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晚間，當全球正為美國大選結果即將揭曉而緊張，印度總理莫迪（Narenda Modi）突然在電視上宣布，全國面額最大的500及1,000元鈔票將於數小時後的11月9日起全面作廢，理由是「打擊貪污、黑金、偽鈔及反恐」。民眾必須在今年底前到銀行或郵局兌換新鈔，換鈔時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確實登記個人資料、申報現金來源，一次最多限換4,000元。為了備鈔，銀行將有一天不營業，提款機亦將停止運作2天；在過渡期間，火車站、公立醫院、加油站、藥局和賣牛奶的商店尚可接受民眾以舊鈔付帳。

11月9日，不到24小時，高幣額鈔票已經變成廢紙，新的鈔票還沒出現。幸運握有幾張100的人，大方地請朋友喝杯10元的茶，邊喝邊苦笑著說，「過兩天恐怕就請不起了。」5張100元的鈔票可以在黑市賣到540元，甚至可以用4張100換到500元，貨幣上的數字開始與現實脫軌，整個印度的基層社會都搭上了失速列車。

在海德拉巴（Hyderabad），一位農村婦女上吊自殺了。他們家剛剛賣了塊地，好不容易賺得500多萬現金──當然全都是500和1,000元。這名婦女沒受什麼教育，她還來不及搞清楚政府提供了什麼換鈔的措施，就因為實在無法接受家裡財產一夕化為烏有而自殺了。當然，你可以說那是因為這名婦女無知，但事實是，整個印度多的是像她一樣沒有辦法完整接收資訊，或是根本無法理解這些資訊的人。

在比哈（Bihar），一個3歲小女孩被強暴，救護車拒收大面額鈔票，她的父母花了3小時才湊齊足夠數目的百元鈔將女孩送醫。在北方省（Uttar Pradesh）的一個村子裡，一名爸爸急著送病重的8歲女兒去醫院，卻因身上僅有的一張千元鈔在加油站被拒收而延誤了送醫時間，女兒終究沒有搶救回來。

開店、擺攤的生意做不下去，物價開始上漲；賺取日薪的勞工領到以500元為單位的薪水後，卻四處換不到小鈔買飯吃；重症病患因找不開大面額鈔票，而被延誤送醫或被醫院拒收；有民眾遭逢親人往生卻因找不開大鈔買木材或壽衣，而無法順利火化遺體；沒身分證件的弱勢族群不但無法去銀行換錢，還被有心人趁火打劫；民眾排隊排到火氣大，開始吵架打架，德里警察局一天就接了3千多通排解糾紛的報案電話；還有上了年紀的老人在等待領錢的隊伍裡站了太久，體力不勝負荷當場暴斃⋯⋯廢鈔政策上路僅僅7天，全國各地就已傳出33人死亡。

500元與1,000元的貨幣為什麼對印度民間如此重要？我們看些數字就知道：這兩種貨幣的使用佔了印度國內86%的交易活動──也就是說，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將於「廢鈔」政策上路後，進入多數經濟活動因缺乏貨幣而無法交易的失衡狀態。這麼重大的政策，竟只消國家領導人──而且還是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單方面透過電視螢幕對全國發表半小時的講話，就算完成宣布。

莫迪的話音一落，手上沒有500和1,000元鈔以外的貨幣、又正好沒有信用卡或VISA金融卡或其他電子金融管道的人，便在數小時後面臨無錢可用的窘境；日後若想換錢，則至少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有一個銀行帳戶；二、有一張身分證明文件。然事實是，印度約13億人口當中，有超過半數的人沒有銀行帳戶；而在沒有戶政系統的情況下，約有3億人沒有身分證明文件；更別說印度全國只有10%的人有電子錢包，2%的人有信用卡。

