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政府在今年（2019）4月3日向立法會提交《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至今，香港民間以「反送中」為口號的行動，包括聯署、罷課、遊行、包圍立法會等等，已經持續了兩個月之久。6月9日的103萬人大遊行將洶湧的民情推向高峰，6月10日凌晨港警開始圍捕民眾，社會氛圍開始變化；運動在6月12日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包圍、衝撞、憤怒的人群與港府的150顆催淚彈、20發布袋彈及數發橡膠子彈直球對決。6月16日第三波大遊行人數翻倍至200萬。

過去一星期來，港人幾次佔領政府總部與立法會外的主要道路，形如「雨傘運動2.0」，但運動模式卻又進化得超乎想像。人們不再如傘運時一般，用長達79天的時間紮營佔領馬路，而是以一日甚或一夜為單位，遊走於警察暴力的空隙之間，隨時尋找進一步行動的機會，互相說著李小龍的一句名言：“Be water, my friend.”

過去5年間，香港的政治形勢一路變壞，社運領袖相繼被判入獄，民選議員被取消資格，香港警察的開槍行為被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稱為「天公地義」。香港人學會了用口罩、眼罩、面罩、保鮮紙、頭盔來保護自己，似乎闖出了一條突破後雨傘社運低潮的嶄新抗爭路線。

在無數關於胡椒噴霧、催淚彈乃至於開槍瞬間的現場畫面裡，記者觀察到一場真正的、流動的、瞬息萬變的跨世代抗爭。我們訪問了三個世代的行動者，試圖從世代層面，看到不同時期、不同政治環境下孕育出的他們，如何理解、參與反送中運動，勾勒一幅跨世代的抗爭群像。

他們當中最年輕的，有16、17歲的中學生，對僅僅3、5年前的學運領袖周永康、岑敖暉、梁天琦，都只有非常模糊的印象。他們迷路在高樓林立、天橋縱橫的金鐘站，不知該如何紮鐵馬，眼睜睜看著警察把子彈上膛，卻又不懼於一次次回到現場。

中生代的雨傘運動親歷者，則有基層工人，曾在金鐘睡足79日，甚至在馬路上經營出社區感的大隻佬。傘運結束後聯絡漸少的幾十名佔領區鄰居，卻因反送中而重新聚集，互相保護，甚至加入唱聖詩的基督徒隊伍，成為現場留到最後的人。

更老的一代，有1989年曾親上北京見證六四屠殺的前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成員，在催淚彈的煙霧瀰漫中趕赴現場，回想起當年中彈的北京學生，同樣的憤怒延燒到今天。老一代裡也有怒斥警察的熱血旺角街坊，質問警察為何傷害年輕人，擋在兩者中間。

三代人的身影交織在一起，成為航拍畫面中的點、線、面，用各自的方式告訴政府，香港人為何如此憤怒。如受訪者所說，這或許是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的危機時刻，但同時，也即將迎來香港最熱烈的社運年代。

──阿雪，17歲，中學生──

「我們是看中國綜藝的一代，但我們不要中共統治香港。」

我不知道周永康、岑敖暉是誰，直到有個大我一兩年的朋友說他們很帥，又很興奮地畫他們的漫畫頭像，我才知道他們是雨傘運動的領袖。我只在非常和平的時候，去過金鐘看了一次。我媽會看電視罵學生搞事，但我看到警察打學生。魚蛋革命的時候，我在電視上看到扔磚頭，我媽罵他們暴力，我卻問：為什麼妳不先想想，這些人為什麼要扔磚呢？在那之後，我看新聞知道了梁天琦和本土派、勇武派，再到後來看到他們被判刑，我對這個政府和警察就徹底失去信任。

6月9日去遊行，我本來只是想多個人頭，沒想過真的要去衝。我本來以為這麼多人遊行完，政府怎樣都會推遲一下，沒想到還是要直接二讀，連樣子都不做了。那一刻我真的呆了，覺得「殺到埋身」（指危險已經非常接近）。6月11日晚，我有朋友去唱了一小時halleujah（哈利路亞），但他不是教徒。那些基督徒唱了整晚，才讓現場沒有衝突。他們分了三個聲部，真的像一個合唱團。

