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1日星期六傍晚，茱莉亞（Giulia Cecchettin）把剛剛改好的論文檔案傳給指導教授後，出門與菲利普（Filippo Turetta）見面，兩人在麥當勞用餐後杳無音訊。她的最後一則訊息是給姊姊艾蓮娜（Elena Cecchettin），聊起畢業當天要穿的衣服和鞋子，稀鬆平常。

同齡22歲的茱莉亞和菲利普都是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生物工程系的學生，兩人交往一年多，茱莉亞在2023年8月要求分手後，繼續當朋友，但菲利普要的不只是朋友，他要重拾情侶關係。

交往期間，菲利普緊迫盯人的連環call已經讓茱莉亞吃不消，分手後，仍對她情緒勒索，威脅要自殺，不斷傳來簡訊抱怨「妳跟家人相處的時間遠遠超過陪我的時間」、「妳應該跟我在一起，不是跟妳的閨密在一起」。菲利普的善妒和控制欲，讓艾蓮娜有了不祥預感，聽聞妹妹近來開始害怕前男友的言行，更讓她有了最壞的打算。

晚間11點18分，茱莉亞在停車場尖叫：「這樣傷到我了，救救我。」聽到求救的居民報警，但沒看到迅速遠離的車牌號碼。20分鐘後，菲利普載著茱莉亞來到介於帕多瓦和威尼斯之間的工業區，週末深夜，四下無人，但兩部監視器目睹，淌著血的茱莉亞打開車門脫逃，菲利普緊追著她拳打腳踢，抓著她的頭往人行道重擊，像是在踢垃圾，他對著癱軟在地上的前女友補上幾腳後，把幾乎失去生命跡象的茱莉亞塞進車子。啟動不久後，他停車，又砍了茱莉亞一刀，然後開始逃亡之路。

監視影片證實菲利普蓄意致茱莉亞於死地。由於帕多瓦往北走就越過奧地利邊境，義大利警方發出跨國通緝令。

GPS顯示菲利普往北方的阿爾卑斯山區逃逸，11月18日，警犬在海拔1,300公尺的巴爾奇斯（Barcis）湖邊溝壑找到茱莉亞，她的衣著跟一星期前離開家門時一樣──天藍色的毛衣、褐色短裙，黑色外套和皮鞋，山上的低溫保存了她的遺體，剪了瀏海的黑色頭髮染著血，血凝成殷紅的冰晶。竭力抵抗的茱莉亞全身是傷，刀刺上她的頭、頸、耳、手臂和雙掌、雙腿，法醫判斷，她在30分鐘內大量失血而死。

又一則司空見慣的社會新聞：一個女人死了，一個男人殺死了女人，義大利在2023年第102個被男人殺死的女人。

謀殺新聞被歸在義大利媒體的「黑色編年體」（cronaca nera），記者亦步亦趨依時間軸線追蹤暗黑事件。男人殺女人的社會新聞常常在幾天後就湮沒在其他政治、或是這兩年來熱門的戰爭新聞之下，2023年在茱莉亞之前被殺的101個女人，多數無人聞問；茱莉亞之死卻震撼了全義大利──她的遺體被發現的一週後，女權團體「一個也不能少」（Non una di meno）號召男男女女從南到北走上街頭，光是在首都羅馬就有50萬人參加，許多人搖晃著鑰匙串，發出不再沉默的躁動，也象徵著厭女謀殺的兇手就在身邊，握有家中的鑰匙。

茱莉亞失蹤期間營造了戲劇效果，一開始許多人以為，是年輕人任性貪玩不回家，但她受到COVID-19疫情啟發，對有關氣管組織再生的論文下了很大功夫，不可能忘了排在11月16日的口試。當警方發現她的頭髮、血跡，一路勘查監視器、詢問目擊者，追蹤一切蛛絲馬跡，整起事件猶如懸疑的偵探劇，媒體也拼湊出「完美受害者」的形象。

