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情景，很可能在港版《國安法》通過後的暑假，在多間香港中學上演。

「在政治高壓的環境下，無可奈可為減低風險，免不了會自我審查，」現年51歲、在香港一所倚靠政府津貼補助的中學任職副校長及通識老師的張銳輝，坦承過去28年教學生涯，從未試過因政治壓力，對任何教材進行審查，但《國安法》通過並實施，使這學術自由的堡壘首次失陷。

採訪當天，是港版《國安法》實施的隔一天，市面一片風聲鶴唳。剛監考完學生期末考的張銳輝，走入空無一人的課室，在後排坐下來，神色凝重地接受訪問，彷彿把一字一句都拿掐準確，才敢說出口。這種猶豫，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後，他接受媒體訪問，措辭強硬地批評國民教育的姿態，有點落差。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每逢大型社會運動在香港爆發，由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到去年（2019）反送中運動，親中媒體、建制派政客都紛紛出口，指年輕人受到「偏頗」通識科教材或「黃師」的煽動，才會上街示威，成為激進運動的核心主幹。

這讓像張銳輝這樣，向來強調批判思維、教學與社會時事緊扣的通識科老師擔憂，未來教材將會被刪改或滲入國家安全的元素。在香港教育局掌握人事權、本地某些學校管理階層已漸漸染紅的情況之下，再加上親中或建制人士的猖狂舉報，異見老師的聲音更容易被扼殺。

此外，港版《國歌法》在今年6月中生效後，教育局隨即「強烈建議」全港學校師生要在9月開學日唱國歌、升國旗，標誌著教育場域染紅的序幕。而在《國安法》尚未來臨前，這股要把國安教育安插進通識教育的意圖，已在香港教育界圖窮匕見。一波又一波的舉報潮讓教育界風風雨雨。

從去年反送中運動到今年6月底，教育局收到涉及教師發表有關社會事件的仇恨或挑釁言論，以及使用不恰當教材、違法行為等投訴達222宗。而這些投訴，不少是匿名信件，源頭不明。

親中媒體如《大公報》、《文匯報》，更會就著老師在社交媒體上的反政府或撐示威言論，大造文章。愛國家長團體，經常拉大隊到學校門口去，就著某位老師說過的話，吵著要學校把他解僱。近來更有300名親建制家長組成團體「救救孩子」，打正旗號要捉「黃師」偏頗教材的痛腳，再向教育局通報罪證。

「這是完全把制度武器化，變成攻擊教師的恆常機制。」、「這就是舉報，已經到了，單憑你說的一句話，也可成為投訴的理據。」前通識科老師楊子俊與另一名不願具名的通識老師林磊（化名）不忿地說。楊子俊和林磊都是首批被抹黑的通識老師。

2019年6月12日衝突，反送中運動首次升溫；楊子俊那天剛好放假，他趕到現場參與集會，林磊則留在家中，收看直播。大概傍晚4、5時，警方接連發射多枚催淚彈，速龍小隊與示威者緊張對峙，楊子俊在前排站著，突然間「碰」的一聲，他的右眼被幾十米以外發射的催淚彈擊中，鮮血直流，旁邊的叔叔扶他到巴士站一旁，拍下傷勢，成了網上瘋傳的影片。林磊在家看到警方清場時對年輕人使用不當武力，滿腔憤慨，終按捺不住，轉載了一張咒罵警方的製圖。

悲劇以後，楊子俊被控暴動罪，親中媒體大肆報導，標籤他為「暴動黃師」，而一夜之間右眼失明的他，迫著自己只能休養到去年6月底。現年30歲、倔強硬朗的他說，想盡快復課：「我想給人的感覺是，我還能正常教書。」

現實生活是，他右眼看東西有一個光暈在擋著，批改作業也慢了，更有家長向學校投訴，說要讓孩子轉班，不再上他的課。楊子俊教的是一所私立的傳統名女校，幾乎每年都會出文憑試（DSE，大學入學試）狀元，同學都來自中產或上流家庭，注重學校牌頭、聲譽的家長很多。校長的處事手腕，一貫的公事公辦，俐落理性，對楊子俊沒太多慰問，只就他過往沒受到投訴，紀錄算是良好，免了他的「過失」：「她回應家長說，如果不是中彈，根本沒人會知道我在外的參與。」不過，校長又告誡楊子俊，底線是絕對不要把政治帶到來學校。