消息公布後輿論氣氛詭譎，大多數第一時間就接收到訊息的人，大部份是家裡有電視、有網路的城市中產階級，他們的立即反應是擔心自己的鈔票變廢紙，各地的提款機和加油站於是旋即在深夜被擠爆；而另一群人──大部份是不太需要擔心未來換不到錢，或是手上有電子貨幣可以使用的中、上階層民眾，又或是旅居海外的印度公民──則是在網路上拍手叫好，大讚莫迪打貪英明有魄力；也有一群人──包括目前人在印度的外國人──無法馬上採取任何行動換錢，只管急著詢問換鈔資訊，抱怨突然公佈的政策對民眾造成不便。

旅印的我們經驗到的則是另一種魔幻的網路效應：8日晚間，當身邊的印度朋友都還渾然未覺，我們就已率先在臉書上接收到來自印度神尤遊印度粉絲頁的消息：「剛剛印度發生大事啦！印度總理莫迪今天晚上發表演講的時候突然宣布印度的500盧比和1,000盧比鈔票從今晚開始作廢！」

粉絲頁寫道：「莫迪之前一直呼籲大家誠實申報政府就不處罰也不問來源也為其保密只要直接扣個45%的稅和罰款，但是根本沒有人鳥他，所以莫迪大爺就生氣了！！！如果不把錢交出來那哥ger我就把它變成廢紙」。

發怒總理宣布把鈔票變廢紙的消息傳得極快，一時間，「94狂」聲四起，網友紛紛讚「神」讚「絕」，為莫迪政府「超高效率」、「有膽量」的「奇招」和「閃電戰」叫好。粉絲頁文章轉貼數一下就衝破5,000，按讚數也很快破萬。

10日，《報導者》刊登了印度尤撰寫的專業報導〈逼有錢人拿黑錢換新鈔，印度總理莫迪下猛藥抓貪腐〉一文，「倒數4小時，紙鈔變廢紙」成為這起印度廢鈔事件傳閱最廣、點閱率最高的中文報導。有別於一般外電新聞，該報導融合現場觀察、採訪與記者心情，帶領讀者想像莫迪總理打擊黑金有勇有謀的魄力、深夜提款的奇景、黑金持有人無所遁逃的緊張與黑金曝光銷毀的過癮。

身在印度的我們，身邊的朋友驚慌失措、街上的蕭條使人憶想起921大震後的南投街景，再看看台灣網友的讚聲不斷，真恍如身處兩個平行世界。

對於許多印度基層工人而言，即使只是1,000塊錢的損失都可能讓他們活不下去；更別提那些在印度根深柢固的父權體制裡求生存，瞞著丈夫存私房錢的、沒有自己的銀行帳戶的女性，她們僅存的經濟能動性可能因此一瞬間完全喪失。莫迪的「狂」，是建立在這些每天靠著勞力在賺取微薄工資、畢生存款都是現金的底層百姓的苦痛之上，甚至讓一部分的人喪失性命，這份「狂」，無疑帶著濃重的血腥味。

印度各地開始傳出廢鈔政策對庶民生活造成衝擊的消息後，中文媒體報導的方向很快地從「超狂總理」變成「慘事頻傳」。從「好狂」到「好慘」，媒體似乎已完成了「平衡」的任務；讀者則驚覺，原來印度的換鈔事件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沒想到換鈔政策竟然造成這麼大的副作用」、「狂政策沒有好配套，受苦的終究是無辜百姓」、「有魄力的改革看來免不了負面衝擊」，網友如此評論。

而這件事情自然不只是「好狂」或「好慘」這麼簡單，也不是政策沒有一次到位，配套措施不足的問題──我們必須質問，這個對於人民生活影響甚鉅的政策大動作，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代表低種姓選民的平民社會黨（Bahujan Samaj Party; BSP）黨主席瑪雅瓦蒂(Mayawati)，是出身賤民階級（Dalit）的重要政治領袖，她厲聲抨擊這次的廢幣措施是場「金融戒嚴（Financial Emergency）」。她的發言喚起印度1975～1977年戒嚴的記憶，當年的戒嚴懸置了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也暫停了民主的選舉。金融戒嚴聽起來雖然像是政治修辭，但評論者也指出，莫迪的廢鈔措施確實涉及違憲：一日一人只能提款4,000、一週最多1萬的規定，已經侵犯人民取用財產的權利；而要求人民出示登記身份，也是侵權的行為。德里的兩位律師已經向最高法院提出訴訟，主張此舉侵害人民「生活的權利（right to life）」與「交易的權利（right to trade）」，希望最高法院可以暫緩執行來解除當前大眾的痛苦。

