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在希臘首都雅典北方近80公里處的里索納（Ritsona）難民營裡出現了首個COVID-19確診，一名19歲的難民孕婦在希臘當地醫院生產時遭到感染，在該名婦女確診後，20幾名難民接觸者也確診，實際感染人數沒人知道。希臘移民署隨即宣布全面隔離里索納難民營14天，只有少數如醫護人員能進出。

4月5日，另一個馬拉卡薩（Malakasa）難民營，也出現了第一案──位來自阿富汗的53歲男子確診，成為希臘島上第二個全面隔離的難民營。

「待在家」、「保持1.5公尺社交距離」、「勤洗手戴口罩」等防疫標語，成了難民營裡最諷刺的笑話。

一個月前，在列斯伏斯島上已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雖為當地居民，但對病毒的恐慌已滲入摩利亞難民營。

「每一天都在變得更糟，衛生條件、水質、醫療條件，都非常糟，如果有任何案例進來，可能會完全失控，無法想像。」

蹲坐在摩利亞難民營區入口，來自阿富汗的藥劑師迪恩・穆罕默德・阿里茲達（Deen Mohammad Alizdah）說，他在2019年搭船逃到希臘，現居住在摩利亞難民營裡。

他形容，一個帳篷下擠著2到3個家庭，幾千人每日緊貼著排隊領取三餐和食用水，孩子在成堆的垃圾和空塑膠瓶上玩耍，營區內每1,300人共享一個水龍頭，且水質混濁、缺乏乾淨水資源和廁所；醫療資源方面，雖有一些非政府的醫療組織在現場支援，而2萬人的難民營中，僅有一個簡易的行動診所，不具備任何可落實防疫措施的條件。

希臘於2月底出現首個確診案例，截稿前，已超過2,000個確診案例，超過90人死亡。許多人權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不斷呼籲希臘政府重視約11萬居住在難民營的族群。

希臘政府於3月中分別宣布關閉邊境以及全國在家禁令後，許多非政府組織（NGO）無法到現場，也因為擔心志工將病毒帶進難民營，導致一線支援的人數下降，僅有少數前線工作者堅守現場，持續提供物資與宣導防疫措施。

「我們原本有70多名志工在摩利亞難民營裡提供第一線支援，因為疫情關係，現在只剩下30幾位，」安德亞（化名）感嘆。她是NGO「歐洲救助」的首席營運長，在摩利亞難民營內，她主要提供抵達的難民緊急物資救助，安排庇護空間，尤其是針對未成年孩童和單身婦女。

安德亞非常擔憂地說，摩利亞難民營本就是一場災難，不單只是怎麼抵抗病毒而已。因為這幾年接二連三的政治風暴席捲，今年初土耳其和希臘在國境間攀升的緊張局勢，讓累加而來的多重難題，更直逼臨界點。

自2015年所謂的歐洲難民潮開始之前，來自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等國的難民已前仆後繼前往希臘尋求庇護，時至今日每年仍有幾萬人抵達希臘。

即使邊境上直接的衝突並未發生在希臘島上，但這波情勢帶來的恐懼，也使得島上排外情勢更加高漲。

「在我們負責的列斯伏斯北岸，就抵達人數上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但土耳其打開邊境獲得非常高的媒體關注，我們的工作也間接受到影響。」貝索・羅斯（Basil Roth），是非政府組織「Lighthouse Relief」的國家協調員（Country Coordinator），他們組織自2015年9月開始，在庇護尋求者抵達人數最多的希臘小島列斯伏斯北岸，24小時全天候值班，隨時預備拯救難民船上岸。

「這極度令人擔憂，已經完全違反了國際法中保障人人享有的申請庇護權利，」羅斯表示。而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3月刊出的調查報導，更進一步發現，幾百位抵達的庇護尋求者，無法依照程序申請庇護，就被帶到希臘北部祕密的非正式拘留中心，關在狹小且條件惡劣的空間，等待被遣返。然希臘當局否認此事，僅表示拘留和遣返非法移民皆是依照這項法條執行。

