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春天，丈夫像是又得了重感冒，喘得很厲害，張蓓蓓陪他去醫院檢查。拍完X光片，發現肺部已經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功能，立即將他送進了加護病房。

早上來看病，下午就要插氧氣管，丈夫無法接受，醫生請她來幫忙說服。「我就跟他講：『為什麼不肯插管？你生病了就是要治療啊。』」那時候丈夫已經戴了一個非常緊的面罩，只見他一直搖頭，嘴巴在動，卻聽不出到底在說什麼，「但應該就是說不要。」

因為身體對於呼吸機的排斥，醫師不得不使用鎮定劑讓他進入深度睡眠的狀態。這一睡就是整整52天，直到往生，再未醒來。「也許他能聽到我說的，但無法回答。」夫妻兩人最後的交流，永遠定格在拒絕與勸服插管的那一刻。

在丈夫病重的時候，朋友、子女就已經開始擔心，「如果他走了，妳一個人要怎麼辦？」其實，她自己也無法想像這樣的生活是要怎麼過。

張蓓蓓今年59歲，23歲那年結婚後，夫妻倆一直感情很好。他們總是同進同出，又都喜歡看書、喝咖啡，尤其愛美食。「吃這件事情，對於我和老公來說很重要，聽說哪裡什麼東西好吃，就會一起去。想到他，大部分的記憶都會和美食有關。所以直到現在，我還是沒辦法一個人在外面吃東西。」

20歲從護校畢業、做了幾十年護理師的張蓓蓓，曾經親見數不清的生生死死，但當生離死別即將發生在自己身上時，還是感覺到了很大的不同。「雖然醫療有極限，但家屬都寧願相信可能治得好。當時覺得，就算不能完全恢復，我也可以一直照顧他。」

丈夫一開始接受治療的醫院位於台中，是張蓓蓓退休前工作的地方，但醫師告訴張蓓蓓他們已無計可施。她不甘心，決定轉院去台大。在台大醫院治療了一個多月仍然沒有起色，醫師問她是否需要嘗試其他治療方案？丈夫當時的樣子已經是「想得到的管子，他身上都有」，還有敗血等併發症。

「我實在沒有辦法為他的生命做決定，就請醫師想辦法把我老公喚醒，他們也試了，但沒有成功。」

最後，她突然想起，丈夫曾經說過，如果自己倒下來，不要救，又看到他這樣痛苦，於是決定拔管。那是2015年6月。

辦完後事回到家中，三個子女說要留在台中陪她。但張蓓蓓說，「不管你們陪多久，我總要一個人生活，還不如早點習慣。」終於說服了他們回外地上班。但之後的日子變得昏天暗地。「我沒有辦法出門，也沒有辦法下廚，因為一進廚房就會想起以前煮好吃的給老公吃，」只能從超商搬了很多泡麵和麥片回家，整整吃了3個月，「吃到泡麵都沒有味道了。」

丈夫的遺像依然放在客廳正中，坐在沙發上就可以看到，除此之外房間裡還有很多他的照片，所有丈夫生前的東西，也都沒有刻意收起來，「但我不會因為看到他的照片而難過，反而感到安心。」後來的日子，張蓓蓓似乎走出了最悲痛的狀態。

然後，她去了台中殯儀館當志工，做引導工作。雖然並不會見到遺體，但還是有人擔心，「妳的心情還沒有完全調適好，萬一看到一張遺像，長得很像妳先生，怎麼辦？」

「我會覺得，這是上天知道我太思念他，讓我再看到他，」張蓓蓓如此回答。

她也以上課等方式充實獨居生活中，去修習關於《病人自主權利法》、安寧照護的課程。2016年，台灣版「死亡咖啡館」的創辦人郭慧娟在台中殯儀館辦活動，張蓓蓓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了她。

「死亡咖啡館」2011年緣起於英國，從事生死學教育多年的郭慧娟2014年底將之引入台灣，至今已經辦了超過400場「死亡咖啡館」活動，與一萬多人（次）談論過生死。

活動結束後，張蓓蓓又通過Facebook找到了郭慧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之後兩、三年，兩人也斷斷續續有過一些聯絡，「已經走出了最難過的日子、也並沒有特別的問題請教，但那個階段的狀態是很希望表達和傾訴。」

直到又一次參加討論末期醫療、身後事的活動，郭慧娟主動認出了張蓓蓓，並且請她上台：「盡量講，講妳可以講的。」在那天被點上台之前，張蓓蓓無法與外人談論丈夫的死去，更別提回憶那些場景，沒想到拿起麥克風之後，在郭慧娟營造地開放談論身後事的場合中，她侃侃而談。