評論者指出，這個措施對於印度廣大的貧窮人口而言，根本不是一時「不方便」的問題，而是對於基本生活福祉的重大衝擊。根據官方統計，印度全國有約8成的勞工在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工作，其中半數以現金領薪、5人當中有1人是以現金領取日薪或是週薪。幾日無法拿到工資，任何一點小意外、疾病、無預期的開支，都可以讓這些工人掉到貧窮線之下。在印度鄉村地區，去銀行兌換與開戶並非如此簡單可及，據統計，印度全國有63萬8千596個村莊、銀行分行卻只有5,042間，這表示平均每12.66個村莊才有一間銀行；除此之外，廢鈔措施也癱瘓了大量底層民眾所依賴的小型、微型的私人貸款機制。這些影響事前皆可以預見；甚至連莫迪自己都形容，印度人民當前正因廢鈔政策的實施，而經歷著幾可比擬日本民眾在311地震後的痛苦。一個國家領導人片面決定採取全面打擊人民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政策，是匪夷所思的。

帶領小老百姓黨（Aam admi Party, AAP）以反貪運動起家進入政治的德里市長柯基瓦（Arvind Kejriwal）則質疑莫迪整個查黑金的邏輯。他指出，所謂「黑錢」很容易流入地產或轉為外幣，莫迪政府為什麼不去查在瑞士與巴拿馬那些早在名單中的帳戶，卻反而來造成小老百姓的痛苦？德里的市場蕭條關閉，銀行門前排滿了打工階級──柯基瓦因此質疑莫迪是在進行一種更大的貪腐。如同先前所提，印度全國有7成以上人口沒有銀行帳戶，官方統計亦顯示全國尚有約25%的人口不識字；而在沒有戶政系統的情況下，印度全國約有3億人沒有身分證明文件，進入城市的打工階級失卻了鄉村地區的社會網絡，恐怕連能證明自己是個存在的「人」都有困難，要到銀行開戶豈是件容易的事情？

而對於眼前的廢鈔政策，也已有媒體指出，金融科技公司才是這場災難的最大贏家。即便是科技媒體中性的陳述，恐怕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相。廢鈔隔日，印度最大的電子錢包公司Paytm即以頭版全版廣告刊出整幅莫迪照片，寫下「恭賀可敬的總理莫迪先生做了全印度獨立以來金融史上最勇敢的決定！」廣告中的莫迪說：「現在不用ATM，來用paytm!」

經濟學家帕納克（Praphat Patnaik）首先指出這個廢鈔方案是「愚蠢而反人民」的，當中整個「黑金」的概念都荒謬無比──「黑金」是流通中以非法方式獲得利潤的錢，而非囤積在家中的錢。帕納克更在一個訪談中指出，當前市面上現金的缺乏恐將造成物價上漲，也恐將製造更多現金商品的黑市、更多非法的活動。也已出現以29萬新鈔行賄官員的事件。

印度研究黑金的權威，經濟學家庫瑪（Arun Kumar）也在專訪中明言：「這很猛，但用錯了理由（This is tough, but done for the wrong reasons. ）。」廢鈔無法抑制通膨，更無法解決黑金問題；藏在枕頭與行李箱裡的黑金只是過時的想像，操作上流社會的幻想來打造無現金數字化社會（cashless society），才是莫迪政府此舉不感羞赧的陽謀。帕納克提到，1978年，當時執政並領導全國反貪腐運動的大眾黨（Janata Dal）也曾廢止1,000、5,000與1萬等3種鈔票，不過這3種鈔票在當時的印度相當稀有，即使對一名收入穩定的大學教授而言都難得一見，更別提廣大的農民與窮人。當年的廢鈔因此未對一般人民的生活帶來直接的衝擊，只是最終也並無達到明顯掃除黑金的效果。

