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化名）原是流浪於台北市萬華區一帶的無家者，靠著清潔、打零工維生。他曾是刺青師傅，偶爾畫些佛像，心願是成立一間自己的藝術工作室。即將滿60歲的他，在去年2月被新北市社會局轉介到三重區某護理之家，雖有肝硬化病史，但當時他無異狀、行動自如，不料，7月卻傳出死亡消息。

「親自去機構無法看到他，電話也連絡不上阿德，讓人感到萬分焦急，擔心他是否出了什麼事⋯⋯」這是在阿德去世1個月前，與他相熟的社工巫馥彤於個人Facebook寫下的句子，當時她已隱約察覺不對勁，沒想到阿德真的在1個月後驟逝。

記者接獲訊息曾前往殯儀館查看，清楚看見阿德的遺體上出現新瘀青及傷痕，加上死者生前曾向巫馥彤透露，自己實際上並不住在轉介的護理之家，而是另一家養護中心，不時受到照服人員的凌虐，且巫馥彤記得最後一次看到阿德，他還很健康、氣色也很好，這讓巫馥彤擔心阿德的死因並不單純，於是報案試圖釐清他的死因，檢方也就此展開調查。

巫馥彤曾服務於台北某街友重建中心，儘管阿德已離開該中心一段時間了，但過去只要打個手機，很快就能聯絡上他，兩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聯繫，但這一切卻在阿德住進護理之家後變了調。

巫馥彤連同其他認識阿德的志工去探望他三次，其中兩次都撲空，還被機構人員斥責怎麼沒有事先預約。一次得到的回應是，阿德在另一家還沒正式開幕的養護機構「幫忙畫壁畫」，另一次則得到照服員說「沒照顧過這個人」的回應。

唯一成功的一次探訪，是連同新北市街友轉介單位的社工，才在護理之家見到阿德本人，但阿德當天卻私下悄聲對巫說自己實際上不住這裡，而是住在那間尚未開幕的養護機構「5樓」。

「我在『5樓』都吃些過期麵包、酸掉的東西，還常常拉肚子⋯⋯『5樓』環境很糟，吃得很差，十幾個、二十個人住一間，那裡的看護還很兇，用拖鞋打老人的臉⋯⋯」至今，巫馥彤都還記得阿德那天悄聲對她說的話。

不過阿德所指的養護機構當時還未正式營業，其受到核准的營業地點為「2、3樓」，假設真如其所言「住在5樓」，代表已違法，也讓巫馥彤懷疑機構有非法安置、照顧不周等問題。

對此，阿德安置的護理之家主任接受採訪時強調，只有一次借重阿德繪畫長才，請他去幫新成立的養護機構畫壁畫，可能是因為阿德年紀大、精神狀況不佳才誤以為自己住在5樓。

經過數月調查，檢方最終以「沒有他殺嫌疑」作結，阿德死亡原因調查正式告一段落。然而，即使死因已經澄清，但死者生前安置機構的種種疑點卻沒有得到解答，阿德真的是糊塗了，才誤以為自己住養護中心五樓嗎？如果是這樣，又如何解釋之前巫馥彤在護理之家找不到人的情況？為什麼社會局無法清楚掌握個案的安置狀況呢？

阿德死後，上述答案已很難得到解答，但這起事件卻凸顯出長照機構的封閉性，以及街友安置問題。

「有的人吃飯吃太慢，外籍看護就會閃他們耳光啊，叫他們吃快一點，遇到拉肚子比較麻煩的事情，還會動手修理，還繪聲繪影說有當天不舒服就送醫院了⋯⋯」從事街友安置的社工小安（化名）提到，前陣子有相熟的街友向他抱怨，被安置到護理之家後常被照服員修理，但小安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加上擔心得罪機構會讓未來轉置業務變得困難，只能持續和該個案保持聯繫，以確認他平安。

阿德事件極可能並非是單一個案，也有其他安置進照護機構的街友說自己在裡面被「修理」。但弔詭的是，如社工小安知道消息也不敢舉發，因為持續爆增的街友安置人次，連找機構都是一大難題，他們擔心若失去機構的信任基礎，未來若遇到需要緊急安置街友的狀況會得不到協助。

為什麼街友安置成了這樣令人無奈的結構循環？

回顧近5年六都受理查報的遊民人次，發現新北市的街友通報人次直線飆升。2016年，新北市人次成長4倍以上，從前一年不到1,000人次，一舉突破4,600人次。

面對這麼高的通報人次，新北市政府應該怎麼因應呢?