到6月12日早晨5點多，朋友叫我去做後勤支援，記錄每個去現場的同學的名字、身分證號碼，以防他們被捕，我們就可以去保釋他們；還要每半個小時確認一次他們的安全和位置。我突然變成了所有人的媽媽。

下午放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的時候，我在直播看到警察裝彈，從口袋掏出來，然後一顆，兩顆。我緊張大喊，朋友問我是什麼彈，我沒見過，答不出。我瘋狂給每個同學傳訊息問他們在哪，但他們都報不到自己的位置，因為太混亂。我們這些中學生都不認識金鐘的路，我想告訴他們怎麼逃，但自己也不知道。有一個同學中了催淚彈打來，從政府總部的樓梯跑下來，但分不清駐港解放軍總部和中聯辦（駐港解放軍就在政府總部旁），卻以為自己跑向中聯辦。也有同學打來，說：「喂！我⋯⋯」就突然之間沒了聲音。

我朋友說，她爸媽覺得她被洗了腦。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才是被洗腦的。

到今天，我們還是要求同學每半個小時報一次平安。學校周圍有幾架警車每天巡邏，幾乎是戒嚴的狀態。我有想過未來，但想一想就不想了，今日不知明日事，無力感太重。現在我們說「血債票償」，要登記做選民，用選票懲罰建制派。

──小白，16歲，中學生──

「魚蛋革命時我都還在大陸讀書，但這次我是真心撐香港！」

我的經歷有些特別，近年才由大陸來香港讀書，媽媽還在大陸。來之前我就看電視知道，香港人叫我們做「蝗蟲」。來香港之後，我第一次介紹自己在大陸讀書，有的人真的用很嫌惡的表情看我。

我來到香港之後才知道六四（指天安門事件）具體是怎樣一回事。但雨傘運動、魚蛋革命發生時，我都還在大陸，只知道學生搞事，有些「暴徒」。來香港以後，我被老師介紹到社區組織做環保義工，然後我才慢慢知道那些議員、學生領袖是誰。我是看《地厚天高》紀錄片才知道有梁天琦這個人。

去年七一遊行是我人生第一次遊行，第二次是守護東大嶼遊行。我還沒有去過六四維園燭光晚會。5月的一次校內討論會，有同學解釋《逃犯條例》是怎麼回事，我就加入，一起做罷課、聯署、文宣，每天都開會，準備6月9日遊行的橫幅和道具。這個星期我本來要期末考，但因為罷課，現在要補考兩科。

6月9日遊行那天，我留到晚上11點，我爸一直打來問我什麼時候回家。我爸也反送中，但他不會出來。但如果我媽知道的話，她一定會反對。不過，其實就算家長不讓子女出去，我們也一定會出去的。很多同學都跟父母吵架，有人的爸媽說，專制有什麼不好？

之前有一段時間，我因為身分認同的反覆，有時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有時又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情緒好低落。但我現在好像看開了，我是以香港人的身分去看反送中這件事，這次我是真心出來撐香港的。

我們老師說，這是一場長久戰，我們要有希望。

──阿進，35歲，水電工──

「過去5年好多人都說以後都不出來了。但大家心底明白，大是大非的時候，一定會再見面⋯⋯」

我們在雨傘運動的時候聚集了一班佔領區的鄰居，有個小社群，最多時有40幾人。因為我們79日都睡在金鐘，每天睡醒說一聲「Hi」，就像家人一樣，所以運動結束後，很多人接受不了，整天一群人在街上流連。後來慢慢，我們都要回到現實生活，上班的上班，有的要家庭要顧，自然就疏遠了。

但這一次，全部人都重新出來了。

佔完中以後，很多人都灰心絕望，他們過去5年中都說，「我以後都不出來了」、「打死都不出來了」。結果還是出來。大家心底都明白，一有這些大是大非的時候，我們就一定會再見面，就像以前雨傘那樣。

我們一起出來，只是希望身邊人不要受傷。大的看住小的，不要被警察打，沒有想得很複雜。6月9日遊行完到深夜，人們還留在那裡，我們就判斷可能有衝突，希望用以前佔領的經驗幫到他們。我們就負責觀察這些，通常警察都是三面包圍留一邊給你走，如果你不走的話就要收網拘捕。通常是白衣服的警察先去下指令，完了之後就開始慢慢佈防。來來去去警察都是這樣。