政治學者尼甘姆（Aditya Nigam）批評，莫迪的廢鈔政策是在消滅印度的非正式經濟部門。非正式部門的社會保護作用早已為許多專家學者所肯定；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非正式經濟維持了許多人基本上合理與像樣的生計──也正是這個經濟部門，使得印度人民安然度過幾次金融危機。如今，只要是沒有在銀行裡進入資本市場流通獲取利潤的錢，都被當成了「黑錢」，人人急著把家中的積蓄存入銀行，而國家銀行則正準備將這些錢用來抵銷資本集團借款到海外投資失敗所造成的鉅額壞帳！

以「金融吸納（financial inclusion）」將財富吸進正式經濟與資本市場是新自由主義議程的一部份，國大黨聯盟執政期間即曾大力推動。當時的邏輯是增加誘因，與企業合作，透過行動通訊的高擁有率來推動的「單一身分證」（Aadhar Card）計畫便是一例。然而直接透過國家暴力，宣布金融戒嚴製造緊急狀態來達成目的，卻是莫迪政府的創新之舉。

面對政治對手或各界對廢鈔政策的批評，莫迪政府一概將之抹黑為「身涉貪腐」與「支持恐怖主義」。如帕納克一文最終則指出，這種「緊急措施（emergency measure）」只是莫迪政府許許多多政策措施的其中一環，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啟動一種沒有真正宣布的「戒嚴（Emergency）」。

回頭來看，此次閃電宣布廢鈔的總理莫迪向來擅以民粹語言煽動宗教族群衝突，進而從中獲取政治與經濟利益。他所屬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簡稱BJP）在80、90年代即是以操作印度教社群認同與暴力衝突快速崛起，看來是原教旨主義的政黨，卻在90年代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推手。莫迪2002年在古吉拉省（Gujarat）擔任省長期間曾密謀發動宗教衝突，造成千人死亡、15萬人流離失所。2014年總理選舉期間，他以古吉拉省檯面上漂亮的經濟發展數字作為印度跨國招商的模範，以史無前例可與美國大選相較的競選經費，要大家忘記2002年的陰謀暴力與傷痕。莫迪打著「發展」的旗號，要全國老百姓相信他的執政團隊可以讓印度大多數的人口脫離貧窮──發展，一直是莫迪萬夫莫敵的硬道理。

對於印度的進步知識份子而言，莫迪2014年的當選恐怕比川普還要令人沮喪。他上任執政之後，一意孤行打擊學術與言論自由、直接伸手進中央的大學構陷與迫害異議份子的作風，確實使許多人想起印度1970年代的戒嚴時期。

今年2月，警方進入以自由學風著稱的尼赫魯大學（Jawahalal Nehru University, JNU），以「煽動叛亂」（Sedition）罪名逮捕甫當選的學生會會長。警方堅稱握有該生在一場活動中帶領同學呼喊「反國家」「口號」的證據。儘管該證據事後被揭發是由右翼電視台所提供、經粗糙手法剪接變造的偽證，根本是樁烏龍，最高法院也早有判決表示僅是呼喊口號並不構成煽動叛亂罪，莫迪卻依然以強人姿態高分貝宣示打擊校園內反國家份子的決心，要求各大學在校園升起國旗象徵「團結與整合」，並堅稱負面聲浪皆是NGO的陰謀，誓言打擊NGO與「外力」。

當時，社會被國家動員起來，學生出庭遭右翼律師圍毆、教授演講被砸場的意外頻傳，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尼赫魯大學師生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紐約時報一度以〈印度鎮壓異議者〉為題批評莫迪政府根本不懂「在民主國家中，提出異議是基本人權，不是犯罪」，明指莫迪政府「威脅民主」的作法「才是最嚴重的『反國家』的行為。」這起事件使許多人想起了70年代的戒嚴，而2016的情景像是升級後的2.0版，有學者就指出：「當年進入戒嚴的政權也將異議者標籤為反國家份子，然當初這些指控並沒有公共影響力。」而如今「國家無上的權力有了印度教民族主義毒辣的語言與暴徒的加持，這樣一種反智與暴虐的民族主義計畫的目的在於⋯⋯『把所有人變成叛國者』」。

