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國會通過的青少年使用者社群媒體禁令（以下簡稱社群媒體禁令），對受限制的社群媒體提出了3個主要定義：

在此條件下，Facebook、Instagram、X（原Twitter）、Snapchat和TikTok等大型平台將首當其衝；但YouTube、Discord、Google Classroom，以及Roblox等網路遊戲，則暫時被豁免於禁令範圍之外。

消息傳開後，以Meta為主的網路平台紛紛公開批評澳洲政府「草率立法」，許多專家學者也質疑此新法將損害澳洲年輕世代的公民自由與數位參與權利，因為法案中完全沒有說明何謂「媒體平台（阻止16歲以下用戶使用服務）的『合理措施』責任」，僅預告全案將於2025年中公布施行細則。

但同一時間，這項社群媒體禁令不僅獲得澳洲朝野的跨黨派支持，根據民調機構YouGov的調查，超過77%的澳洲民眾都贊成「立法禁止兒童與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一來一往之間，這項政策究竟是回應社會期待？還是走向錯誤道路？也在澳洲之外引爆了全球輿論的矛盾對決。

近年來，澳洲政府與跨國科技公司之間屢屢爆發全球關注的司法訴訟，例如2021年至今與Meta之間就新聞授權費用的爭議，以及2024年與X因傳播恐怖攻擊影片及消極配合兒童侵害防治調查而纏訟。這些案例顯示出澳洲政府在數位治理上強硬的傳統態度。然而，在青少年使用者社群媒體禁令的討論上，真正促使澳洲政界採取行動的關鍵，卻來自於一本引爆全球熱議的美國暢銷書：《失控的焦慮世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

海德特以美國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數據為例：2010年至2021年間，青少年女性的憂鬱症病例增加了145%，男性增加了161%；11至14歲女性的自殘率更暴增3倍。類似趨勢不僅發生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紐澳及歐洲多國亦出現同樣情況。更嚴重的是，全球青少年自殺率及因自殘進入急診的比例均顯著攀升。

「在2000年代之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並不明顯；但到了2010年代初，情況卻驟然惡化，」海德特在書中表示，「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青少年使用科技進行互動的方式，在短時間內發生了劇烈改變。」

海德特指出，智慧型手機的出現──特別是2010年開始，iPhone與社群媒體的流行普及──顛覆了人類的閱讀習慣、資訊獲取以及社交方式，將整個世代的青少年吸引至社群媒體的虛擬空間，進而觸發前所未見、影響全球整個世代的健康危機。

像是美國公共衛生局（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就在2023年5月發出醫務總監警示，警告社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發育及心理健康造成傷害風險。例如，每天使用超過3小時的未成年者，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是平均值的兩倍；46%以上的青少年表示，社群媒體讓他們對自己的身體更沒有自信，尤其對青春期女性影響顯著，並伴隨「社群媒體成癮」、自信心下降、憂鬱、專注力減退及生活品質下降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醫療總監的示警首次以政府公衛機關的角度提出「社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健康有害」，但報告也特別強調「不同的兒童以不同的方式受到社群媒體的影響」，因為「青少年」本身就具有相當大的經濟、文化、歷史與個體背景差異，因此不該被視為同質性族群。此外，儘管社群媒體帶來網路成癮等風險，其作為開放性平台也為年輕使用者提供了許多正向發展的機會與支持管道。例如，80%的青少年受訪者認為社群媒體能讓他們與親友保持密切聯繫，71％認為這是展現創意的重要平台，67%表示能在生活困難時找到支持網絡，58%認為社群媒體幫助他們感到自己被社會需要與接納。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社群媒體與青少年使用者之間，已形成彼此傷害卻高度依存的惡性循環。對於平台端而言，24歲以下年輕使用者雖然消費能力相對較低，但其網路互動率與平台黏著度卻遠高於其他年齡層，這對於占大型平台營收高達95%的廣告行銷極為重要。更甚者，年輕使用者在線上購物與社群導購中的消費機率，更是其他年齡消費者平均的3倍以上。因此，各大社群媒體平台才會不計手段地爭取年輕甚至未成年使用者的活躍數據，希望以「向下扎根」超前布局。