鄰家女孩般的她總是笑容燦爛，在知名的大學認真學習；她2022年剛剛失去母親，忙畢業論文之際，仍善體人意照顧家人。她沒有情緒失控、三角情感糾紛或是金錢、酗酒問題，她純潔無辜前途光明，旁觀者沒有檢討受害者的藉口，必須正視問題的本質。

義大利常形容男人殺女人是「熱情的罪」，但艾蓮娜指控，妹妹的死是厭女謀殺（femicide），殺她的不是怪物，怪物是病態的，但殺死她的是正常的父權之子。

當教育部長瓦迪塔拉（Giuseppe Valditara）要全國學生為茱莉亞默哀一分鐘，艾蓮娜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說：「為了茱莉亞，你們不要沉默；為了茱莉亞，你們要燃燒一切。」這句話源自秘魯女性主義運動家托雷斯卡切雷司（Cristina Torres-Cáceres）反抗厭女謀殺的詩句：

「媽媽，如果明天我沒回家，請毀了一切。如果明天輪到我，希望我是最後一個。」

艾蓮娜比茱莉亞大兩歲，兩人感情好，但性格不同，若茱莉亞是一幅繽紛輕盈的莫內印象畫，艾蓮娜則像是林布蘭的畫，晦暗的陰影襯托著光，充滿力道。一些看戲的人指責艾蓮娜哭得不夠，但她不要暗自啜泣，她要把妹妹的死從家庭悲劇和看似偶發的情殺個案翻轉為集體事件，她指責國家無力保護女性，國家機器殺人，並指出要解決厭女謀殺的問題，必須針對父權體制推動一場文化革命。

柯墨（Eliana Como）在義大利最大工會義大利勞工總聯盟（CGIL）工作，也是「一個也不能少」的成員，說起話來條理分明，她稱許，「艾蓮娜用正確的字眼描述茱莉亞之死，定義了爭辯主軸，帶來改變的可能性。」艾蓮娜把許多人習以為常默默接受、社會上不當一回事的事件「問題化」，父權指控帶動了討論和爭論，激發新反應，賦予茱莉亞之死社會意義。

但大眾對完美受害者的關注和群情激憤可能是危險的偏頗，柯墨說，性工作者、變性人遭殺害一樣需要關切，不能因為他們是社會邊緣人而漠視這類女性殺害和性別暴力。

在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1970年代，女性主義者提議在以拉丁文男人─homo為字根的「謀殺」homicide一字之外，另外以女性femina為字根創立「厭女謀殺」（femicide）。鑽研性暴力的美國社會學家盧賽爾（Diana Russell）認為，若要探索和改變導致厭女謀殺的社會結構，必須與一般謀殺區別，給這類謀殺獨一無二的名字。

經過半個世紀，厭女謀殺一詞仍「妾身未明」，不僅缺少一個穩固的中文譯名，在英文裡，也同時存在femicide和feminicide兩字。許多人仍抗拒在中性的謀殺之外另立新詞，義大利刑法有針對道路和航海謀殺的條文，但沒有厭女謀殺的罪名。在實務上如何界定厭女謀殺也很難一刀切，年邁的丈夫殺死臥病多年的妻子，丈夫殺死長年患有精神疾病、有暴力傾向的妻子，可以說是厭女謀殺嗎？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在2013年建議各國，編制收集有關親密伴侶和家屬殺人的統計數據，這有助於清楚認識有關厭女謀殺的行為。但各國對於厭女謀殺定義不一，數據難以跨國比較，直到2022年，聯合國才發布有關厭女謀殺的統計測量準則。

依循盧賽爾在1970年代下的定義，厭女謀殺是指「一名女性被殺，因為她是女的。」聯合國指出，厭女謀殺根植於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歧視和男女之間的權力不平等，當女性逾越社會規範或刻板印象，可能招來殺機。厭女謀殺有三種類型：

在這個脈絡下，一名女子在搶劫中被殺，或是在車禍身亡，不屬於女性殺害；典型的厭女謀殺案例有重男輕女觀念下的殺女嬰，或是歐洲中世紀的獵殺女巫，還有懲罰女性讓家族蒙羞的「榮譽處決」（honor killing）。