上（10）月中，尼赫魯大學一名穆斯林學生在宿舍裡跟幾名印度人民黨學生組織成員因政治意見相左而起衝突。在被痛打一頓之後的隔天，這名學生就如同人間蒸發一般離奇失蹤，至今已經月餘。幾週後，莫迪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之名對新德里電視台（NDTV）發布一日禁播令，作為該電視台對今年初一起軍事基地攻擊案「報導不當」的懲罰，被外界視為其意圖控制媒體言論自由的前奏；此外日前更有數名地方社運人士、律師、記者與大學教授被印度警方誣陷謀殺。

莫迪政府對政治異議者的打壓使人恐懼；除此之外，其更不斷透過動員印度教沙文主義與印度民族主義來回應治理的危機。莫迪上任後，報上時常可見針對賤民階級所發動的暴行、印度教徒對於穆斯林少數的敵意也持續被挑起，如2015年底就曾傳出德里近郊的一個農村，兩百多名憤怒的村民衝進一戶穆斯林人家，把一名50歲的穆斯林信徒活活打死，只因據傳有人看見這戶人家吃牛肉。莫迪政府民粹的政治話語使國內少數與弱勢族群深感不安，擔心自己隨時可能成為政府失能的代罪羔羊──同樣毛骨悚然的是，這次新發行的2,000元新鈔甚至印上了梵文數字，成為莫迪強化印度教認同的工具。

而在去年差不多這個時候，莫迪政府正以不滿鄰國尼泊爾新頒布的憲法為由，封鎖兩國邊界長達5個多月。地處內陸的尼泊爾在經濟上對印度高度依賴，燃油、天然氣與大多數日常生活用品都從印度進口，邊界一封鎖，甫從強震中復原的尼泊爾便陷入資源匱乏的危機。當時，工廠、餐廳和大部份店家都因燃油和原物料不足而被迫暫時關門，醫院裡藥品、氧氣瓶短缺，病人的情況日益危急；觀光業是尼泊爾在強震後重建的重要資金來源，彼時也因印度封鎖邊境大受衝擊。根據聯合國統計，粗估有300萬個5歲以下的尼泊爾幼童因印度的邊境封鎖而面臨死亡或疾病的威脅，同時還有好幾百萬個孩子沒辦法正常上學。

今年一整年，莫迪政府更是不斷以戰爭的修辭，挑動印度、巴基斯坦邊境的緊張關係。處於印巴邊境、一直飽受領土爭議之苦的喀什米爾省（Kashmir）情況尤其糟糕，印度政府不時以反恐為由中斷網路與電信服務、禁播當地新聞台，軍警在《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 AFSPA）縱容下動輒以「打擊恐怖份子之名」毆打、濫殺百姓，當地民眾被迫習慣在槍響聲中過生活。今年7月份，喀什米爾緊張情勢升高，短短兩週內就傳出至少50人在軍民衝突中死亡、逾3千人受傷。

物價上漲的痛苦沒有解除、經濟發展的成績尚值得商榷，莫迪政府卻一直以製造類「緊急狀態」的方式，來鞏固國家團結，要求人民支持。

以上這些令人沮喪的在地壞消息，向來不是中文主流新聞媒體有興趣的「國際視野」，但對旅居印度多年的我們來說，卻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國內新聞」。而莫迪政府也挹注大量資源在媒體上打造形象，對於此次廢鈔措施，新加坡媒體將其比喻成「印度的李光耀」，《紐約時報》與BBC則是採保留或批判的態度。

