們自己種稻米、養雞、打獵，還可以交換食物。隨著大家的需求增加，沒辦法單純靠森林提供，要靠金錢購買。」

1970年代緬甸內戰，軍需物資需由泰國輸入緬甸，美索鎮便成為泰緬邊境的貿易城鎮。1983年開始，泰國政府在美索地區設立難民營，接收逃往泰國的緬甸克倫族難民。人道援助組織也在美索設立辦公室，自當地購買援助難民所需的物資，進一步催化美索地區的邊境貿易重鎮地位與現代化速度。凡此，均使美索的克倫族更容易被吸進貨幣經濟與現代發展道路，文化流失的速度也同時加快。

美索地區所隸屬的踏松楊縣（Thasonyang）周遭山區部落，命運則與美索不同。由於距離市鎮較遠，受到現代化影響較低，而保有相當程度傳統文化，卻也因為低度發展成為經濟上的弱勢，致令他們更期待改變當下的發展遲滯現況。

2004年，在泰緬邊境從事難民人道援助工作的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曾在踏松楊縣伊維久村（Evjo）進行小型水力發電搭建計畫。當小型水力發電設備正式運轉，替沒有電力的伊維久村在黑夜帶來光亮時，老村長眼眶含著淚水、用生硬英文對TOPS工作人員道謝，以及部落學童聚集在教堂唱聖歌的情景，讓當時的領隊賴樹盛感慨萬千。

為了讓暨大學生更了解克倫族發展困境的脈絡與現況，我和TOPS駐泰國前、後任領隊，目前分別為泰緬邊境「吃飯喝水」（Auh-Me Auh-Tee）生態農場創辦人林良恕、全球在地公益行動協會（Glocal Action）秘書長賴樹盛討論，除了安排學生在美索地區進行克倫族口傳文化田野調查，也安排學生入住踏松楊縣的克雷其村（Kree Kee），讓學生有機會隨同村民一起整理位於山谷的稻田，身體力行地學習克倫族燒墾輪耕規範，並訪查村民如何理解保存文化與追求發展，以及他們如何在二者間取捨。

之所以如此安排，主要著眼於不知道何時開始，台灣出現一股大學生國際志工熱潮。只是，當西方國家將學生志工視為國際援助發展體系的一環，台灣的大多數學生志工團，更像體驗異文化生活的營隊，或大學山地服務隊海外版、救國團育樂營海外版，缺乏對出隊地區歷史與文化脈絡的理解。甚至，許多學校的學生志工團隊，純為滿足教育部評鑑的KPI績效。

許巽絜在〈那些不斷到泰北服務的台灣志工〉一文就指出，這種志工活動，只是為了證明自己跨海教學的成就與收穫。我們希望，透過田野踏查與紀錄，一方面，讓暨大學生實地理解全球經濟體系下少數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困境，另一方面，嘗試將大學海外志工納入國際援助發展架構，讓同學能以嚴肅的態度反思志工活動的意義和各種可能的正、負面影響。

因為，任何志工服務，必須以理解與學習服務地區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為基礎，這是我們的理念。只有理解在地脈絡、學習當地文化邏輯，才知道當地所需究竟為何，也才能反思自身行動的利弊、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及，以及了解自己所提供的服務，是滿足自我還是滿足當地所需？調查與記錄，則是所有行動與反思的基礎。

我們入住的偏遠部落克雷其村，距離美索鎮約3小時車程，包括1小時的山區泥土產業道路。雖然泰國皇家森林部（Royal Forest Department, RFD）自1989年開始在全國推行砍伐森林禁令，1998年甚至通過一項行政議案，要求邊區少數民族必須證明自己在森林部公布森林保護區之前就已經在當地生活，否則就需要搬離居住地。踏松楊縣的克倫族，因為提出證明在當地居住超過400年，並且持續向內政部和森林部遊說，才得以維持小規模的燒墾輪耕。

不過，TBCAF理事瓦惕（Watit Hathaiphatson）指出，現在各個村莊的人口總數比以前多，如果只靠耕作，很難養活一家人。TBCAF計畫專員朋帕特（Pongpat Jetsadaanupongkun）估計，克雷其村的農作中，約6成是自己食用的稻米，其餘四成為包括玉米在內的經濟作物。

針對克雷其村民的生業生計（essential economy）僅夠維持家戶基本生活，必須依靠其他經濟作物才有餘裕滿足基本生活以外的需求，學生蔡易珊說，訪談一位當地老爺爺時，特別詢問家中的經濟來源，「這位爺爺表示，種田只能溫飽，家是用竹子或木頭搭建，整修要花錢、孩子教育也要花錢，不可能只靠種田。」

學生們訪談另一間寄宿家庭則發現，「男主人除了把收成的稻米拿去交換其他民生物品，也販賣經濟利潤高的菸草。他們同樣需要去村長經營的雜貨店買東西，他們的生活已經與貨幣經濟無法分割了。」