楊子俊暫時是留下來了，仍能任教通識班；林磊則不太幸運，單是因為在社交媒體上一句罵警察的話，就惹來親建制團體到校門前示威，加上投訴是直接遞到教育局去，學校在外界壓力下作出紀律處分。「我是憐惜年輕人，為他們感心痛，才說這句話。」儘管心中委屈，但因言論涉咀咒成分，林磊發了道歉聲明，並辭去兩項教育相關的公職，望能平息風波。長達兩個月的暑假，林磊都惆悵不安，怕被教育局吊銷牌照。最後，他只收到教育局的譴責信，而校方也發出通知，勒令他停教通識，但仍能教另一人文學科，他才稍鬆一口氣。

而在返校之後，楊子俊與林磊老師都從此活在陰影下。在復課的第一天，楊子俊的校長就在早會上交代他的傷勢，並叮囑學生別再提起風波，免得「打擾老師」。這所精英女校的學生比較世故，為了不挑動管理層的神經，從來沒有在口頭上問候過老師，但有部分人會送上慰問卡。當學生舉辦反送中的集會活動時，楊子俊為了避嫌，只會點個頭，輕輕路過。林磊則說，學生都十分敏銳、小心行事，很多人私底下向他送上慰問，有人把不具名的紙條、卡片或是自製的紙鶴，偷偷放在交功課的櫃子裡。他們都裝作平常般教書，但過去的遭遇都成了學生之間「不能言說的祕密」。

「《國安法》出台後，最大的影響，對教育界來說，是政府及投訴者更加被合理化（legitimized）去做這種投訴，」在一所民間智庫負責教育研究的時評人馮智政認為，《國安法》羅列「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恐怖活動」等四宗罪，條文帶阻嚇作用，目前舉報人未必會直接報案、去控告老師，惟預期日後有關《國安法》的投訴將會增多。

目前的香港，在學校以外，任何人可向教育局或僅為諮詢組織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作出教師「專業失當」的投訴。其中教育局掌握老師的最終人事權，經校方配合調查後，若證明老師是「專業失當」，輕則發出書面勸喻或口頭提示，重則發警告或譴責信，最嚴重會憑《教育條例》第47條吊銷涉事人的教師註冊牌照，等同終身失去教席。據教育局在今年7月於立法會公開的資料，目前尚未有老師被吊銷牌照，有34名老師收到書面勸喻或被口頭提示、26名老師分別收到警告或譴責信。但不少受訪者認為，日後若有老師因《國安法》被投訴，後果會更嚴重。

「但我們擔心的是，什麼稱做『教師專業』，很模糊，」收到譴責信的林磊批評，至今教育局未曾公開投訴案例的成立理據供業界或公眾參考，而「教師專業失當」的定義，更由教育局說了算。香港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就曾批評這是「黑箱作業」，應設公開聆訊，讓老師在律師陪同下與局方就審訊條文作出討論。

馮智政則批評，這種民粹式的投訴文化，是「很低水平的政治攻擊」，紅線更延伸至學校外的言行，「日後聘請老師，老師可能只不過有公民社會政治參與，譬如說進了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最大的教育人士工會），就會受到不同社會團體的壓力。」

林磊過去一直是敢言的公民，曾擔任民間通識教育組織的主席，多年來都活躍在媒體上寫教育評論，更與激進建制派議員梁美芬隔空駁火，就通識科應否轉為選修科筆戰。已步入中年，西裝骨骨、談吐溫文爾雅的他，底下有顆叛逆的心：「不覺得是不幸，多少是被人target。就算不是今次被投訴，都可能是下一次。」他感到憤怒的是，他的公職包括無償為教育局提供教師培訓，局方卻沒有考慮其貢獻：「平時自問盡力回饋社會，也與政府合作，怎麼一句話就抹殺了我過去的工作？」

相形之下，過去楊子俊是沉默的大多數，專注於學術工作。他特意選了一所精英學校，看中它的高薪和穩定，還能訓練自己用英語授課，下課就回家埋首電腦前，撰寫考試導向的通識參考書。他的家中有塊大黑板，還購置了一部公司用的印表機，對教育及出版業有份執著。架著一副近視眼鏡，做事嚴謹細緻的他說：「看到這麼多社會問題，是想參加（公職或教育團體），但我沒有。」他續說：「因為我相信，做好教學是一個無底深潭，永遠可以花更多時間去做好它。」

楊子俊形容，在612中槍之前，他一向低調及安分守己；他從來不在學校談政治，復課後為了顯示中立，還會在課堂上為港警的武力辯護，這讓教育局或學校沒有再刁難。可是，楊子俊心裡知道，教席不見得因此能保住，他始終令學校名聲與暴動罪連在一起，有熟悉校政的舊生會成員跟他說：「學校不會立刻辭退你，難道想見報嗎？知道你下年合約快完了，就等你自然流失。」

