鋒面籠罩的台中下著傾盆大雨，清晨6點，弗傳慈心基金會的中央廚房已集合一群完成著裝、消毒的廚工，將食材分門別類放入大鍋中烹煮。這天的菜單是三杯雞、糖醋魚、洋蔥炒蛋、燴黃瓜、酸菜麵腸、韭菜蛋花湯，一起鍋就熱騰騰運往隔壁的配膳室，依照服務對象的健康狀況客製。

醃製蔬菜不能裝進低鹽飲食餐盒；糖尿病餐需低鹽、低油、低糖；牙口不好長輩的「半流餐」需用攪碎機打碎⋯⋯100多種組合的餐食逐一裝入貼有個案姓名的餐盒，用電梯運往一樓。

送餐員陳金明與夥伴們將1,700人份的餐點分裝進防水袋，搬上送餐車。涵蓋整個大台中地區山、海、屯區，共30多條路線的送餐員，上午9點半戴好口罩、手套，準時出發。

弗傳慈心基金會在921大地震救災過程中看見弱勢長者的餐食需求，成為第一個承接台中送餐服務的單位，22年來送餐不間斷。現在的送餐對象有社福系統的弱勢獨居老人、「長照2.0營養餐飲服務」案家，以及部分自費戶。

長照2.0營養餐飲服務的對象，是無法自行備餐的失能民眾，中低收入戶占服務個案數的85%。目前台中使用這項服務的2,800多位民眾，有4成、約1,200戶，由弗傳慈心負責送餐，送餐員每天直面的，是繁華六都角落的底層風景。

跟著陳金明的機車，我們第一站來到豐原區一處傳統市場，以輪椅代步的張先生，與數名長者蝸居在市場老舊建物二樓，每日最正常的一餐就是這個便當。幾條街外，68歲羅先生剛動完手術出院返家，原本餬口的資源回收暫時做不了，父母留下的老舊房屋讓他無法申請中低收補助，每天中午在門口盼著送餐員到來。

轉進靜巷，一棟老屋內住著一對老夫妻，先生外出時，將失智的太太反鎖在家內以防走失，中午再回家拿取送餐員掛在門口的便當給妻子。不遠處的透天民宅，屋內以木板隔出許多雅房，多名年邁弱勢租戶在狹小無窗的房間裡棲身。

來到豐原鬧區，罹患糖尿病的73歲住戶羅先生等在社區樓下，他一眼失明，另一眼僅剩2成視力，一認出陳金明就笑開懷，主動報備自己的身體情況，「吃他送的糖尿病特製餐好多年，他對我很關心。」

不遠處的民宅，77歲張女士在接受送餐前，常以泡麵和別人接濟的物資果腹。50多歲的兒子擔任油漆工，長期勞累影響身體，加上年齡漸長，疫情前收入就不穩定，疫情爆發後已將近1個月無工可做。接過便當，她拄著拐杖一路謝到大門口。

一路送了20多個便當，陳金明每送一戶就噴一次酒精消毒，中午12點半前完成送餐任務。

印刷廠老闆退休的陳金明今年68歲，加入送餐行列9年，送餐之餘，溫和細心的他還每天詳細記錄個案狀況，「送餐最初是為打發時間，後來發現這件事非常重要，許多家庭的情況一般人難以想像。」

看似平凡的社區，每扇門背後各有故事。有囤物癖、也有家徒四壁，或尋常巷子走到盡頭，風景驟變為一戶戶低矮潮濕的破舊房屋，住滿高齡獨居長者。臨時要找個案，還得透過唯一一名有市內電話的住戶尋人。

對獨居、失能、老父母照養身心障礙子女等個案來說，送餐員很可能是第一個發現他們生病的人。陳金明曾發現個案跌倒爬不起身，浸在自己的排泄物裡，許多送餐員都遇過類似狀況，還有人在寒流冬日發現個案坐在床上，雙手僵直前伸，以為對方剛起床，近看已斷氣。

來到台中山區，送餐員王宜橙常得沿著峭壁邊的農路，穿越果園，沿途問人，才找到住在工寮裡的個案。他有時得幫個案打開便當盒，因為生病雙手攣縮的案主，連拆橡皮筋的力氣都沒有。

他發現很多個案都有子女，只是久病無孝子，或家人有嫌隙不再聯絡。有位中風婦人先生早逝，兒子失聯，某次王宜橙發現她身體不適，詢問「妳還好嗎？」或許是長期乏人關心，婦人放聲大哭。

送餐員常是個案每天唯一的說話對象，有時還得承受個案情緒。曾有個案需要服務又怕被人看不起，遷怒陳金明，對他劈頭痛罵10幾分鐘。陳金明默默轉念，人都有情緒要宣洩，這種毫不留情的罵法，大概是把他當家人了。