現在，泰國政府雖然不再視邊境山區的少數民族為野人。但是，根據學生們的調查，克雷其村民們因為無法跟其他泰國人一樣享受現代化果實，淪為「不完整的泰國人」。

克雷其村收不到手機和電視訊號，村子內也沒有販賣報紙或雜誌，即使村長所開的雜貨店也沒有報紙或雜誌。想接觸外界訊息，除了從學校老師口中得知，就是下山到鄰近小鎮。但是，從村莊到最近的小鎮美沙立（Mae Salit），車程約一小時。前往美沙立的聯外產業道路，有一半是泥土路面，每到雨季，只能靠四輪傳動車才能通行。

對此，村長表示，大家都是泰國國民，但他們卻如此跟外界隔絕，「我希望能看電視，這樣才能了解泰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否則，我們下山，違反什麼規定或法律都不知道。」對他而言，收看電視似乎是要求政府正視他們做為國民主體的一種方式。只是，村長的期待，因為電視公司評估設置訊號站或基地台不符經濟效益，以及皇家森林部擔心造成大規模、不必要的森林砍伐，而無法實現。

學生們訪問的一對新婚年輕夫妻，則是另一個例子。這對新婚夫妻不像村長那樣期待電視，因為他們不想負擔額外的費用買電視、繳電費，但是他們想要便捷的聯外道路。

這個期待，源自於年輕妻子過往的傷痛經驗。她弟弟小時候生病，但村內衛生中心無法處理，必須送到踏松楊醫院，但前往踏松楊醫院的路程太遠，且村子對外聯絡道路狀況又不良，送到醫院後因為醫療延遲而病故。

現代國家的公民權包括自然權（生命、自由、財產等）、政治權，以及包含環境和妥善醫療在內的社會權。擁有這三種權利，是一個人能夠成為現代國家完整國民的條件。縱使克倫人在醫院的醫療費用免費，沒有良好的對外聯絡道路也是枉然；居住在偏遠山區的克倫族，無異於因為被現代化政策忽略而無法以「完整意義的泰國人」生存於泰國。

薩南指出，克倫族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資本主義已經是全球經濟體系，但我們不熟悉這個體系。有些人或許有車子這些現代化產物，但欠缺對現代社會的認識，我們面對的挑戰非常巨大。所以，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年輕人走出部落，接受教育，學習不同的思維。」

只是，薩南也曉得，與外界的接觸愈深、愈廣，傳統的流失也可能愈多、愈快。

在帕爹村，學生們造訪該村一個致力保存克倫織布文化的工作室，搜集相關素材。工作室內正在織布的受訪者指出，傳統的克倫社會，是由女生先將織好的背包或其他織品送給心儀的男生，如果男方接受女方的心意，再回送自己用竹子編的東西。因此，傳統的克倫族女性自小就要學習織布，而不同的背包和織品上會有代表不同意義的花紋，男方和男方的母親也可藉此了解女方是否細心。

我們在克雷其村接觸的部落女性，大部分都會織布。織布文化看似大致保存了下來，但是蔡易珊轉述，老爺爺在外地工作的女兒以及在外地念書的孫女們都不會織布，也不想學織布。如果織布是傳統文化中克倫女性用來建立親密關係的媒介，不願學習織布的孩子，無異於放棄建立親密關係的傳統方式。

另外，繫腕（la ku gi se）則是克倫族的傳統儀式。克倫人相信，人的靈魂會離開軀體到外面遊晃，特別是晚上睡覺時或出遠門時。如果在晚上貿然將一個熟睡的人喊醒，他的軀體雖然醒了，但靈魂可能沒有回來；若出遠門，靈魂可能因為各種原因而留在當地，忘了跟軀體一起回到村莊，招致壞的靈進入軀體。因此，克倫人都會對將出遠門的人施以繫腕儀式。

楊雅婷卻發現，老爺爺的孫女在外地念書，因為怕被人取笑迷信，不願意接受繫腕儀式。老爺爺對於後輩不想學習克倫文化也無能為力，因為除非大家都待在村子裡，才可能透過日常生活習得這些文化儀俗，但村子沒有工作機會，只能到外地發展。離開村子愈久，遺忘或遺失的也愈多。

前往泰緬邊境的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學生，在學校皆曾修習過質性研究或人類學概論，對於為什麼要尊重不同文化、保護文化的重要性為何，皆能說出一套原由。但是，短短15天的行程，卻挑戰了部分同學原本所相信的價值。

楊雅婷前往泰緬邊境之前，一直秉持相對主義視角思考文化保存與追求發展的爭論。「我總覺得外人去一個和我不屬於相同文化的地方搞發展，只是破壞當地文化。但是，在克雷其村聽了這麼多故事後，我發現，我們不能用已開發國家的角度評斷文化與發展的衝突問題，因為我們經歷了發展歷程，享受發展果實後，開始覺得文化保存很重要。但如果低度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還沒有享受發展果實，他們熱切地想跟外界接觸，但我們抓著保存文化這件事不放，是不是等於犧牲他們的權益？」

另名學生郭佳欣更單刀直入，「我們現在的文化，跟幾百年前不同，我們也是跟著時代在走，既然如此，又有什麼資格要求別人為了保存文化，放棄追求發展？所以，保存文化之前，可能要先填飽肚子，才能進一步思考自己是誰、自己的文化是什麼。」