這間私立學校，資金來自辦學的教會團體及學生學費，但翻查校長的背景，她做過政協委員，丈夫更是前政府高官，是一名有紅色背景的人物。楊子俊認為，校長都以專業態度處理投訴，但當他失明並成為媒體上知名的抗爭代表，影響到校譽，校長開始有微言。直到今年1月，他參加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的集會，發言指教師「不應政治中立」，應明辨是非以做好「身教」，再次惹來藍絲向教育局投訴，指他灌輸立場予學生。雖然學校查明投訴不成立，但親中報再度抹黑他「荼毒學子」，已令校譽再度受影響。

在今年3月，校長以取消初中通識課為由，不與他續約。楊子俊淡然說：「從6月復課起，就沒有覺得避過一劫，總在計算還剩下多少時間。」吃了「政治參與」這禁果的他，終究逃不過一劫。

舉報潮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緊接而來的是，老師們開始對教學內容自我審查。而香港教育局在去年開始以「專業」為名，加強對參考教材的監管，意圖布下種種紅線。

教育局在2019年9月就舖下前奏，提出「教科書自願送審」計畫，讓出版社自行決定把通識教材送檢，稱是會由教育局的「專業團隊」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目前共有6間出版社自願送檢，過後能位列於教育局官網的介紹書籍名單中。

這撼動了以往通識教材一向「免審批」的做法，彷彿一隻官方黑手延伸，衝擊本來自由的出版市場。通識在2009年正式成科，而在2007年的官方課程指引，教育局指這科是「議題探究」，要教師靠專業自主，把參考教材及課程理論轉化，融合當下的時事事件去教學。因此教育局不建議通識教材要如其他科目的教材般經過審批，也一向不干預出版社的議題設定，保證書商「暢所欲言」，反映多元的社會觀點。

「教育局現在是刻意設立委員會去查教科書。根據內幕消息，很不理想，刪掉了很多東西，」曾出版通識參考書的楊子俊說。4月，更有書商透露向香港媒體透露初步審批結果，指通識科六大學習單元中「今日香港」與「現代中國」的改動最大， 這些課程涉及香港的政治制度、身分認同問題，以及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變化等。楊子俊認為，教育局正在藉刪改教材內容，宣示港府立場：「這是政治任務式的改變。」

馮智政認為，通識科教材尚未經審批成為正規的「教科書」，「教材」議題改動，不足以強制要老師跟隨，但過往一年的投訴潮，加上《國安法》的壓力，老師的自我審查只會更嚴重，在教學內容的選取上滲透更多政治考慮，「在監察底下，其實很麻煩，如果要教多一點民主成分，等一下又有不知名來歷的人投訴你教民主的東西。」

張銳輝表示，在《國安法》通過後，他預視一些教材內容會被教育局的審批團隊刪掉。這將包括公民抗命、三權分立，評價立法會或特首選舉的不足等，表面上不觸碰《國安法》下「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的實際條文，但香港的投訴風潮已矮化成「反政府」或「反中」，籠統的意識形態批鬥。他在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後受訪表示，當「民間投票」也被中聯辦視為「違反《國安法》」、「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可見紅線是無限延伸，「北京的反應超越了我們所能理解。他的說法完全沒有邏輯，只不過他有權。」

「現在的紅線是任他劃，最保守的做法，就是不去碰它，」張銳輝說，老師們將在暑假開會議，按著審批內容檢討校本筆記，又指早在反送中運動後，已有老師捨棄校本筆記，照本宣科，「他們免得家長或學生找麻煩，有事便賴是教材書的錯。」

《國安法》實施後，他更考慮20多年的六四歷史教育能否延續下去。過往他除了在課堂會提及外，學校每年也會辨專題週會，談這段發生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軍隊及坦克車進城清場，鎮壓民運學生的歷史，也會邀請親歷者、當年左派人士、中國問題專家演講。

這一段歷史，也是張銳輝大學年代的社運回憶。作為香港大學舊生，時任港大太古堂宿生會主席的他，曾在六四屠城後，懷著悲憤之情，在太古橋上奮筆疾書，在黑布直幡上寫下「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的對聯，豈料白漆透了底，字跡烙印在橋上。此後，每年都有港大學生，重漆橋上班駁的字跡。

堅持傳承歷史20多年的他，首次動搖：「如果我們發現重提六四的歷史都是對政權的威脅，要以它為藉口來打壓，我們要考慮對學生、老師和學校的後果。」被問到會否堅持教真實的六四，張銳輝遲疑良久，終於吐出一句：「盡我能力去做，可能不會放在課程裡面，但可以當一般社會事件跟學生去講。」他又說，如果政治壓力過大，他會考慮下一步：「（會去想）是選擇離開？還是屈服？」

