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溫層有許多人將2020年視為存亡之秋，我也在去年1124選後被亡國感襲擊，看著熟悉的高雄被選舉撕裂，兩個陣營互相對抗，國族認同的差異與世代價值觀的衝撞，讓對現況的無力在20歲尾聲爆發。

6月9日，香港「反送中」103萬人大遊行後，連帶讓隔海的我感到震撼，在韓國瑜接連幾場以「發大財」為號召的造勢下，這場價值截然不同的運動，讓我找到反擊無力感的破口，於是帶著這樣的情緒買了機票，生平第一次踏上香港。

在那裡，我看到一場具組織性及復原力的抗爭活動。清場的催淚彈不斷襲來，現場有人即刻上前澆水處理，還有後援部隊協助被襲者點生理食鹽水。即使警方拆除抗議民眾的路障，人們又會自發性地拿束帶固定柵欄，建立防線。

他們不是全然無懼，一個拿著標語的姊姊在警方敲打盾牌、憤怒吼叫時落淚，她高舉標語的手雖在顫抖，但仍不退卻。那一刻，我看到了最赤裸的勇敢。

5年前，太陽花學運發生時我15歲，因為不在台北而錯過整個時代，但那仍然是政治啟蒙的開始，慢慢學會分辨中華民國與台灣，從五顏六色的政治光譜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房間牆上貼著學運攝影集的海報，上頭印著324攻占政院清場時，水柱打在學生身上的樣子。而在612吸入的每口催淚瓦斯都讓人痛苦，這次水從現場每個人的眼中流出，想著自己終究也以某種形式經歷我的324。

說到底，人為了價值究竟能犧牲到什麼程度？在那一天，我不停想著這樣的組織力會不會出現在台灣？有沒有必要發生在台灣？不用吃子彈的話大家都願意，但世人對活著的定義卻大相逕庭，得過且過的日子是否仍算生存，抑或是真實搏鬥過後才更彰顯生的意義？

那天在金鐘，另一位高舉反引渡標語的阿姨知道我是台灣人後，跟朋友一起提醒我「千萬小心」、「警察來的時候，你要趕快跑」。不過，第一顆催淚彈在下午3點多炸開時，我沒有跑，我要看清楚發生的事，即使濃煙讓只戴口罩的我雙眼發疼，鼻腔周圍的皮膚也出現強烈刺痛感，我仍舊不打算離開，因為記錄是我身為台灣人的責任，我有義務讓人們看見這裡發生的事。看見以後，讓我們好好選自己的路。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6月15日宣布，暫緩原本將進入二讀討論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然後掉下來的是一條生命。

如果是做的到的事，就去做吧。時代跟個人的連結可大可小，沒搭上2014年那班車，2019年就用相機開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