12號早上我見到夏愨道被佔領的時候，整個感覺都回來了，意志非常高漲，忍不住流了兩行眼淚下來。我們回來了！終於。真的呀，我好感動，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見到好多小朋友素人在最前排，大家都好勇敢，我非常敬佩他們的勇氣，我今時今日再走出來都不敢走到最前排去頂住警棍。暴動罪過去幾年判刑太重，抗爭成本太高了。而且太多佔領區老友拉住我，好照顧我，好緊張我，我很感恩。放催淚彈那日，當我知道立法會示威區開槍，我瘋了一樣無論如何都想衝過去，跟這幫警察拼死一搏，想隨便拉一個過來扭斷他的脖子，我心裡面的仇恨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但我被身邊的人拉住了。我們的感情就是這樣出來。

這次的年輕人其實很厲害，知道用水淋熄催淚彈，真的學到外國那種抗爭模式，最起碼應對催淚彈不是只會逃走。有些人還有豬嘴那種防毒面罩，從eBay上買的。

但某程度上他們都判斷不到警察會做什麼，紮鐵馬也不知道怎麼紮，我們就衝到前面去教他們怎麼紮。有的人把幾個鐵馬並排放，我們建議的做法是三個鐵馬紮成一個三角形，然後翻過來，鐵馬的腳要朝上，這樣才方便移動。如果真的有20個這樣的三角形推出去，警察都會被你推後。這個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我們上次雨傘的時候長期佔領在那裡沒事做，就慢慢研究這些鐵馬，研究出來方法。但這次完全不同，警察再不會讓你佔，一晚就要清你，很快。

我想我們都要思考一些更靈活和低成本的抗爭方式。因為警察已經進化了，手法愈來愈兇狠，報復式的，養了5年兵，就是為了等你這一日。香港人從來都是轉數快，要變就變，適應環境的能力好強。我希望未來的抗爭可以走向「睇餸食飯」（指視乎情況調整），警察打你，你就唱聖歌哈利路亞；警察回家，你就衝。

我也想過移民，不用說政治環境了，首先房子我肯定是買不起了，公屋我又不知道排到幾時，我賺來賺去都存不到錢，只是剛剛夠生活。我當然想走，隨便移民去哪裡。如果再有運動，必要時回來再死過咯（必要時再回來跟它以死相搏），搭飛機好方便。就算我移民到外面，我也會好在乎這個地方，因為始終我根在這裡。

我的朋友很多都這樣，而且多了很多人千方百計想走。政治、民生、經濟密不可分。多些香港人醒覺，就會多些人走入政治。

──阿軒，34歲，學者、藝術工作者──

「在這場運動裡沒人再搞什麼藝術花樣了，要的是直球對決。」

我從17、18歲就對香港政治很留意，很多選擇都是因為社會運動，關心政治所以大學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還做過中大聯合書院的學生會會長。後來參與很多城市空間、城市發展的社會運動，我才會去讀地理學的研究所。

2014年，新界東北所謂衝擊立法會的時候，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時候，寫博士論文寫到最後關頭卻發生這麼嚴重的事。到雨傘運動佔領前一個星期，學生罷課第一日，我還在英國做畢業論文答辯，答辯通過立刻回來，每天都去金鐘佔領區。

但這次的運動，我覺得一個書生藝術家在這樣的時候是沒什麼用了。可能我已經很老了，好像卡在中間，沒有老到有些權力，像大學校長出來說支持學生，但又沒有年輕到出來衝。

這次的行動者不會做太多餘的事，例如以往我們做的soft事。他們直接往目標走過去，不會搞花樣。6月9日，（發起遊行的）民陣並沒有叫大家要做什麼，現場不需要議員或任何領袖去說，大家很快就發展出一個默契。他們其實很成熟，知道參與一個運動是什麼意思，包括心理準備，知道遊行散了還留在那裡是什麼意思，知道被捕是什麼意思，但他們也不想被捕。

我覺得不可以說這是雨傘2.0。你可以感覺到年輕人不只在說反送中，而是新仇舊恨加在一起。你想想這兩年發生的所有事，會生氣到震。這次已經不是為了爭取什麼，而是「不要什麼」，是為了尊嚴，是鄙視政府。

我一開始很討厭反送中這個口號，覺得很簡單化，把議題變成反中。我很不喜歡看到一些排外的東西。結果真的動員了這麼多人，你會見得到，這個東西仍然是香港身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年輕人會對上一代說，你們都是怕共產黨才來香港的，還真的可以說服到。

