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月中台灣疫情正熾，許多人為防疫在家工作，但實驗室的研究團隊形同「被隔離」在實驗室裡。台大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教授、台大醫院檢驗醫學部副主任張淑媛，工作兩頭燒，一邊要做病毒分離、培養，提供研究之用；另一方面，因為台大醫院P3實驗室是疾病管制署合約實驗室，還要負擔疑似病例的檢體檢測， 她提到「6月之前，光台大病毒室就做了約7、8千個篩檢」，顯見團隊工作負荷量之沉重。

張淑媛在台灣這次COVID-19之役中有重要貢獻。她領導的台大醫檢和P3實驗室團隊，在1月30日，成功從確診病例的檢體中，分離出首株台灣本土新冠病毒，讓台灣成為世界第四個達陣的國家。

張淑媛回憶，早在去年（2019）12月底、中國傳出不明原因肺炎時，國內幾位疾管署合約實驗室的專家就開始討論該如何因應，展開文獻收集工作，也討論如何用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連鎖反應）偵測、執行病毒分離和培養；1月23日過年期間，台大醫院確診該院第一名COVID-19患者後，團隊就進入全面警戒狀態。

張淑媛提到，那時每天腦袋想的都是今天、明天、下星期要做什麼實驗，「你說會不會累？那時候其實根本沒有時間想到累。」從1月到一直到6月初，張淑媛才終於有了第一個週末「休假」。

這樣的緊繃，除了疫情檢驗和研究開發的需求外，還來自台大P3實驗室在重大流行病破解病毒的「光榮傳統」。

17年前，張淑媛的老師、已退休的前台大醫檢部主任高全良，也成功分離出台灣首株SARS病毒、留名青史。「所以，開始時壓力滿大，我們有責任要把台大這些優良的歷史任務承接下去，」張淑媛說。2017年H7N9禽流感，張淑媛實驗室也分離出台灣第一個本土病毒株。21世紀三大世紀流行病，台大P3實驗室拿了3次「第一」，張淑媛完成其中重要的兩戰。

張淑媛解釋，「有活的病毒才能做後續的分析，」病毒的分離跟培養的重要性在於，不管是了解病毒致病性，或進行抗病毒藥物、疫苗研發、檢驗病人抗體，都可以作為良好研發材料。

但她坦言病毒沒有那麼好養，她要在P3實驗室內，將病人檢體「種在」細胞株上，觀察細胞是否產生病變。儘管大家知道這次新冠病毒（SARS-CoV-2）和SARS病毒都是冠狀病毒，「我們已經知道SARS病毒感染細胞大概長什麼樣子，可是新冠病毒的細胞病變長什麼樣子，沒有人知道，」得花上不少時間仔細觀察，搭配PCR反覆確認。「有時候你就會覺得，我是不是在自己嚇自己，這個是嗎？」張淑媛道出實驗室人員與病毒交手過程時「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忐忑心情。

張淑媛透露，團隊在得知這次病毒可能與SARS相關時，就找出當年團隊儲存在液態氮桶中、可以用來培養病毒的猴腎細胞，開始「解凍」備戰。儘管病毒順利分離出來，但要將病毒「放大」──即擴增病毒數量時──面臨病毒濃度養不高的瓶頸，她立即向老師高全良求助，請教SARS時細胞培養經驗，嘗試操作各種類的細胞株、調節條件後，才總算找到讓病毒長得較好的「配方」。

台大P3團隊有著「不能第二」的自我期許。國衛院的P3團隊進行病毒培養，也有著「不能失敗」的壓力。

台灣出現本土疫情後，國衛院即擴大編組、成立15人的P3實驗室團隊，全面備戰COVID-19的病毒培養、疫苗與藥物的動物試驗和篩檢工作。這些平常分散在不同實驗單位的人員，多數是2、30歲的年輕人，自願「跳火坑」，參與既危險又充滿未知的研究工作，是台灣研究機構陣容最龐大的P3團隊。

34歲的國衛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曾才騰，是團隊的實驗室調度者、也是該團隊資深的P3實驗室人員，2017年爆發H7N9禽流感疫情時，已取得P3實驗室操作的資格，有高風險病原培養的經驗。他也是此次國衛院第一個「接觸」新冠病毒的人。

「我記得是228連假前夕，接到疾管署通知，可以分讓病毒株給國衛院，為了可以快點拿到病毒，雖然連假回南投老家過節，還是趕著連假寫好申請文件，我把表格傳出去後，疾管署立即回覆過來，原來他們也一樣，假日還是有人在工作。」