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股長郭宏昇先解釋，通報人次增加不代表街友暴增，而是代表民眾通報疑似街友的案件變頻繁了。在這4,606人次中，單一重複通報有1,276人次，確認非街友為1,089人次，而接受通報之後無法確定通報性質的則有1,260案次。

雖然街友未必增加，但民情改變也使得新北市處理街友的方式有所調整。郭宏昇說，民眾看到疑似街友的人會重複通報，加上2015年以來氣候越來越極端，不時出現的霸王寒流、熱浪等，也增強街友本身被安置的意願，使社會局處理方式從原先的資源服務改為「以安置為優先。」 「安置人數變很多，你光看新北就可以了，數字是倍增。」芒草心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說。從新北市提供的資料看，可以發現在2015年之前，街友收容情形幾乎都在200人次上下，但到了2015年後卻暴漲6倍，增至1,300人次左右，2016年也有將近800人次，是過去10年的4倍左右。

新北市政府接獲街友通報人次大幅上升、轉介收容人次上升，社會局在街友安置上表現亮眼，但曾處理雙北街友安置業務的社工貴美（化名）卻對急於安置有所疑慮，擔心有些「街友」只是暫時和家庭斷了聯繫的人，但飆升的安置數據會不會代表社會局將大部份接到的通報都直接算作「街友」，去掉對個人生命經驗的理解，等於硬生生切斷了他與家庭、社會再次連結的可能。

「這兩年是過去歷年來案子的4倍！『遊民』有那麼多嗎？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這個問號在哪裡？他是不是遊民？他如果不是遊民，我們要去釐清親屬關係，如果親屬遺棄要不要走法律途徑？要嘛！要回歸家庭問題，如果他今天是家庭加害者，當然我們不能把他推回去，我們必須要用另一個角度處理這些問題。」貴美激動地說。

除了回歸家庭、社會的機會降低了，另一個急於安置街友的一大問題就是機構供不應求。

街友收容人次大幅上升，但專為街友量身打造的安置機構卻沒那麼多。以新北市為例，目前共有3個街友中途之家，分別是板橋的幸福居、萬里的重建中心以及林口的觀照園，依街友的身體狀況及工作能力劃分，三者的共通點是住民必須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希望能培養街友重返職場的能力，不過三者床位數加起來約為150床上下，面對突破1,200的收容人次，顯然無法應付目前龐大的安置需求。

對於緊急有安置需求或是生活無法自理的街友，就只能仰賴照護機構收容，從2015年的數據來看，可以發現「老人養護機構」約有600多人次，佔了一半以上。社會救助科表示，新北市目前已跟55家乙等以上的照護機構簽約，可以直接找簽約機構合作，不過郭宏昇也坦言，有時要轉介個案進去合作機構時，也會有因機構回應「床位數不夠」而無法受理。

事實上，「尋找安置機構」對許多第一線的社工人員來說，都是件苦差事。小安說尋找安置機構是每個社工的痛，「常常都是千拜託萬拜託才拜託到一個機構，就歡天喜地的」，「這種緊急個案一般人家不想收，價位太低，每個地方都一樣」。

一位東部的機構業者坦言，政府緊急安置的金額過低，對機構來說不敷成本，所以大多數的照護機構並不喜歡接收政府安置個案，有些甚至會直接以「滿床」為藉口回絕。

根據《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辦理收容業務實施要點》，各縣市政府安置低收入戶及街友到機構的金額長年為新台幣1.8萬元，前年終於調升至2.1萬多元，台北市則是略高於其他縣市的2.6萬元；不過根據《康健雜誌》2014年推薦的百大老人機構，平均收費標準為2.8萬元，甲等以上的機構則高於3萬元。由此可知，即便政府已做了調整，仍追不上機構的收費水準。

顯然，收一個等於賠一個，那麼到底會是那些機構來接受政府街友安置個案呢？曾擔任外展社工的李盈姿說，對機構來說，床位空著就等於沒有收入，也因此願意接受公費個案來填補成本。但那些機構會有空床位？尤其以目前評鑑甲等以上機構常常供不應求的情況看，也唯有剛立案、尚未建立口碑的機構，以及評鑑等第較低的機構才可能有空床位接收公費個案。