然而《失控的焦慮世代》所提出的論點，卻引發了學界之間的激烈批評──質疑者認為，海德特所提出的論點「並沒有經過嚴謹且足夠規模的實證」，僅僅因為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在青少年抑鬱和焦慮症增加的同一時期上升，並不意味著數位科技的進步，即是引發心理疾病流行的原因。

例如，全球公衛系統對於身心健康的重視，在過去10年內有顯著的提升，這是否使過往容易被公眾忽略的病例得以被及時發現；同時，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狀況也有著很明顯的地區、文化、社經階級與外部因素差異，例如英國從2010年開始就不斷撙節公共醫療與基層教育的預算，這亦可能是導致兒童平均健康惡化的外在變因。

換言之，學界的質疑意見，雖然也承認社群媒體與青少年群體身心健康的惡化「可能存在相關性」，卻無法認同海德特滑坡式地將兩者推導為「因果關係」。

儘管海德特的論點在學界引發了廣泛的批評，他的政策建議卻在歐美社會，特別是家長群體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與重視。在《失控的焦慮世代》書中，海德特也提出4項主要政策建議：

在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專訪時，海德特回應質疑者的批評說：

「如果你們（學界）認為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驟然惡化，不是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造成的，那麼請問還會是什麼其他原因呢？」

他的這番言論以及書中的觀點，不僅迅速獲得了歐普拉（Oprah Winfrey）、哈利王子（Prince Harry）等名人的關注，也在各國政府間引起了熱烈討論，成為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依據──像是澳洲的南澳州州政府，就因為這本書而開始推動地方修法，並在短短6個月之內，從全國家長話題變成影響聯邦政府的政策倡議，最終更推動澳洲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頒布16歲以下青少年禁用社群媒體的國家。

《路透社》（Reuters）分析，在禁令通過之前，澳洲約有97%未成年青少年固定使用社群媒體，是全球比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同時，超過三分之二的家長對孩子的網路使用環境感到焦慮，也是澳洲社會最被討論的教育問題之一。

但澳洲的社群媒體禁令之所以能以奇快速度完成立法，一方面是因為澳洲政府在過去一年內，屢次與Meta、X等跨國平台爆發官司，雙方的合作互信早已破裂；二方面則是《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不僅激起家長們的迴響，以保守派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為首的新聞集團（News Corp），更以此為基礎發起針對兒童與青少年的「數位排毒」倡議；三方面則是澳洲即將於2025年上半年舉行大選，現任工黨政府亟欲趁著選前最後一個執政會期完成標誌性政績。因此，獲得跨黨派與選民高度支持的社群媒體禁令，便成為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全力護航的重點法案。

「我們想要讓澳洲的家長們知道：『政府站在你們這一邊』，」通過禁令後，艾班尼斯也如此公開表示。但澳洲政府的社群媒體禁令，雖然獲得了77%以上民意支持，卻引發來自資訊學界與教育專家的強烈質疑與焦慮。

反對意見強調，在過去10年內，社群媒體已成為澳洲校園生活的關鍵部分。儘管網路確實散播傷害性資訊，但許多來自偏鄉、性少數、性別認同不安、移民第二代、家庭與社區功能失調，或具有特殊興趣與天賦卻無法從校園傳統教育中獲得支持的孩子們，正是透過社群網路的串聯，得以主動連結外部支援網絡。例如近年來，澳洲青少年之間屢屢就氣候變遷、反校園霸凌、多元性平教育等議題，主動藉由社群網路號召全國學運倡議，這一方面以數位方式擴大了下一代公民社會的養成與參與，二方面也顯示新世代的網路時代利弊之爭，往往不是「家長們想當然爾的模樣」。