「大家（研究團隊）都等著我的病毒做分析！」曾才騰遇到的一個關卡，就是要把從疾管署領回的病毒株「養」起來。因為沒有活的病毒，試劑、疫苗、藥物開發的效果，都無法獲得實際驗證，研究根本沒辦法進行。

養起足夠供未來各式研究使用的病毒，是沒有失敗空間的任務。

提起3月初，完成相關文件申請、與同仁前往疾管署拿病毒，曾才騰對每個細節都記憶猶新：拿到的病毒經過3層包覆，約0.5毫升的冷凍檢體先放在試管中，放到專屬的運送罐固定好，最後再放到手提箱中，「一回到國衛院，我就直接往P3實驗室衝了。」不過分配到的病毒只有一管，萬一失敗了，所有的相關程序都得重來，意味著，疫苗、篩劑、藥物的開發時程都要往後延，實驗室裡的第一棒不上壘，後面研究人員是無法得分。

「第一天觀察，病毒好像長得不太好，心裡真的滿緊張的。」好在實驗執行的第二天，觀察到病毒成功養起來，他才能鬆了口氣，目前已經培養到將近400管病毒，「病毒也不是隨意培養、使用的，每一管裡都有活的病毒，所以養了多少管、使用在哪裡，進出都要向疾管署逐日通報，」曾才騰解釋，新冠病毒是被「嚴格控管」的病原。

國衛院副院長、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研發組技術支援平台組長司徒惠康解釋，P3實驗室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藥物發展和疫苗開發最重要的步驟之一，「病毒的培養、操作、擴大，都要在這裡進行，國衛院還有台灣少有的動物級的P3實驗室，還可以進行病毒的動物攻毒實驗。」經歷台灣無數流行疫病的司徒惠康也直呼，「這次（COVID-19）從分離病毒到進入疫苗開發，是前所未有最快速的一次，研究團隊和實驗室人員，真的是日以繼夜在投入，讓人很感動。」

為什麼要限定在P3實驗室裡進行？因為新冠病毒是新興的病毒，一旦感染，沒有有效的藥物治療，進行相關的實驗要格外小心。司徒惠康指出，疫情爆發之初，台灣有12個與疾管署合作的P3實驗室，可以執行新冠病毒的病人檢體檢測工作，但要進行活體病毒細胞的培養和擴大，疾管署把關更嚴格，只開放台大、成大、長庚、中研院、國衛院5單位可以進行。

進入P3實驗室，必須穿戴高規格太空防護衣、戴雙層手套，且2人一組同時進入，動線也是單向管制、層層防護；人員進出必須記錄體溫，鐵門之外也有螢幕即時監控實驗室內狀況。國衛院感疫所研究助理郭依萍說，每次實驗進入大約4小時，尤其操作的病原可能會有危害性，當然難免有點緊張，「衣服（防護太空衣）一穿上，就是不能吃也不能喝，」每次做實驗前，他們都要先填飽肚子、上好廁所。

由於病原體可能造成一定傷害，P3實驗室人員訓練十分嚴格，人員必須完成疾管署線上課程，也要從實際的操作來考核資格，新手都要由資深的人員帶著做起，從旁監督有沒有正確的風險評估的能力，像是實驗室環境裡的清潔擦拭、不要讓操作台靠身體太近等等，曾才騰就是國衛院P3團隊裡的「魔鬼教頭」，「因為不希望同仁們出事，那我會對不起他們，」他說。

有些新手第一次進P3時，前一晚甚至會緊急得睡不著。郭依萍就笑稱，起初覺得曾才騰的嚴厲「比COVID-19還可怕」，不過，自己實際進去P3實驗室操作後，才理解教練的心情，明白任一個人員若操作不當，都可能對所有人有所影響。

國衛院感疫所助技術師翁容淑，是P3實驗室管理人員，除了協助行政工作，為實驗動物張羅飼料、每天檢查這些小動物不能太瘦也不能太胖，以免影響未來動物實驗的精準度；也要照顧實驗室同事的心情。她笑說，實驗人員進去做實驗一定要「要保持愉悅的心情」，每一個動作都很重要，所以不時就會關心，「你最近心情不好？可以講一講、宣洩一下。」

投入病毒實驗工作，讓這些研究人員「自主隔離」，和公眾、家人儘可能保持距離。「我們會少搭大眾運輸工具，盡量騎車上班，減少和人群接觸。雖然一般人覺得實驗室裡很危險，但我們會很明確知道風險在哪裡；反而在公共場合中，我們不知道危險在哪裡，但我們若發燒、感冒，會很麻煩，」曾才騰說。