雖然一般謀殺案的多數受害者是男性，但親密伴侶謀殺的受害者，超過8成是女性。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統計，2021年全球8.1萬名婦女和女童兇案遇害者中，超過一半是被她們的伴侶或其他親屬殺害，而在男性被害者中，僅有11%為伴侶或親屬所殺。

2002年，義大利有455名男性被謀殺，2021年則有184人，下滑比率約60%；相較之下，2002年有187名女性被殺，2021年有119人，僅減少了36%。2002年，每10萬名女性有0.64人遭到謀殺，0.33人是被（前）親密伴侶或家人殺害；到了2021年，每10萬名女性中有0.39人被謀殺，但被（前）伴侶或家人殺害的比例仍是0.33；該年有119名女性被謀殺，70名是被（前）伴侶殺害，30名是被其他家屬殺害，約6成女性是被親密伴侶所殺，但僅4%的男性是被親密伴侶所殺。

性別攸關權力，是政治問題，有關茱莉亞之死是父權殺人的指控，引發右派政府的反彈。

義大利女性遭家庭內謀殺的比例低於性別更加平權的芬蘭、荷蘭、德國、法國，讓現任政府有了反駁父權殺人的底氣。「父權的確存在，但是在伊朗、阿富汗。自由和民主的西方經過長久努力，父權已經是過去式，」義大利家庭暨生育部部長羅伽拉（Eugenia Rocella）接著說，「現在的風險來自新父權，來自性別哲學的壓迫、威脅自由。」

右派的地方議員譴責艾蓮娜是撒旦主義者，她的父權言論是鸚鵡學舌；社群媒體上的批評、羞辱和威脅排山倒海而來，艾蓮娜不得不請律師提告。一些右派媒體則指出，現代女性學歷比男性更好，可以自由選擇工作和婚姻，義大利也有了第一位女總理，父權是陳腔濫調。被指責是父權文化表徵的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則在社群媒體貼出外婆、媽媽、她和她女兒的合照，諷刺地說：「這是我們家四代同堂的父權文化。」

梅洛尼的父親在她年幼時離家出走，她和姊姊跟著母親回到外婆家。1992年，年僅15歲的梅洛尼加入緬懷法西斯的義大利社會運動（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開啟她的從政之路。她對女性主義很不以為然，反對女性保障名額，她說：「我是女人，但不想被當成熊貓保護，我覺得直接跟男性競爭更有趣。」

梅洛尼說，她一路走來從未被歧視；但她也說了，不明白為何有些義大利人抗拒女性擔任最重要的職務。2016年，懷孕的梅洛尼想競選羅馬市長，「被流放的雙胞胎因母狼的滋養活了下來，並締造羅馬，女性當羅馬市長充滿象徵性。」她的右派對手也以母職的角色建議她「在家好好帶小孩」，她堅持參選，但輸給五星運動推舉的拉吉（Virginia Raggi）──另一位年輕的女性政治人物。

最終，是由梅洛尼打破政壇天花板，當上義大利第一位女總理，讓左派女性主義者頗尷尬。文化部長桑吉禮安諾（Gennaro Sangiuliano）便說，除了梅洛尼，英國第一位女首相佘契爾（Margaret Thatcher）、德國第一位女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都出身右派，意味著左派女權運動的失敗。

梅洛尼掛在嘴邊的「上帝、祖國與家庭」源自上個世紀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口號，她所創辦的政黨叫做義大利兄弟黨，不是姊妹黨，雖是生理女性，但她服膺父權的政治邏輯。茱莉亞被殺後，政府有意增加課堂上的兩性教育，梅洛尼推薦了一位修女。對性別議題立場保守之外，她也是雙重標準，她同居生女，拒絕婚姻，但希望「復興」式微的傳統家庭，她的女性政策幾乎都與生兒育女相關。