不同於「看似臨陣倒戈」的二位同學，司庭瑜認為，「保存文化與追求發展這個看起來似乎無解的問題，不一定非得要二選一。」的確，針對保存文化和追求發展這兩個看起來對立的選擇，薩南便認為，「這是一個平衡的過程。我們要保有自己的傳統與認同，也要開放自己去接觸、認識外界。」

當然，的確有些文化或價值不適合現代社會，薩南說，「所謂的文化，應該是我們面對生活環境時的種種反應與行動。有些文化沒辦法回應時代變遷與需求，我們就必須分析，這個文化是否還可以延續？或著，需要某種轉變？」與撒南相似，瓦惕強調，「克倫人的文化，應該要能替克倫族服務，讓克倫族應付當代的社會變遷。」如果沒辦法應付當代社會、不能替族人服務，「就將它留在博物館吧。」

如果保存文化代表向後看，追求發展象徵往前走，撒南和瓦惕的看法，都不是二選一，而是向前走的同時，也回頭看看克倫先祖曾留下的足跡，並檢視這些足跡是否真的可以帶領族人邁向未來。

在泰緬邊境瘧疾防治NGO工作的惕（Tip Ruchaitrakul）甚至表示，當代克倫人要往前看，不要一直往後看，「這是科技時代，能夠應付這個時代的，才有意義。我的女兒不會說克倫語，我從不覺得可惜。就算有一天各民族的文化都融合成一個，克倫族文化都成為博物館中的展覽品，也無妨。每一個人都是好人，不會傷害他人，才是重點。」對他來說，保存文化與追求發展，也不是二擇一，而是只有向前走這個選項。惕是TBCAF共同創辦人，也是美索地區少數曾經出國留學的克倫族領袖之一。

儘管老一輩領袖們對於「往前走、向後看」的糾結關係沒有定論，年輕人卻有自己的看法。在克雷其村的第三晚，吃完晚餐後，我和攝影吳逸驊、TBCAF另一位計畫專員蘇参（Suksan Thasanalawad）坐在村長家的爐灶旁閒聊時，蘇参有感而發，希望能儘早開始記錄這些面臨現代化衝擊而隨時可能從日常生活淡出的文化傳統，但「因為缺乏經費，也不知道如何系統地記錄並編寫成冊，以致這個想法始終只是想法。」

「紀錄」，正是賴樹盛覺得可以做的事情，也是促成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順利成行的原因。只是，我們的田野踏查只有短短15天，學生們的行動，均依照TBCAF所協助安排的行程進行，每個地方都僅待短暫時間就離開，加上語言障礙，如何能最大程度地理解克倫族人的發展困境，以提供可能的服務？這些疑惑，直到學生返回台灣前，仍存在於她們心中。鄧皓勻就表示，「我們沒有TBCAF提供協助，根本完成不了這些調查，我們根本就是需要被服務的對象。」郭佳欣甚至覺得，「我們可能只是比較用功的觀光團。」

其實，這就是賴樹盛和我希望透過活動帶給學生的反思。如同賴樹盛所說，「透過文化踏查與紀錄，學生實踐課堂所學的文化互動相關知識，藉此了解NGO發展計畫，建立援助發展的概念。所有的援助發展工作，都是不斷學習的過程。唯有回歸學習者的角色，發現自己的足與不足，助人才能達成。」

我們不希望學生們經過一段跨文化田野洗禮後，「無法免俗地」帶著「傳愛XX」、「愛在XX」的輕薄短小感動返回台灣。更重要的是，避免過度看重自己的付出，而忘記所謂的「付出」其實是在當地組織協助下才能完成的行動。

行程最後一天，志工團成員必須在TBCAF眾理事面前，針對保存文化與追求發展如何取捨的問題，報告自己的紀錄、觀察與反思。雖然，如同瓦惕所言，學生們所踏查出來的克倫口傳文化以及克倫族所面對的困境，大多是當地人早已知曉的故事。但是，前往美索之前，只聽過關於泰緬邊境簡單介紹的學生們，在報告中所提「拿回政治權力，才能改變」的看法，點出邊境地區少數民族長年被排除在決策過程的歷史事實，讓薩南不住地點頭。

學生返回台灣後，我單獨前往帕爹拜訪瓦惕，和他把酒言歡話當年。酒酣耳熱之際，他更表示，「學生的觀點和行動，對我們是很大的鼓勵。原來我們的日常生活，這麼有意義。」的確，克倫族人的口傳文化、生活型態與困境等，其重要性，因為習以為常而不自覺地被忽略。透過「他者眼光」所進行的田野踏查和反思，可以刺激自身，並重新定位自己。

本身為泰國新二代的蔡易珊，從田野踏查中發現，援助發展工作的複雜與困難超乎想像。因此，在短暫的活動當下，記錄是最好的行動：將所聽、所看、所感受、所學到的一切記錄下來，帶回台灣，讓更多人知道泰緬邊境的故事。

透過回歸學習者的角色，希望我們與全球在地公益行動協會和TBCAF共同行動，在邊境克倫族人追求發展與保存文化的崎嶇道路上，伴其走這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