目前，49床以下的「小型機構」是接受安置的大宗。由於小型機構的床位數被限制在49床以下，且受到「三不政策」的約束，即不得接受募捐、政府補助及租稅減免，在經營上相對困難，相對於可接受補助的「財團法人」機構，服務品質也較參差不齊，如阿德聲稱在「5樓」的養護中心，即為私立小型機構（更多關於機構內容請見：「機構裡的大象」專題）。 攤開新北數據，可以發現目前政府安置在新北市機構的街友個案中，有將近7成皆由私立小型機承接，由政府公辦民營的中途之家等則佔了3成多，而非營利的財團法人約佔1%。由此可知，營利性質的私立小型機構或護理之家，才是主要承接街友安置個案者。

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副教授陳正芬說，床空著就沒有收入，因此收一個算一個，至少能貼開門的成本；尤其小型機構一家接著一家開，或者一個人開很多家，只要某家機構自費的人多了，沒空床的時候可以隨意將人挪移，住民便成了機構裡的人球。

當機構只將安置個案視為攤平成本的工具時，阿德事件極可能重演。陳正芬認為，若要改善此現象，政府應該盤點公立機關及公辦民營的床位數，以公立機構為主要收容機構，並在補助財團法人機構時便要求其提供一定的安置床數。

在目前一床難找，小型機構品質參差不齊又封閉的狀況下，若要確認安置個案在內是否受到良好照顧，最好辦法似乎只有社工們「時時保持聯絡，時時探訪」一途。

台北市社會局社工科股長劉靜燕說，北市府並沒有明確規定探視頻率，但社工至少一個月會探視一次，以了解狀況；而李盈姿也說，過去大概一、兩個月會去看安置個案一次，由於有些安置個案可能是短期車禍腳開刀，只要住一兩個月就能出來了，有些個案因為住不習慣就跑了，但機構可能為了自身利益，就算個案已康復或離開也不會主動告知，還繼續領政府補助款，這就需要靠社工時常探訪來監督，除了瞭解照顧情形外，同時也是為了做「資源把關」。 但是根據巫馥彤的說法，阿德接受安置後，手機遭到機構保管、探訪也要事先預約，極難維持聯繫；對此，負責阿德轉介業務的新北市街友外展服務中心主任吳慧盈說，與新北市簽訂的契約為「一年至少探視一次」，先前外展社工已探視過阿德，探視當時並沒有大問題，吳慧盈並說，阿德事件後也有突襲檢查該護理之家，當時有看到13個社會局的安置個案都在機構內，不見任何異狀。

儘管新北外展一切作法都符合規定，但「一年一次」的頻率恐怕很難完整掌握個案狀況。

對於新北市社會局是否將過多街友都安置到機構中，而忽略了街友原先的家屬連結？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科長石玉麗強調，一定是以「協助返家」為主，但這卻也是街友議題中最困難的部分。

石玉麗說，由於政府也有預算壓力，如果多數都安置到養護機構，預算一定不夠，所以站在政府的立場，當然最希望協助街友返家，但問題是許多街友就是因為跟家人處不來才回不了家。她提及，過去救助科曾將一位街友安置到機構中，而這位街友的家屬知道後，因為擔憂需要自費養護費用，還不斷打電話來責怪社會局，質問社會局為什麼不要讓該街友繼續流落街頭就好，可見要讓街友回歸家庭有多麼困難。

此外，街友政策改以「安置為主」則是受到社會氛圍轉變的影響。她推測，2016年街友通報人次暴增可能跟當年3 月發生的「小燈泡事件」有關，許多民眾只要看到身分不明、不像在地居民的人就會不斷通報，導致許多街友即使遷移棲息地點，都仍會不斷遭民眾通報，且在小燈泡後新北市政府推動精神病患「強制社區治療」，也使得安置人數飆高。

她並說，原則上街友安置仍是以中途之家優先，要轉介到養護機構一定要經過身體檢查，確定老人或身障身分，或身體自理能力有問題才會從街友中途之家轉出去；不過由於街友中途之家頂多收容一年，所以有許多個案年紀大了，仍必須轉至養護機構。

「其實安置應該是我們的最後一條路⋯⋯但你知道政府的責任就是在這裡，當沒有人去照顧的時候，就是要政府去做。」石玉麗無奈地說。

「老人不像小孩，長大能從安置機構出來，還能跟很多人講裡面的狀況，老人通常進去就不會再出來了⋯⋯」同樣無奈也從巫馥彤的描述中透露出來，當她和記者談起老人機構和兒少機構的不同時，既感慨又無力，她眼神漸漸飄向遠方，話語變少。

一分一秒過去，無人能打破這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