有學者說我們是防守型的公民社會，只知道守住原來有的東西，不會要去建立什麼。我覺得這個說法都很悲觀。反送中好像給我們一點信心，可能香港變壞的速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快。可能就像《時代》週刊（TIME）說的，這場運動其實是自由世界和極權世界的抗爭。

──陳sir，55歲，六四親歷者、社工──

「記住，30年來，我們的敵人都是同一個中共。」

我是一名社工。八九民運期間，我是香港學聯成員，去了北京聲援學生，結果見證六四屠殺，李卓人（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在醫院找到我，我才安全返港。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在這次運動中的角色，就是把30年前的記憶和氛圍和今天扣連起來，讓年輕人知道，其實我們的敵人一直都沒變過，都是同一個中共，我們一直面對同一種恐嚇。

到這次反送中的兩次遊行，比當年反對第23條更多人。中間還有2014年雨傘運動，香港人佔領79日都爭取不到民主普選。其實邏輯都是一樣的，就是中央不要香港有三權分立、不要西方民主，它要的是一黨專政的黨國，從來都沒變過。大家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自由、身體，都是為了反對這件事。

6月12日，我是在警方發出第一顆催淚彈射出以後才去現場的，我要去看看現場的朋友和社區的青少年如何。我不覺得任何人需要面對橡膠子彈，但如果你選擇留下，我尊敬你、支持你，如果你想走，我幫你走。

但這次最恐怖的事情是，林鄭月娥清清楚楚告訴香港人，和平集會，她是不會理的。你百萬人遊行又如何？要衝突之後才會暫緩修例，也就是說每一次我們都要有衝擊，有死傷，有橡膠子彈。未來的社運如果都這樣，我好擔心。

我年紀大，不少朋友都在商界，有的還做一些頗重要的位置。但最近連這些最溫和、有利益關聯的人，都覺得很氣憤，不接受暫緩條例，因為覺得林鄭月娥在警察暴力之後的回應太過分。我30年來第一次見他們這樣。

這些平時親中的人，其實在香港比例一直不小，我永遠記得2014年放了催淚彈之後，港大做了一個民調，有22.1％的人覺得警察放催淚彈是對的。這個數字對我來講，就是香港信任政府和黨國的基數。但這次林鄭的做法，讓一些信任黨國的人都接受不到。

我做社工，幫助很多最窮的人，許多人覺得解決到生活基本需求就可以，其他都不過問。所以當我的同事把支持修訂和反修訂的資訊一齊傳到服務對象群組，就立刻收到投訴，說我們政治化。我覺得香港現在是過去30年來，民憤最高的時候。但就算這種時候，都有這些暗湧在身邊。

我沒打算移民。這裡是我家，要走的是中共的人。我的角色，對青年朋友們也是一樣，告訴他們八九到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什麼，你自己選擇怎麼做，包括要不要離開香港。你選擇離開沒關係，但要記得回來。

──權叔，59歲，旺角街坊、劏房戶──

「我在現場對警察講，我們繳稅不是讓你打年輕人的。」

我是一個普通旺角街坊，住劏房，因為業主多收了我們水電費，才開始接觸社區組織，發現原來香港有很多事不公平。我是香港第一個去控告業主的劏房戶。

之後我每年都參加六四晚會和七一大遊行。雨傘運動的時候，我在旺角彌敦道佔領，睡在街上。今年3月我開始關注《逃犯條例》，今天下午還在派傳單。6月12號我也在金鐘，幫忙收市民捐贈的物資。到下午放催淚彈，大家就叫我走。那天應該很累，但其實不覺得累的。

雨傘運動之後，我想過年輕人是不是以後都無心參與社運了？這次我見到，原來不是的。我都沒想到會有這麼激烈的場面，收物資的時候收到眼罩、口罩這些，還覺得奇怪。我也想不到警察會有這麼厲害的手法，還開槍，殺傷力很大，這些畫面我看了都很難過。

我在現場對警察說，我們繳稅不是讓你打年輕人的，如果你要這樣，不如去大陸做公安。明天我們會在豉油街放映警察暴力的影片、派傳單。我每天會派幾千張，整整一打。

年輕人是為了未來在爭取，我們能幫到多少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