「印度尤」透過臉書粉絲頁帶給台灣讀者的，是一種令人耳目一新，既國際又在地，融合時事、生活、旅遊與個人風格的「生活的印度」。「神尤印度」的詼諧逗趣，確實使人暫時忘卻生活的苦惱，我們也常跟著神遊，哈哈大笑。《報導者》在新時代新媒體的路上，搭上了「印度尤」的生活列車，的確在這起「大事」中，迅速地帶給讀者專業且有別於以往的新聞體驗。正是由於《報導者》在報導這起事件上報導的速度與嘗新，我們想在此提出另一種「生活在印度」的「在地視角」的批評：

從旅印台灣人的在地視角切入這起事件，我們想問，《報導者》以如此快速的方式，毫不猶豫地以掃盪黑金的角度，報導這起使印度人民受害極深而社會效益不明的政治災難，是否是一次失速的漏接？

在亞洲，以「反貪腐」之名進行的更大型的貪腐與政治鬥爭事件層出不窮，經歷過各種金融改革以及貪腐總統的慘痛教訓，對領導人由上而下的「魄力展現」抱持懷疑的態度，早已是多數台灣人都有的政治常識。另一方面，所謂的「黑錢」，其實也就是在國家認可的正式金融機構帳目外的金錢，就像被貼上「違建」的自力住宅，是發展中國家新興中產階級最想擺脫的落後標記，但也是老百姓賴以維生的支柱，不是可恥的落後，而是生活的必需。在台灣的我們也向來清楚，有權有錢的階級總會對社會底層強加不公平的汙名，所以我們總以各種方式讓底層真實的生活被社會看見，阻擋強加在弱者身上的象徵的與實質上的暴力，《報導者》不也用心報導了三鶯、溪州部落的重建的漫漫長路？

當印度尤報導提到被廢止的貨幣佔了所有流通貨幣價值的86%，而做出「足以看出莫迪政府是具有針對性的策劃這場黑金行動」這樣的推論，《報導者》編輯台難道不曾有一刻懷疑這是一場寧可錯殺一萬、全無「針對性」可言的舉措？而當文章提到「莫迪所屬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正積極運作北方邦（Uttar Pradesh）與旁遮普邦（Panjab）兩大邦的選舉」，編輯台難道真的相信，此刻換鈔的政治目的只有「具有一定的吸票功能，同時也能打擊選舉中常見的黑金與賄選」這麼單純？難道不也如我們一樣，隱約擔憂潛在的政治惡鬥？

我們知道新媒體與舊媒體不同之處，在於媒體與記者／寫手的非僱用夥伴關係，以及寫作風格的多元與新穎；我們也注意到，如今網路作為一個新興媒介，新媒體的特色已經不同於過往獨立媒體的想像。從前，獨立媒體是主流媒體無法或不願意接受的基層視角，得以容身與發聲的平台。而今，新聞時常由臉書帶動，任何一則貼文都可能成為明日的焦點，個人粉絲頁觸及到的讀者數往往比正式媒體還多──這使得新媒體的潛在影響力，與隨之而來的挑戰與責任，都不同於從前的獨立媒體。

我們今天不是批評《報導者》的報導不夠深入全面，我們很清楚「深度報導」或「調查報導」都需要資源與人力，而印度的確是個複雜的地方。《報導者》在處理國內本土議題時並不求快，而求在地且深入；那麼，面對發生在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重大事件時，《報導者》秉持的立場與觀點會是什麼呢？

這次所刊登的這一篇報導不同於傳統報導，文章裡生動的生活剪影、記者身處現場的感受與判斷，都為讀者帶來遙遠國度發生大事的臨場感，促進了讀者閱讀的胃口與興趣，值得肯定。然而，就是因為這一次快速而成功的出擊，使我們想對《報導者》提出可能已經過時的提問：在資源流動與資訊片段的新世界裡，關鍵時間抓起、理出「真相」的線頭的，難道不永遠就是那種「選擇老派」的精神？

新的網路空間裡充滿多元的、改變世界的可能，卻也充滿著大眾潛在的暴力──就像是印度這個複雜的國度。如何掌握它？我們願意重提「致報導者們」裡那一句動人的話：「老派之必要，笨重之必要，在輕盈的翅膀上，我們選擇負重，飛慢一點，貼近地面飛低一點。」

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