「原來，我可以開口說了。」 「現在我的想法是，『老公仍然活在我的心裡，只是我見不到他了。』有時候和子女一起吃好吃的，也會開玩笑說，爸爸看到一定很生氣，因為他都吃不到。」

郭慧娟以「生命的先行者」形容往生的親友，如果可以不必迴避，日常生活中能夠把他當做和其他人一樣談起，就是一種好的狀態。

「老公不是那種朋友五湖四海的人，但他的告別式上來了很多人，有些我都不太認識。我想他如果看到一定很高興。也許這些都是曾經有恩於他的人，是他想要感謝的人，但突然就走了，沒來得及對他們說出來，真的很可惜。」

因為丈夫去世的經歷和多年對於死亡議題的關注思考，讓張蓓蓓產生了舉辦一場「生命感恩會」——也可以叫做「生前告別式」的想法，「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怕了，可以隨時赴死。死亡說不定哪天就會來，但如果它突然來了，很多事情就會來不及。如果我們完全沒有聽到親友的願望，不會覺得很遺憾嗎？」

今年1月，在彰化社大的課程成果發表會上，張蓓蓓辦了自己的生命感恩會。此時的她，已經受郭慧娟邀請，在「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擔任志工以及講師。那天受邀出席的，有張蓓蓓的3個子女、女婿和女婿的父母，還有4位她的好友。

「很多感謝的話，即便每天碰面的人，也很難正經八百地講出來，需要一種方式正式地表達。然後我也想知道，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好朋友，是怎麼看我，怎麼講我。」

與她相識20多年的「閨蜜」徐桃櫻是其中一名參加者，在張蓓蓓因喪偶而悲傷的那段日子，徐桃櫻會不時帶著煮好的飯菜探望她，或者拉她出門一起吃東西。張蓓蓓把握了機會在感恩會上對她道謝，「如果沒有妳的陪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今天。」

徐桃櫻回憶當時收到好友「生前告別式」的邀請，她做了現場氣氛沉重的心理準備，沒想到，預先道別的儀式上，卻滿滿是溫暖和感人。「印象最深的是，她女婿上台就說，媽媽做的菜非常好吃。還有幾個子女說，爸爸媽媽一直感情很好，非常互相依賴，但爸爸去世之後，媽媽依然非常堅強，」徐桃櫻回憶，由於之前並不知道會有這樣的橋段，以致於難掩淚水的徐桃櫻上台之後，忍不住一直「打」張蓓蓓，「責怪」她為什麼不提前告訴自己。

「最後當她說未來要怎樣過好每一天的時候，氛圍其實有一點歡樂，」徐桃櫻覺得，「經歷這場生命感恩會之後，我們都心情更愉快、更正面了，像是重生的開始。」

4月底，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來到了花壇鄉的社區活動中心。張蓓蓓分享了自己舉辦生前告別式的故事，彰化社大的學員們，則上台進行了壽衣走秀。他們壽衣各具特色，有的親自設計、親自製作，有的是慵懶的睡衣，有的特意戴上了做志工得到的牛仔帽。還有人帶著孫子孫女前來，看到阿嬤身著旗袍翩翩走來，孫子孫女豎起了大拇指。

活動的重頭戲其實是一起玩一款名為「告別通關」的桌遊。只見現場擺起了4張大桌子，每張桌子邊上圍著8、9個人，彰化社大的學員作為「種子老師」，引導在地的阿公阿嬤如何通關。

想要通關，必須作答12道題目，比如：治喪或告別式的地點想要選擇哪裡？是殯儀館、還是自宅、活動中心、教堂或者其他？喪禮想用的照片是大頭照，還是旅遊照、生活照或者搞怪照？想用的音樂是宗教音樂，還是流行歌曲，或者交響樂、搖滾樂？郭慧娟設計這些遊戲的初衷，就是啟發參與遊戲的人，原來喪禮未必要搞得很沉痛，還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辦法。

最有意思的是，就像下飛行棋需要兩個骰子，玩這一套「告別通關」桌遊，也需要小道具：一對筊杯。每一位遊戲者都要猜測前一位的「遺願」，然後通過擲筊來「判斷」是否符合對方的心意──當然答案往往是錯的。郭慧娟說：「這個設計就是為了告訴大家，擲筊的結果並不準。想要尊重逝者的願望，就在他在世的時候問清楚。」

張蓓蓓坐在人群裡，臉上掛著笑容，耐心地指導阿公阿嬤們玩著桌遊。她經歷過的痛，以及那個不懂得如何開口的自己，也是最好的教材。

「生命教育就是這樣，它並不是教導別人什麼，而是用生命去影響生命，」張蓓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