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只是老調重彈，但在網路媒體上看見你的新聞，仍然倒抽了一口涼氣。

就讓我開門見山吧。自殺不是個新鮮的話題，但消息的傳出在有些地方很快，有些地方總是慢半拍。官方媒體不會搶先披露，原因當然包括為了尊重逝者的家人。但你我都知道，在你所生長的島上，死亡的話題一直以來都是禁忌。但我這次想單刀直入、無所顧忌地談。

離開新加坡也已有半年餘，偶爾還能從朋友們的臉書（Facebook）上知道一些島上的消息。冬天颳起冷冽的季候風時，我還會懷念那永遠艷陽高照的雲南園、有時會拂進辦公室裡的和煦海風。臉友們小小的嗔怪和牢騷是這座城邦島嶼的日常，14歲少男林俊輝的死亡是其中一則，但對此時的我卻如此怵目驚心。

從網路媒體上的消息、林俊輝父親寫的公開信、家人架設的追思網站，一直到等待已久的政府回應，這一個多月的時間以來，林俊輝的死本來看似無足輕重。

未成年人之死，引發的同情和哲學辯論總是多些。被歸類為「非自然死亡」的種種不幸，除了留給家屬一點時間和空間，更需要詳實的調查，也因此學校、警方和官員緩慢而謹慎的回應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重重的疑點和擴及的龐雜議題，卻讓你的悲劇在一天之內成了眾人之事。

本來可能只是個船過無痕的事件。年輕的你被控在放學後尾隨一位更年輕的女孩進入一棟公寓電梯，對她上下其手，被控非禮。在這個凡事依法行事的社會，如果你的罪成，可能發展的方向便是訊問、檢控、保釋、聆審、宣判、輔導。然而你在保釋那天激烈的尋短，到政府公開回應，已經超過一個多月。種種疑點讓電子媒體和網民不堪等待，開始拼命揣測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錯，讓一個還充滿延展性的生命嘎然止於一個讓人無法參透的瞬間，十四歲半，中三（編按：九年級）。

我在想，如果還留在新加坡，而你一路升學，課業如果表現得不錯，搞不好再過兩、三年，你就有機會到大學的開放日看看，那時你便可能在我照顧的攤位上遇見我。再不然，如果你在高中的學業表現出色，甚至有機會參加給中學生的研究計畫，你就有機會體驗什麼叫做大學，做研究是什麼樣子。當然我也深知，這樣的機緣是少之又少的。因為在新加坡，許多好的機會多是留給明星學校、好班級裡的出色學生。而你只是一位和大部分孩子一樣，在教育體系為你設計好的框框裡循規蹈矩，一格一格前進的少年。

根據你父親在網路媒體上的投書，那天，有5位警察到你學校裡盤查，隨後把你帶到宏茂橋的警局訊問，調查一個11歲女孩遭到非禮的案件。警察在前一天的閉路電視裡看到你和這位女孩的身影。你父親說，那天早上你的母親接到警察的電話，說你將被帶到警局協助案件的調查，當你母親和姐姐趕到學校想要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時，你人已經在警局裡了。你母親再度接到通知時，已經是警局通知保釋。而從盤查、訊問到保釋，你來不及吃完一餐，手上還拿著一只冰冷的包子。於是回家後，你媽媽做了一頓飯，讓你填飽餓壞了的肚子。你父親又說，下午老師再度致電，通知你被禁止參加2天後的校外教學的活動。而當你母親想再和你講話，你早已經從反鎖的房間窗外一躍而下。

你母親回想起她在過程中曾問你，如果沒做這事，為什麼還要承認？你說：「他們說我有罪，那我就有罪囉！」

教育部和內政單位對你遭遇的不幸三緘其口。直到一個多月後，內政兼律政部長才發表了正式聲明，並駁斥了網路媒體上的報導和你父親的說法（編按：新加坡該網路媒體3/2回應部長聲明）。憤怒的網民覺得警方在調查過程中，對於未成年嫌疑人的保護不周，沒有大人的陪同，也沒讓孩子有自清的機會。他們甚至認為警方在訊問的過程當中恐嚇孩子，脅迫孩子認罪。政府則反駁網民們的質疑，也澄清被批評的程序瑕疵。他們說，保密閉路電視影像是為了保護和尊重死者的家屬；網路媒體的報導除了來源錯誤之外，更是有計畫性的指控。

疑雲裡頭孰是孰非，只能岸邊觀火的我毫無證據也沒有立場能說三道四。但我狐疑的是，就算你當時有機會證明清白，或是相反地，假使最後你因為有罪而必須加入輔導矯正計畫，繼續活著的你所面對的，是否仍是那個如此同情的社會？

我和你大幾歲的兄姊們討論過這個話題。我還在南洋理工大學任教時，在歷史課上，我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出現的，對於人的價值、人的理性判斷的重新檢討開始談，談當時的宗教威權如何軟化對於自殺者的態度；也讓他們在課堂上看了備受爭議的《金門大橋》紀錄片，聆聽那些從橋上墜下的人們自己或家人的生命故事。