除此之外，「反難民的勢力也試圖重創非政府組織的聲譽，例如說我們就是讓庇護尋求者不間斷跨海前來的原因，」羅斯很無奈，因為這波壓力已轉變為實際的攻擊行動，他們被迫要暫時撤離前線。根據《衛報》（The Guardian）報導，歐盟和希臘當地傾政府媒體，持續把提供服務給難民的NGO作為箭靶，形塑為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盟友，以及人蛇集團的幫兇。

這股敘事這幾年持續累積，在去年7月希臘保守黨總統上任之後，愈加嚴重，直到2月底土耳其政府宣布開放邊境大門，邊境上震撼的衝突畫面，兩國政府在人民的死傷、警察過度執法和軍方暴力的程度各自表述、相互譴責，延伸出許多駭人的謠言，間接引爆希臘諸島上爆發的一連串失控的衝突──難民、NGO工作者和記者近期密集地遭到希臘當地極端份子群體攻擊。

這波攻擊，在難民人數最多的列斯伏斯島上，更顯得劍拔弩張。

「我們團隊的志工，被不明人士拿刀架在他脖子上威脅，」那段時間曾在列斯伏斯島上擔任「Refugee 4 Refugees」的台灣志工劉晏孜，本來在摩利亞難民營外的橄欖園非正規區協助物資分配，因為這波攻擊，她也被迫撤離，許多專案停擺。

安德亞說，「我們輾轉收到右翼人士群組中討論看到我們組織成員在鎮上一間咖啡廳，揚言要教訓我們。他們還說知道我們住在哪裡，那真的非常非常可怕！」安德亞敘述那段時間，他們的工作人員有整整3天完全無法進入到摩利亞難民營中，組織緊急宣布所有志工一週的禁足令，但也連帶影響到他們服務的難民，「我們組織特別照顧未成年者和單身女性，你可以想像，沒有人守的難民營，任何人可以自由進出，會發生什麼事⋯⋯。」

這段時間，許多NGO組織的物資倉庫和車被破壞得體無完膚，甚至被惡意縱火；島上的志願服務醫護人員遭暴徒用棍棒襲擊，性命危急，聯合國難民署和無國界醫生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員工都有受到波及；右翼人士也於船岸建起人牆，試圖阻止從土耳其到列斯伏斯島的難民船隻觸岸；受傷的難民被NGO工作者載往醫院途中，遭50、60人攔截，他們打破車窗，試圖用煙霧彈攻擊難民；幾位前線記者則遭受毆打，相機甚至被扔到海中，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緊急呼籲希臘政府與歐盟對報導的記者提供保護。

志工2月開始被右翼人士攻擊，3月撤離在列斯伏斯的據點，「一切都是連續性的，如夢魘中的夢魘，」安德亞以為攻擊事件在3月中趨緩，可稍作喘息，但緊接著來的是更要命的COVID-19。

緊繃局勢讓島上難民取得資源困難，像是最基本的水、食物、藥品，都更難發送到難民營中的居民手上。而自3月初第一例出現在列斯伏斯島上，新的恐懼──COVID-19，開始在難民營區中蔓延。

「有些人還沒有感覺到病毒的威脅，或是對這個病毒沒有什麼概念，但有一群人是被很多假訊息轟炸下，變得異常的恐慌。」安德亞和團隊在摩利亞難民營的第一線，觀察不同難民對於疫情的反應，就如世界各地都有的情形──要不要戴口罩、多久洗一次手、誰可能把病毒帶進來等，讓難民營區又籠罩著新的一層陰影。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可以怎麼做，我們真的很害怕，但做些事比什麼都沒做還好一些。」艾利茲達（Alizdah）作為營區居民，一個月前開始與其他50位來自摩利亞難民營裡的居民組成自救會，在營區裡和社群上貼出多種語言的防疫標語、邀請難民婦女快速建立口罩生產線，以及在出入口處，引用水車的乾淨水源，設置行動洗手台，更招募難民營內志工，指引大家洗手的動線。