三級警戒後，不少社福機構避免人際接觸，暫停例行訪視。弗傳慈心的部分個案，已要求改為將餐盒掛在門口的「無接觸送餐」，送餐員隔門打聲招呼就離開；一些社區大樓則禁止送餐員上樓接觸住戶。防疫考量下，弱勢族群的處境愈來愈難被及時察覺。

除了送餐服務受限，所有長照2.0的老人食堂、日照中心、兼辦長者共餐或送餐服務的社區關懷據點都暫時關閉。嘉義市興村里的「花甲食堂」是停擺的據點之一，偌大的廚房，在疫情前每週供餐3天、服務250人。年滿65歲的里民每餐繳交30元，就可吃到有魚、肉、蛋、蔬菜的六菜一湯，身障、低收全額補助。想和大家吃飯聊天的，就在食堂旁的小公園一起共餐；想外帶回家吃的，這裡提供盒餐；10多位無法出門或失智長輩，由志工送餐到府。

興村人文關懷協會理事徐素津是花甲食堂推手。5年多前，社區連續發生3起里民輕生事件，都是60多歲、獨居或人際關係較疏離的長者。「我先生是里長，很多里民建議他要拜拜，否則一個接一個。但我說里民需要的是關懷，不是拜拜。」

徐素津說，興村里5,000位居民，600多位年滿65歲。青年人口外流，老人家獨居吃得簡單，有時隔夜飯反覆加熱，營養都流失。她覺得食物可以治療一個人的憂鬱，肚子吃飽就不會亂想，於是自掏腰包，找來好朋友當志工，開辦社區食堂。社區活絡了，長者交到朋友，從此再也沒人尋短。

從備餐到送餐，興村里花甲食堂全部仰賴志工，常駐志工至少12人。5月初疫情升溫，就有志工的女兒打電話給徐素津，拜託徐素津說服她母親別再當志工了。食堂的人那麼多，萬一成為防疫破口，讓她母親或其他人感染怎麼辦？

徐素津跟志工幹部商量，實在沒人敢承擔責任，隔天剛好嘉義市升高到準三級警戒，食堂順勢暫停。「停餐第一天，就有里民打電話來說斷炊，我立刻把家裡整袋米給他。」

許多社區據點、基金會停止共餐後，改做無接觸送餐、送物資，讓個案維持溫飽。但以中高齡為主力的備餐、送餐志工，同時是感染COVID-19的高危險群，許多人在疫情爆發後不願再服務，人力嚴重短缺。在社福團體Facebook或公益媒合平台上，隨處可見召募送餐志工的訊息。

疫情擴散，經濟弱勢的確診者出現送餐需求。由於並非每縣市都有確診者的送餐方案，竟出現公務員私下找「好心送餐單位」、「熱心志工」幫忙的情況。

某送餐單位日前接到一名地方局處的公務員來電，想請他們為一名罹癌、同住家人也被隔離的清寒確診者送餐。讓單位工作人員驚訝的是，雖是公部門的委託，卻無法提供志工的送餐服務費與保險，只能提供手套與N95口罩；連個案的便當錢，都是該名委託的公務員自己倒貼。

「委託的公務員說，他問遍各局處是否有資源能協助，都沒有局處願意接（送餐業務）。這位公務員也問過社會局，社工評估認為有送餐需要，後續就沒下文。萬一沒人敢送，他只好自己去，」送餐單位工作人員表示，很訝異這個縣市的地方政府對弱勢染疫者的餐食毫無配套，導致公務員只得私下委託民間送餐，形同轉嫁了風險，卻無法提供能保障送餐員權益的資源。送餐單位就算是公益性質，也不能讓送餐員用善心去和病毒對賭，單位最後婉拒這項委託。

此波疫情爆發前，送餐員待遇不受重視、補助不合理就已是老問題。除了導致送餐人力召募不易，送餐單位還得賣力募款，或以其他服務收益填補經費缺口。

以興村里花甲食堂來說，「長照2.0」每年補助共餐經費20萬元，徐素津笑說自己與先生每個月都在「托缽化緣」，寫計畫、找補助、找食材。幸好有善心人士捐款，還有食物銀行提供物資、連鎖火鍋店提供續食，不夠的在社區菜園自己種。至於送餐，就是社區自行承擔的額外服務。

由於正職人力的穩定性遠比志工高，送餐量體大的單位，一般會以正職送餐人力為主，再與志工相互遞補。門諾基金會承接花蓮縣7個鄉鎮的案子，以7名全職人力、搭配25名社區志工，為500位接受營養餐飲服務的長輩送餐。門諾基金會執行長邱燕銀說，「志工沒領薪水，我們沒有要求他們的權力。志工能臨時請假，長輩可不能餓到一餐。再說，穩定的送餐人力，才能與個案建立關係。」

查詢各大外送平台的計薪方式，每單有基本取餐費，跑愈遠、配送費愈高；反觀長照2.0的送餐志工，無論一趟是送3人或30人，最多只有100元。蔡惠萍坦言：「同樣做送餐這件事，外送平台興起後，就很少人願意來我們這。」