為了減少「不明接觸引發的風險」，原本在新竹租屋的曾才騰，4月中搬到苗栗竹南國衛院附近，騎車通勤只要約5分鐘，把和外人接觸的機會降到最小，也爭取多一些休息時間。

這些團隊燃燒小宇宙的能量，都來自家人，但也最害怕牽累家人。

「過年期間，我只有大年初二那早煮了一頓飯給爸媽吃，其他時間就只有回去吃飯，都是爸爸媽媽煮，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爸爸媽媽年紀都滿大了，」談起父母，張淑媛有女兒的愧疚。

張淑媛說，當時儘管成功培養出病毒，也會擔心自己是否不小心感染，而後傳染給家人，那陣子與家人相處時幾乎都帶著口罩。為了避免家人擔心，也絕口不提自己正在進行什麼實驗，「那時也婉拒了很多媒體的採訪啦，」就是不希望「被曝光」，讓親友擔心。後來成果還是發表出來，「結果連我先生也是看新聞才知道，我成功培養病毒。」

實驗人員的光榮任務，實際上卻得低調進行。翁容淑說，在國院衛實驗室工作，在疫情發生時就會有點「敏感」，所以有告訴家人說，不要跟人家宣傳，以免引發恐慌，「我媽就說，講太多，到最後人家會亂傳，傳到最後就覺得很可怕。」

實驗室人生，面對的是密閉的空間、潛藏危機的病原，孤單而寂寞。為什麼選擇投入？「因為當時沒考上醫科呀、只考上醫技系，」內斂的張淑媛，少見地露出俏皮的笑容直率地說。

雖然不是最初的「第一志願」，但後來她赴美國哈佛大學念書，在一堂公衛課上，討論到某地在發生疫情後，因為檢驗方法能快速辨認病原體，使醫護人員及時對病人做處置，因而控制住疫情，預防更多人受害，「那是我第一次覺得，身為一個醫檢師，真的非常重要。」攻讀博士時，有個到非洲波札那（Botswana）協助成立HIV實驗室的機會，張淑媛自告奮勇參加，待了半年替當地訓練人才、建立實驗室運作。

「這是我生命中感受非常深切的一次經驗。當時非洲HIV感染十分嚴重，透過這樣的交流，讓當地人可以幫助他們的國家早點脫離疫情，拯救更多生命。」

投身做HIV的經驗，讓台大前醫檢部主任高全良一眼相中張淑媛「接班」。2012年時，高全良將退休，最讓他掛心的是，因為台大是疾管署特約的合約實驗室，要協助台北市附近地區做感染檢驗，這個工作是有勞無賞、對自己研究工作也沒有加分。高全良回憶，退休前很擔心沒有人願意接手，「張老師（張淑媛）本來是做HIV研究的，也有做過一般病毒，研究做得滿傑出，有很好基礎，好險她願意接手，找到她我覺得滿lucky（幸運）。」

至今仍常回台大實驗室給予協助的高全良說，當年參與2003年SARS一疫，分離出SARS病毒，對他而言，是40年醫檢生涯最重要的標記，雖然那年為了與SARS奮戰，經常做實驗做到半夜，甚至一下子瘦了5公斤，「作為一個醫檢師，能夠在國家危急之下，參與（2003年抗SARS）這樣的任務，替國家貢獻一點力量，雖然那段時間也辛苦而危險，但非常值得。」SARS疫情平緩後，台大進行院內血清檢測，高全良這位與SARS病毒最親密接觸者，是被抽血檢測的第一人，最終陰性的結果也證實，每一個實驗動作都符合標準。

張淑媛則笑稱，當時高全良告訴她，檢驗實驗室是台大的社會責任，她沒有辦法拒絕。面對未來可能突發的新興感染症，她也希望能有接班人持續維持檢驗能量，「未來真的要傳承時，這些人就熟悉這些操作，當疫情來時可以馬上上場。」

「我一個人不可能做那麼多的事情，」張淑媛相當感謝病毒室同仁及醫技系學生，願意在疫情下幫忙執行這麼多的任務，儘管有時候仍有一定的危險性，但團隊都還是願意不怕危險，認真做好應該做的事情。

高全良也強調，台大之所以能在這幾波疫情中，完成重要的病毒分離任務，其實很大的關鍵是P3實驗室一直都在維持運作，「很多機構的P3實驗室，在沒有重大疫情時就關閉了，因為它平常光是電費就十分驚人，而實驗室關閉，人才怎麼能培育起來呢？」

高全良也語重心長地說，對於P3實驗室來說，平常養兵備戰相當重要，能在任務來臨時發揮應有功能。國家布設好實驗室，並常常訓練人員技術，就不會在疫情爆發時手忙腳亂，或需要重新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