「很多人都很有興趣一起幫忙，小朋友也會一起畫防疫標語，一起清理垃圾，」艾利茲達蹲坐在Moria難民營外，收訊較好的地方，試著保持積極正向的和我說，「我們無法依賴任何人幫我們，只能自己努力保護自己。」

在衛生環境已然惡劣的情況下，沒有辦法stay home（待在家中），無法做到social distancing（社交距離），他們仍盡力防堵。

劉晏孜也提到，在營區旁對難民經營的雜貨店外，營區居民現在會整齊排列，一個人進屋內挑選衣物，出來，下一個人再進去。

「Refugee 4 Refugees」的創辦人奧馬爾・阿爾沙卡（Omar Alshakal）本身也是因戰爭逃出土耳其，他說，目前志工人手不足，他選擇和少數成員留守在現場，與50、60位營區居民一起，2週內在營區附近建設緊急的醫療避難所。

「我們這週剛蓋好，打通電路和水的管線後，可以安置約80人左右，接著會再評估，有需求就會再蓋下一個，」阿爾沙卡說。他知道，只要一有確診案例進到難民營，需要安置的空間可能遠遠不夠，所以在有限人力下，日以繼夜與團隊趕工。在匆促的訪談中，他點燃一根菸，聲音充滿深深的疲累。

受訪的志工們認為，疫情遲早會進到摩利亞，只是何時的問題。他們只能和時間奮戰，盡可能做他們能做的。

但難民營區根深的問題，如流膿的傷口，過去沒有消炎，也不是短時間能止傷結痂，反而在疫情的恐慌之下，看得更加清楚。

阿爾沙卡和團隊在建設庇護所時，需要每日用挖土機清理成堆如山的垃圾；艾利茲達也描述著營區內與營區外不同層面的問題，像是營內衛生條件已相當惡劣，他們仍須和地方政府持續遊說，「我們連要自己設立行動洗手台，都要通過希臘政府的核准，才能設在難民營內。現在4個洗手區，都是在營區的入口處。」身為難民志工的艾利茲達和組織裡的其他成員，在營區外拉布條表達訴求等方式，試圖說服政府，能讓營區內有乾淨水源。

因應疫情的擴散，希臘政府3月中宣布嚴格管制難民營居民進出營地，同時限制營區的活動和設施，包括非正規學校和提供基本服務的援助單位，處理庇護申請的辦公室也關閉直至5月。「真的很複雜，能提供的服務很有限，原本提供物資的救援組織，也只能把物資放在難民營入口處，導致常被較強勢的拿走，較弱勢的難民則領不到，」安德亞補充。

除此之外，難民營中更有如幫派般的組織，在疫情棘手之際，持續製造衝突。

安東尼斯・瑞帕納斯（Atonis Repanas）是長期駐點在希臘的記者，他幾週前到摩利亞時，光是一晚就目睹3輛救護車到現場。阿爾沙卡受訪時，大大地長嘆一氣，「昨晚營區有一名16歲阿富汗男孩在衝突中，不幸死亡⋯⋯。」而我們和艾利茲達的採訪也被迫中斷，因為有暴動分子在難民營裡打了起來，他的家人很害怕地打給他，請他趕快回營內。「這樣的暴力事件，在營區時常發生，最近更是每晚上演，」艾利茲達對中斷採訪感到抱歉，滿是無奈。

光是提升大家的防疫意識就相當挑戰，他們還需要時刻擔心前線作業會被這群營區內的地方角力阻擾、甚至是攻擊。難民群體長期被忽略的複雜性，在疫情之下放大的更加透徹。

營區外，面臨的是媒體助攻下持續高漲的排外心理。像是「難民是病毒帶原者」的訊息開始陸續出現，成為新的反難民的理由。

「真的很諷刺，第一例進入難民營的確診案例，就是在當地醫院生產時被當地人感染的，」羅斯苦笑著說，他們團隊有另一個專案就在里斯托納難民營──希臘第一個有確診個案進入的營區，一邊承受著外界將疫情作為阻擋難民的新藉口，一邊得緊急應對COVID-19帶來的影響。