「一趟100元，在花蓮是不會有志工來的，」邱燕銀說，門諾送餐範圍北從秀林鄉，南到豐濱鄉，距離長達140公里，無法納入送餐車服務範圍的偏遠村落，就得委託當地合格業者製餐，再由在地志工幫忙送。為穩住人力，門諾自掏腰包補貼志工，送餐5人內是100元，5～10人是150元，以此類推，並加保防疫險，但還是很難召到新人。

除了送餐員，門諾與弗傳慈心都還有營養師與多名社工等編制人力，但長照2.0只獎助一名社工的薪資，其餘人事費由送餐單位自籌，像是專職送餐員薪水、送餐車輛維修保養費，都由單位自己想辦法。門諾基金會每年自籌700～800萬元送餐經費，占送餐總開銷3成；弗傳慈心自籌1,800萬元，占總開銷4成。這兩年疫情影響，募款更加困難。

「我們現在送一個餐、賠一個餐，」蔡惠萍說，雪上加霜的是，弗傳慈心去年底申報今年度送餐交通費500多萬元，今年3月才得知，衛生局以弗傳慈心去年度溢領交通費2%、合計約9萬元為由，最終只核定200多萬元交通費，連第二季的油錢都不夠付。

王碧蘭強調，雖然弗傳慈心主張是因為送餐人數多才有誤差，占整體服務比例也不大，但衛生局身為主管機關有監督之責，服務單位理應每件事都要做好，也希望送的個案都是正確。第一線送餐很辛苦，不過長照2.0對營養餐飲服務的項目是「獎補助」，基金會有其責任，不能都靠政府，有很多基金會也沒來申請費用，可以自籌經費。

但蔡惠萍認為，送餐現場會發生個案臨時住院甚至過世，家屬卻未告知送餐員，繼續領餐的情況，疫情以來也有家屬阻擋送餐員探視個案，市府要以這樣的無心之失刪減這麼多經費實在冤枉。今年若募款不理想，會考慮是否承接明年度的送餐。

「不送餐，個案大概就回到從前自己張羅餐食的生活，但就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苦了，」送餐員王宜橙說。

老人送餐平台「銀色大門」創辦人孫士姍說，其實老人家每天吃得健康，得以在地安老，就不必花更多成本洗腎、住院。但台灣的長照政策長期向日照中心與醫療體系傾斜，送餐這項「預防勝於治療」的措施反而不被重視。

2019年創立的「銀色大門」，提供民眾為家人訂餐，也能為弱勢長輩、社福邊緣戶認購餐點，目前50位服務對象，一半是各單位轉介的弱勢邊緣戶，一半是自費或部分自費。銀色大門會向在地基金會、社造據點辦理的老人食堂購餐，由志工送餐到府，達成互助共好。給送餐志工的費用，是一戶50元起。

自己做送餐兼長者關懷，也貼身觀察這些承接長照2.0服務的合作單位，孫士姍不平地說，70元補助如何能支應需要客製處理的老人餐食？100元車馬費能期待多細緻的送餐品質？政策支持不足，只期待志工與送餐單位燃燒愛心做事，豈不是本末倒置？

她認為，現在送餐人力的短缺，一大原因來自補助不合理，另一因素是資源無法整合、供需無法對接。疫情爆發後，銀色大門與善耕365公益媒合平台合作規劃「資源疫起來」公益資源平台，讓物資、志工人力都能去到最需要的地方。流動人力的整合與串連，是銀色大門正在努力的方向，希望能接住更多有需求的長者，志工也能在合理的條件下付出。

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私立台北居家長照機構主任羅品善表示，現在日照停擺，勢必有一些原本能在日照單位用餐、活動的長者落出照顧網外。獨老、獨居、沒有支持系統的長者，應運用鄰里資源優先服務，送餐關懷就是一環。

他表示，日本在疫情期間，有社區巡守隊會和獨居長者在陽台、或透過對講機聊天，若發現住戶好幾天沒開燈，要趕快去按門鈴確認是否健康，「講白就是預防孤獨死。」現在的社區巡守隊也可做這件事，或鄰里幫忙送餐，從進食量監測長輩健康，寫張關心小卡，陪伴度過這段人際、心理都疏離的非常時期。

徐素津與興村里的志工現在就在做這件事。除了每週例行的電話問安，安撫長輩的不安與對疫情、疫苗的大哉問，也彙整需要急難救助的里民資料，依需求媒合物資。前陣子端午節，還包粽子送給社區弱勢長輩，疫情再苦悶，也要維持生活感。

《報導者》近日採訪的送餐志工都說，他們會做到不能做為止，因為這是一份有意義的事。但隨著高齡化社會、服務需求者增加，普遍青黃不接的送餐工作，單靠這群中高齡志工的熱血，還能支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