在醫學生的人文課堂，我給學生看兩張圖，一張是地鐵站鐵軌上的標語：「生命要珍惜，行為要負責。」一張是我在旅行的他處拍的，同樣也是地鐵站的告示，但上頭是一則邀請，鼓勵在墜落邊緣的旅客撥打電話協談。你南大的兄姊們其實費了好大一番力氣理解兩張圖的不同。後來，我從健康公民權細細講起，讓他們討論作為新加坡的公民在保護生命這件事上面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還有政府可以藉由什麼手段減少傷害生命的行為。

但課堂上再如何細緻的討論，卻不敵自殺企圖在你的國度仍是一條法定罪刑的事實。新加坡刑事法典第三零九條規定，企圖自殺者一旦被定罪，坐牢1年或罰款，定罪之前則是逮捕。去年一整年，雖然只有5宗自殺企圖被定罪，卻有900個人被逮捕到案。這種做法很省便地把「護生」的義務轉嫁給生命的擁有者，卻也同時減少了國家對於自己的公民還能夠做些什麼，使上什麼力的相對責任。

記得3年前剛移居新加坡時，曾經幫一位研究自殺防治的友人到移民與關卡局大樓購買新加坡的死亡統計資料。可惜花一個多小時的舟車勞頓取得的「生死簿」，由於變項過少，難以和其他國家的數據合併比較，因此無用武之地。在熱帶小島上的「非自然死亡」，還是如此高深而神秘。

在新加坡，其實自殺一直都時有所聞，只是在報紙上不容易讀到。殖民時代曾有那麼一說：中國人較其他種族容易自殺。這軼聞不是沒有根據的：下南洋打客工的壯年男性，因為謀生不易而意志消沉是常有之事。然而在新加坡最長的一條河流加冷河（Kallang River）上，與漂流木一同載浮載沉的屍體，卻不見得是灰心喪志的靈魂，他們許多是藉著死，控訴雇主的壓迫和嚴苛。

3年前，拿了金馬獎的電影《爸媽不在家》裡的墜樓場景，直接描繪了金融危機時，住在裕廊區公屋老百姓的心靈圖像。而有人說，自從開設了濱海灣和聖淘沙的賭場，讓星國自殺率一度攀高；這樣的說法雖然沒有統計證據的支持，卻也不是子虛烏有。客居新加坡2年，我一再地遇見那些遊蕩街頭，四處伸手借錢的失魂賭客，都讓人不禁思忖，這是人生命脆弱的問題，還是愈益牢固、讓人喪失自由意志，進而無法在種種難題之間做出選擇的外部結構問題？

我們對於死亡，不論是自然或是非自然，生命結束之前的時刻總是不假聞問。

俊輝，你父親說，那天下午從警局回家時，你的手冰冷無比。這讓許多人開始臆測你所面臨巨大恐懼的根源。但其實，警察在調查的過程中握有多大的權力，程序有多少瑕疵，都還是次要的問題。更加舉足輕重的現實是：在這座島上，被遮蔽在黨國威嚴和法律的恫嚇力之後，還存在著細緻的恐懼操作空間。

你所懼怕的也許就這麼簡單：怕和別的孩子不一樣。而一旦落單，你的人生就再也回不去了。在這座島上，黎民百姓的小節小諒被奉為最值得珍惜的價值，因此你最好別特立獨行。在這座島上，如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佛洛姆所揭示的那樣，奉公守法的人們習慣蜷縮自我，不願碰觸邊界，好讓世界也因此不具任何的威脅性。在這座島上，人們機械化地順從眾數，讓自己淹沒在國家話語之中，藉此克服與眾不同所伴隨的孤獨與無力感。在這座島上，資訊不曾公開透明，真理從來無法成為無力者能夠自擁的盾牌；冰冷的法律當前，無力者更為疲弱。

於是你的縱身一躍，是無地自容也好，是明志也罷，終究是最省事卻也無以挽回的遁逃。和許多悲劇的主角一樣，你最終被化約為簡單粗糙的統計數字，或經過高超的殮房技術重新修補的臉孔，兩樣都不是真實的自己。

前不久，我才在網路上看了一支新加坡教育部做的宣傳影片。場景調度專業的影片中，一張張懵懂的臉龐，一再問著：「為什麼？」而結尾則是一位優雅的老師，在黑板上把失敗二字劃上了大叉，然後問學生說：「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失敗變為成功？」我也看了好多在臉書上分享著這支影片的朋友們，紛紛留言說這影片多麼讓人感動云云。但我所焦慮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容許人生中的一些挫敗、一些自新的機會、一些規定的通融和制度的鬆綁？為什麼我們在孩子犯下最後一個錯誤決定之前，只有頻頻的責難？

你的死亡離我們並不遠。但如果我們只會祈禱希望悲劇不會再發生，那便間接承認了我們不願面對的問題根源，還有貪圖方便的推諉。在許多生命的轉角處，我們需要的是更敏銳而人性的覺察，和承認自己可能在其中無法掌握一切，甚至角色無足輕重，再怎麼做都不夠的認知。

在晴雨未定的小島上，願你的死沉重，沉重得像一根濡濕而無法輕易揚起的鴻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