此外，2023年夏天，南義大城拿坡里（Naples）郊區傳出少女被青少年集體性侵，義大利接連爆發針對女性的性暴力事件後，梅洛尼的伴侶強布魯諾（Andra Giambruno）在主持電視節目時說，如果女孩子少喝點酒、保持清醒，就不會招來狼群；梅洛尼為他緩頰，指出這番話像是母親對女兒的叮嚀。隨後流出強布魯諾多次以性暗示挑逗女同事的錄音，梅洛尼在社群媒體宣布結束兩人關係，快刀斬亂麻，避免家務事衍生為義大利父權文化的討論。

「一名女性當上總理不代表著父權文化改變，況且不能忘記梅洛尼的法西斯淵源，」莫多拉（Sara Modora）說。莫多拉經過1970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洗禮，投身協助受虐的女性。

父權是一套男性支配的體系，以男性為思考中心，隨著時代演變，施展權力的方式更加幽微複雜，但依舊根深蒂固。莫多拉說，當女性單獨晚歸要擔心安全，受到性侵還要被質問「妳穿什麼衣服？有沒有喝酒？」這都代表著社會尚未走出父權思維。父權也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的男性，同樣在父權社會生長，不是所有男性都會對女性施加暴力。然而，一旦女性逾越固有的性別界線，父權猶如孳生厭女心態的沃土，支撐對「弱者」施暴的意念。

性別暴力也不如戰爭下的暴力顯而易見，常常混雜在文化和日常間，難以辨識，例如「打是情、罵是愛」、「嫉妒和掌控是因為愛」等慣常的說詞模糊了風險。右派心理學家薩娜（Neomi Sanna）反擊，把女性殺害歸咎於父權殺人是誤診病根，真正的病灶在於父權搖搖欲墜──愈來愈多女性占據過去由男性擔任的位置，動搖既有的社會典範，男性無所適從，而殺女的兇手經常是性格柔弱、缺少安全感，有別於傳統的男性陽剛、強悍形象。

在父親尼古拉（Nicola Turetta）心裡，菲利普是個完美的孩子，與弟弟相處融洽，從未與同學起衝突，念書自動自發從不用他操心，按部就班，就連業餘的排球課也不曾缺席。在朋友眼中，菲利普內向害羞，認真好學，與茱莉亞交往時，常常烤餅乾送她。

11月11日晚上，菲利普傳了簡訊給家人：「晚餐我在外面吃。」尼古拉無法想像，幾個小時後，他的好孩子正在殺死前女友，打她、踢她、用刀刺她、把她扔進車裡、放進垃圾袋裡，在深山拖行50公尺，棄屍在湖邊溝壑，然後逃之夭夭。

尼古拉再次聽到兒子的消息，已經是7天後。發現茱莉亞屍體的同一天，18日深夜，一名德國駕駛通報，高速公路路肩有一輛沒有開任何車燈的車輛，可能造成車禍。警方抵達時，菲利普站在車邊，逃亡1,000公里後，車沒油、他也沒錢了，筋疲力盡的他承認自己是義大利的通緝犯。

引渡回到義大利後，檢方擔心菲利普情緒不穩有自殺傾向，將他安置在看守所的護理中心，全程監控，有心理醫師諮詢。像是洩了氣的皮球，菲利普面對檢察官時聲音微弱，問訊長達9小時，他只要求喝水，沒停下來吃飯；追問細節，他常回答忘了，但坦承犯案：「我殺了我的前女友，我看著她死掉。」他也願意為此服刑付出代價，但否認有預謀，一再重複「我忽然暴怒，腦子裡突然啟動了什麼」，彷彿殺人的半小時裡，他是身不由己。

在已經廢除死刑的義大利，菲利普的說詞可能是想避免最高可判無期徒刑的預謀殺人罪。不過，警方在工業區找到一把脫了把柄的21公分兇刀，菲利普被捕時，身上還有一把12公分的刀，他預先買了膠帶，封住茱莉亞的嘴，讓她求救無門。監視器也拍到，他在行凶的3小時前到過工業區，像是在預先勘查現場；還有他駕輕就熟在漆黑的夜，繞著曲折的山路找到偏僻的棄屍地點。這些證據讓人難以置信，他是臨時起意一時失控殺了前女友。