《國安法》實施後，通識老師或面臨更大的壓力，將要執行「國安教育」，成為傳播高壓政策的媒介之一。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國安法》通過後3日發出通告，指示學校要推行「國安教育」，教導《國安法》的立法背景與意義。近來他出席電台節目時，更指要把《國安法》、《憲法》、《基本法》列為「國民教育」，培養國民身分認同。

副局長蔡若蓮早前接受香港建制派媒體訪問時則透露，因應《國安法》落實，教育局教材審批團隊即將在通識科「今日香港」單元中的「政治參與」部分，加入相關的教材元素。她又指出，推行方式會融入由2017年起推行的「基本法及憲法教育」中。換句話說，在教育局的未來計畫中，學校老師除了要在目前通識、中史及歷史等課堂中抽出共51小時課堂時間教授《基本法》、《憲法》條文及一國兩制概念之外，也要教授《國安法》的條文與意義。

劉細良批評，「政治教育」在本質上與「通識教育」相悖，前者是單向的洗腦灌輸，後者則重視批判性思考，從正反角度去看社會問題。日後的香港，若通識老師被迫要執行這「任務」，或會衍生更多舉報潮，「日後老師在課堂上說，美帝是否亡我之心不死。藍絲群組或家長，又會舉報他灌輸港獨思想。因為這件事（指美國侵略中國）本身就是錯，是不容討論的，」他憤言，「以後不用教書讀書了，就花時間在爭論上。」

張銳輝說，這等同要通識老師弄髒自己雙手，做思想灌輸，而教育局表示會派員「探訪」作出支援，有見於北京急於整治香港教育界，他猜測其中一項形式可能是「視學」，即派員直接監控老師上課表現，「最後結果，你給什麼我教什麼，掩沒良心，」他說，這或引發離職潮，教育界只剩下親中、親政府老師的聲音，「像過往一段時間的公務員，做很多汙穢不堪的事情，最後撐不下去便離開，換做到的人。團隊開始容許不合理事情發生，甚至幫你執行。」

已離職的楊子俊擔憂，「通識教育」有可能被換湯換藥，變成「愛國教育」。他以中國的「思想政治科」作類比，雖然未至於硬塞毛澤東紅學、馬列主義等，但內容變得只歌頌功德。以前他任教的學校，就曾以通識課的名義，發起粵港澳大灣區專題研習，強制全校師生參與，而中聯辦也經常在香港搞不同的知識比賽，暗中作政治宣傳，「有時候，通識可以做到很紅。」

楊子俊續道：「所以，離開不算可惜。這將不會是我想教的通識，因為在政權眼中，這科是必須被滅絕的。」在3月知悉新學期不再獲學校續約後，他決定提早兩個月，於7月初離職，暫時不會尋找教席，想以倡議者身分，在體制外推動通識教育的改變，「當然想有天做回老師，但如果想有這一天存在，就要先解決了制度問題。」

《國安法》後，不少主張港獨或民主自決的政治組織解散，但也有人指抗爭會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下去。離職後決定繼續為教育界發聲的楊子俊，提出「影子教育」的可能。他說，當主流學校的教育愈來愈多紅線，老師逐一被噤聲，想另闢網上的公民學堂，補足正規教育的不足，「類似佔領運動時的街頭講課，教授人權、民主、自由的價值，是想抗衡洗腦教育。」

他表示，這仍是初步構思，但若真正落實，第一步是把他出版的通識參考書，部分或所有內容公開，把知識傳播給更多人，「自己帶頭放上去，讓更多人會跟從，因為日後中史、世界歷史，甚至中文科，這些可能觸碰到敏感話題的，都可能受到打壓。」

脫離了彷如文革的苦海，楊子俊仍願意參與公共討論，在鎂光燈下繼續發聲。《國安法》寒蟬效應之下，許多老師被滅聲，他現在回復自由身，反而愈走愈前，是命運使然，也是個人意志，「中彈後，多了名氣，也有了傷者角色，可以在崗位上發揮更多。」他又指，再黑暗的時代，只令他更意會到有些價值比物質生活更重要。自言習慣過中產生活的他，現在用積蓄過活，也靠出版賺到點外快，笑言還能撐幾年。

他仍懷有一顆春風化雨的心：「去年運動，這麼多年輕人犧牲了，真的很內疚，本來年輕人不應該出來，是我們大人差勁，處理不到香港的社會政治問題，令年輕人被拘捕、被打。出於『齊上齊落』，或大人對年輕人的關愛，我要為他們做得更多。」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