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積極推動強化早期療育服務，這無疑是立意良善且正面的政策，但是在做法上卻可能帶來一些必須謹慎檢討的負面效應。

日前甫來台進行訪學的賓州大學社會醫學教授羅伯特．阿羅諾維茨（Robert Aronowitz）即在其著作《風險醫療》（Risky Medicine: Our Quest to Cure Fear and Uncertainty，暫譯）中，提及當代醫學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過度反應」，由於社會無法容忍某些尚未清晰的健康標準，反而對醫療產生過度依賴。

事實上，這樣的現象存在於當今許多疾病的治理策略，不但加深了民眾對疾病的焦慮，也存在著衝擊醫療體系的隱憂。而這樣的提醒，剛好也反映在日前因立委助理不滿醫院服務而引發爭議背後的早期療育政策。

立委助理逞官威要求醫院與官員即刻到場解釋固然令人不齒，但以「量」與「速度」取勝的保健政策也著實需要重新評估。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全面針對未滿7歲兒童新增6次兒童發展篩檢服務；這其中固然有其美意，旨在提升國家對發展遲緩幼兒服務的動力。然而，國健署在執行層面上，卻將評估量與速度當成必要指標，一旦評估量與速度未達標，則必須向機構追扣一定比例的基本呈作費。以新竹市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重點中心為例，國健署要求服務量必須達到每年1,000件，初評個案必須在30天內完成，複評時限則為45天。只是，以數字作為健康治理的指標，在現實上反而可能錯置本於服務弱勢的政策美意。

現在的兒童發展疑似異常轉介流程，最前端主要是從幼教單位透過發展篩檢或是家庭自發至醫療院所進行，並依照篩檢結果通報與轉介至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這樣的流程表面上是合理的，但是在當今台灣社會普遍過度依賴大醫院的文化，加上績效主義的健康治理邏輯，便可能導致評估量能的失衡。目前兒童健康手冊上明訂國家提供6次發展篩檢，而民間普遍存在大醫院比較專業的心態，這使得民眾就醫大多往大型醫院集中。結果就有可能是，大醫院必須吃下多數的評估量，但始終仍做不夠，也做不好。

目前國健署補助機構設置早療聯合評估中心，從去年（2024）補助全國85家機構增至今年的88家。在這些機構中，又依地理分區擴大補助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重點中心，從去年10家增加到今年的17家。所謂的重點中心，除了提供一般療癒的服務，還需要辦理培訓督導，同時也需要具備更完整的專業人員配置，並且需要完成更多的服務量。即使評估機構持續增加，基本上仍是聚焦在中大型的醫院，並且將評估量當作是核心指標；這樣一來，在計畫施作上就必然會以「衝量」為導向，也壓縮了提供其他多元服務的空間。

這種以量取勝的作業過程中，難免出現轉介年齡過早，發展問題單純卻需多重人力的介入，以及機構重複評估的問題。再加上集中式的補助發展政策，也使得早療朝向過度機構化，失去了讓評估篩檢機制留存於社區之中的可能性。這樣的做法不但有違分級醫療的精神，也使得資源集中區域的機構即使再增加人力仍無法應付過剩的評估需求，而偏遠地區則苦無資源挹注。

資源往機構集中的下一步，便是階級化的效應。由於醫療機構的可近性是不均等的，具有資本的家庭與資源匱乏的弱勢者在同一政策下所受惠的程度本身就會更加不平等。而「發展」的意義在不同階級中的想像也是不一樣的，社會頂端的家庭充滿著小孩「不能輸」的焦慮，底層的家長們則承受被指認為「不適任」照顧者的汙名。早療黃金療癒期的概念，在醫療、政策與媒體的建構下成為一種被過度強調的風險，並且在以量取勝、集中發展的政策下，反而導致資源排擠的效應。理論上，當發現有早療需求的個案時，必須要有更多的治療服務，但因為評估人員疲於奔命，已無力將這些資源補上。

醫療人員的臨床服務吃力不討好，一方面必須迎合政策數字治理的要求，又必須應付三不五時的衛政督考與評鑑。這些肺腑之言，不光只是著眼於醫療人員的勞動條件，更是對資源分配不均、階級化效應的擔憂。

此外，對真正需要資源的偏鄉來說，有更多社會文化的議題需要更多跨領域研究與服務的資源投入，但這些問題在追求績效的現實下根本無人聞問。綜上所述，誠心呼籲國家醫療保健政策必須洞見政策所導致的負面效應。本人呼籲取消以評估量為制約條件的早療評估政策，例如增列下修評估量的條件，制定因地制宜的合理評估量，並將部分資源投入跨文化服務的研議，並且強化社區中的篩檢與服務能力，以平衡整體服務的量與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