NGO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難民權利研究員娜迪雅・哈曼（Nadia Hardman）認為，歐洲在長期排外的情緒、保守勢力的興起趨勢下，「病毒帶原者」不過是新的論述，「這是我最擔心的，在疫情下，這些沒有事實根據的論述，可能會更刻劃那條和外來者的界線；當病毒影響的是所有人，每個人都急需要醫療等人權保障時，最弱勢的就容易被忽視。」

許多一線的NGO，反而都是擔心自己或是志工，才是將病毒帶入難民營中的人。「我們建隔離庇護所，必要時仍需要進出營區，我都會擔心自己把病毒傳染給他們，」阿爾沙卡每天仍揹著這樣的風險和壓力執行任務。

疫情在歐洲橫行，難民的安置也迫在眉睫，長久以來希臘和歐盟政府在人道和反對聲浪夾雜，此刻也承受著要迫切決策的壓力。

這場危機，哈曼認為歐盟需要擔起很大的責任，「最需應急的方式，是協助希臘紓困島上難民營過飽和的情況，有效率將較弱勢的群體轉安置到希臘本島。」這也是當地24個主要NGO在3月給希臘政府公開信中所呼籲的內容。

哈曼也呼籲歐盟需盡快啟動難民配額機制，將島上弱勢的庇護尋求者移往其他歐盟會員國。她雖然同意有優先安置的必要性，但也坦承，醫療災難當前，要判斷誰該被分類到比較弱勢的群體，的確有難度，「他們都是特別脆弱的一群。」

德國柏林聯邦政府率先提出將協助1,500名在希臘島上的未成年難民及難民兒童安置。德國多個民間組織，也以群眾募資自籌經費，預計派送專機將摩利亞難民營中較弱勢的族群接到德國。

德國和盧森堡政府亦分別同意將協助50名及12名在希臘難民營中無人陪同的孩子重安置，皆預計本週開始執行，孩童入境後也會被安排14天的隔離。一些歐盟國正計畫跟進。奧地利政府將在近日內寄送181個貨櫃屋，提供難民營區移民安置與醫療救護。希臘政府也針對首個難民確診個案，進行接觸者的採檢。

而葡萄牙政府，直接提供難民短期同等公民的權利，這尤其在醫療上和居住權上，可以有更全面的保障。

這些因應措施仍然相當有限，但好過於無所作為。

COVID-19疫情，凸顯的是長久地緣政治下快要腐爛的問題──全球2,600萬難民人口，只有不到1%的難民被重安置到歐盟或其他西方國家，超過90%的難民人口是逃到在土耳其這樣的戰爭發源地的鄰國，這些國家通常沒有足夠的資源安置龐大的難民數量。

但是歐盟、希臘、土耳其主要的三方，多年來的政治棋局還在下，土耳其境內難民人數持續膨脹，希臘島上難民營的人數也超出負荷，經年累月的緊繃情勢與漫天蓋地的保守言論，仍持續加深著恐懼，而有限資源擠壓下影響的不只是難民，也包括與他們共存的當地居民。

即使病毒不分種族宗教國籍階級等背景，觸及的是所有人，但在全球社會不平等的結構裡，每個族群所能因應病毒的社會成本藏著高度落差。希臘島上的難民只是其中一角，全球突破7,000萬的流離失所人口，在已然艱困的環境，還需承著隨時可能將被病毒吞噬的惶恐，他們有多少成本面對再一場風暴？

3月底，幾張摩利亞難民營裡的小孩拿著海報的照片在社群上被廣傳著，那張海報上頭寫著：「我們在這裡，不要忘記我們。」

註：特別感謝台灣志工劉晏孜對這篇報導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