然而，當政府以「為了孩子好」為理由，採取一刀切的方式中斷這些必要的數位聯繫，是否會讓這些少數群體更被逼向社會邊緣？甚至可能促使未成年者轉向更難以被法律管控、資訊正確性更無法保障的地下暗網，反而使青少年的教育、身心健康問題進一步惡化？

澳洲柯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網路研究教授利弗（Tama Leaver）在接受澳洲公廣集團《ABC》訪問時表示：

「有很多例子顯示，人們能夠在網路上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支持、認可與社群，這些支持幫助他們成為今天的自己，鞏固了他們的身分認同感與價值感。但在現實中，這些孩子所處的環境卻不一定能給予他們相同的回應，而他們也將成為新法禁令下，立刻被孤立的首波受害者。」

除了可能邊緣化青少年的少數群體，澳洲社群媒體禁令也尚未解答一個極為敏感的關鍵：如何執法並要求社群媒體配合禁令？

澳洲政府解釋，社群媒體禁令的監督與懲罰對象，主要是要求社群媒體平台必須就兒少管制限制盡到「合理措施」──但這一「合理措施」的具體內容，則必須要等到2025年中，也就是澳洲政府正在進行的「年齡認證實驗」（Age Verification Trial）得出結果之後。

為了對網路內容進行更有效的閱覽分級，澳洲政府在2024年度斥資新台幣1.3億的聯邦預算研究網路年齡認證的可行性，其可能方式包括：

官方表示，年齡認證實驗的目的是進一步強化目前以自由心證為主的網路分級制，藉此降低未成年使用者接觸不當內容的比例。然而，此技術卻引發了網路世界的激烈反彈，許多人譴責此舉是以「保護兒少」為名，行「網路實名制」的國家監控之實，像是X的馬斯克（Elon Musk）更公開指責澳洲政府意圖藉此「大開網路監控的後門」。

質疑者指出，由於無法主動識別未成年使用者，澳洲的社群媒體禁令勢必要求「所有社群媒體使用者」配合年齡認證機制。然而，驗證所需的身分證件與生物辨識資訊屬於極為敏感的國民個資，澳洲政府在要求社群平台執行認證的同時，是否能保證並持續監督這些數據不會被有心單位──包括政府本身，以及難以被外界有效監管的跨國網路平台──濫用、竊取，甚至被用來監控網路使用足跡，都將成為充滿矛盾且難以解決的敏感疑慮。

「如果立法的目標，是杜絕有害內容對孩子們的負面影響，那麼直接下令查封Ｘ，可能會比拐彎抹角、引發更大疑慮的用戶審查機制更有效率。」針對政府的爭議立法，《ABC》資深記者崔奧里（Virginia Trioli）也以社論提出諷刺性的反問：在青少年使用者顯然更熟悉數位科技的事實下，政府還沒研究成功的年齡認證技術，真的有效嗎？

根據《ABC》對澳洲各地未成年網路使用者的抽樣訪問，年輕網友對於政府即將推行的社群年齡禁令大多表示失望或不置可否。一部分人認為，這項政策可能進一步壓縮年輕人在網路世界中的多元參與，但更多人則指出：無論政府如何限制，在數位時代，使用者總能輕易找到「後門」或「外掛」破解規範。

「社群媒體的問題不在於『兒少不宜』，而是其產出的詐騙、假資訊與仇恨言論，對所有使用者都會造成傷害，」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傳播學院教授安古斯（Daniel Angus）就批評澳洲政府禁令完全搞錯重點，因為澳洲的社群禁令僅著重於推動年齡認證系統的篩選，卻迴避了從根本問題改善青少年的網路環境與數位識讀能力。

這意味著，社群媒體空間不僅不會因此變得更安全，反而可能因錯誤資訊、虛假訊息以及目標性演算法廣告的加劇而變得更具危害性。最終，這項立意良善的政策，不僅可能無助於改善年輕族群的身心健康，反將授予社群平台更大且不必要的權限，進一步蠶食與影響你我在數位時代下，自由交流的意志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