看著警方提供的監視影片，尼古拉和妻子也難以置信，影片中凶殘屠殺茱莉亞的，是他們養育了22年的兒子。他們唯一想起的異樣是，茱莉亞決定分手後，菲利普非常沮喪，常常說不想活了，建議他找心理醫師談談。帕多瓦大學的心理諮商室紀錄顯示，菲利普進行了5次諮商，還預約了11月17日，但阻擋不了悲劇的誕生。

殺死前女友後，菲利普曾經想自殺，但沒勇氣。他引渡回到義大利的第一個要求是，想見父母，但尼古拉和妻子等了5天才去見兒子，他們走出看守所的表情是強作鎮定的木然，「無論如何，他是我們的兒子，我們不會拋棄他，」尼古拉還說，「感謝獄方對菲利普的照顧。」

他們是典型的北義大利小康家庭，安份守己，理性有教養，兩個年輕人失蹤後，他們呼籲菲利普回家，確知兒子成了亡命之徒，勸他自首；菲利普落網後，他們也沒護短，表示兒子必須為犯下的大錯負責。他們接受事實，但無法明白，好孩子怎麼變成了兇手，不只他們困惑，許多家長也擔憂教出殺人犯。

菲利普對檢察官說，無法接受失去前女友，「我還愛著她，茱莉亞是我的。」對他而言，愛是占有，像擁有一雙鞋子，弄丟鞋子讓他丟臉，讓他失去理智，最終讓茱莉亞失去性命。菲利普也無法接受，茱莉亞比他更早畢業，對她說：「妳必須停下來，我們不能不一起口試。」就在茱莉亞預定口試的5天前，菲利普殺了她。

有人認為，這是父權思維作祟，否認女性自由，用暴力懲罰她的優秀；有人認為，這是情緒文盲，菲利普的自我認同脆弱，無法接受挫折，不懂處理分手的痛；有人認為，父權養成男子有淚不輕彈，無處宣洩，但又非常脆弱，暴力一發不可收拾；有人認為，這是新世代家庭的難題，少子化加上網路，面對面的人際互動減少，年輕人更不懂得處理情緒，家長也更講究平等，讓孩子自由，未能及時察覺誤入歧途的跡象。

茱莉亞的父親吉諾（Gino Cecchettin）在一年前失去妻子，如今面對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慟，殺女兇手活了下來，也成了父母最熟悉的陌生人，必須面對一連串的質問，他對菲利普雙親的處境表達諒解。吉諾相信司法會公正審判菲利普，不願被仇恨困住，他望向未來，要讓茱莉亞用另一種形式活著，成立獎學金，與協助受暴女性的團體合作，挽救更多的茱莉亞。

茱莉亞的房間像在等著主人回來，書桌散亂，或者用她的話說，是「有創意的秩序」。桌上有小熊封面的筆記本、彩色筆，還有手繪名片，畫著一塊蛋糕，寫著她的名字和聯絡方式。在順從父母期望念了生物工程後，吉諾支持她成為童書繪本畫師的願望，她考上了繪圖學院，等著畢業後離家就讀──另一個遠離菲利普的決定。她的遺體被發現時，身邊有一本「怪獸也會刷牙」，一本教小朋友刷牙的童書，但書名彷彿在提醒平庸之下的險惡。

來到帕多瓦參加喪禮的一萬多人幾乎都哭了，吉諾緩緩念著構思好幾天的講詞，「我們陷入一場駭人的暴風雨，一場彷彿永無止境的暴風雨。」他指出厭女謀殺源自看輕女性的文化：

「若要改變，必須從我們這些男性開始，挑戰男性暴力理所當然的文化。」

這場暴風雨也滋潤了大地，離開人間的茱莉亞化身為種子，終將發芽，結出寬恕的果實，不再以愛之名，行殺害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