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歲的台北市消防局大同分隊119救護員陳冠宏沒有想過，17年前經歷過隊上替代役染SARS而被隔離10天的陰影，17年後竟然又因COVID-19，讓他再次因工作遭「隔離」。這一次，是因為出勤裝備不足。

但背後真正的警訊，卻是發生在防疫最前線的119救護隊。

2月中，一名計程車司機在加油站旁呼吸困難，疑似心肌梗塞。119報案中心派遣員接獲報案，因處武漢肺炎期間，派遣員也進一步詢問，是否為居家隔離檢疫、有無疫區旅行史、接觸史或發燒等呼吸道症狀，獲得的回覆皆為「否」。接獲指令的救護員陳冠宏便以一般救護任務處置，戴上口罩、手套、護目鏡出發。

上了救護車，陳冠宏再度詢問這名運將相關旅遊史和接觸史，進行二度確認，運將依然沒有特別說明，而運送期間，還因為狀況危急，陳冠宏按救護程序給予氧氣、近距離處置。

不料，隔了一天，真實的答案才揭曉：

這名運將曾載送過鑽石公主號旅客，疑似心肌梗塞發作的前一天， 他才結束居家隔離，自覺不需要再提，所以119派遣員和救護員2度詢問都未提及。

「當天晚上10點多接到這起案子，回去後，我又在11點和隔天凌晨1點各出一次任務，結果在早上5點接到通知，說他（運將）剛結束居家隔離第一天，而且醫院照X光還發現有肺炎症狀，要住院並採檢，」陳冠宏說。

或許17年前曾有SARS的經驗，陳冠宏自己還算鎮定，立刻冷靜回想應沒有接觸到病人的口鼻，更選擇接獲通知的第一時間先在醫院做消毒。但除了他自己，身邊的人都繃緊神經，「隊上的年輕同仁緊張到，我都問他：『要不要去收驚！』」他說。

台北市消防局馬上將這起案件通報到中央指揮中心，除了陳冠宏後來所載送的兩起案件對象，他與另一同仁也同遭隔離。防疫醫師也到醫院了解狀況，做好若確診後該擴大的疫調準備，所有人都屏息等待患者的檢驗「開獎」。所幸，運將不是武漢肺炎陽性個案，但這場虛驚著實讓整個消防局嚇出一身冷汗。

「處理這麼多疑似的案件，這是第一個讓我真正感到緊張的例子，也體會到，第一線就是有這麼多意外，」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專員簡鈺純日後提起，仍心猶餘悸。

無奈的是，這起事件就算再來一次，以現階段的防疫狀況，陳冠宏也無法做出不同的選擇，一切還是會重演。因為關鍵不是他的專業判斷或處置出問題，而是防疫體系沒有連線。

這次疫情中，舉凡鑽石公主號旅客回國、居家隔離者、里幹事處理的居家檢疫者等，這些高危險族群只要出現症狀，就會從1922、各地方防疫專線，或民眾自行119報案，三方管道，但最終由消防局救護員負責將疑似病患載送到醫院。他們站在第一線，卻因主管單位不同，而成為被忽略的一群人。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副理事長李宗吾就在媒體投書〈防疫之戰下被忽略的緊急救護體系〉，提及消防體系沒有與中央連動，每天隨著疫情延燒，救護員成為院外感染的高風險群。

「消防聲音小，不易被聽見，」簡鈺純無奈地說。

台北市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新光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侯勝文也指出，消防局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消防署、醫療機構主管機關是衛福部，而內政部與衛福部屬於平行部會。儘管救護員從事很多醫療行為，卻無法跨部會受衛福部管理，這讓第一時間許多衛福部制定的醫療相關政策，都難以同時連動到消防體系的救護員。

「尤其，這次的疫情又以衛福部主導發布消息，內政部的聲音不大，」簡鈺純說，消防署更是內政部之下的單位，聲音更難被聽見。

醫界也認為，防疫不應漏掉消防系統。與消防單位合作密切的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急診災難醫學科主任蕭雅文指出，防疫政策應該要有基本原則和彈性，公衛和傳染病的專家提出專業意見，政府考量國家整體資源做出決策，「其實台灣做得還不錯，但戰役還沒結束，戰略應該隨時調整，」而消防救護這塊，應要和醫療體系一併考量。

COVID-19疫情風暴下，維護「救護體系」的穩定，是不讓疫情失控重要的關鍵。台灣因全民強制納保的健保系統，首度以健保卡勾稽有中港澳旅遊史及確診病患的接觸者，讓醫療院所插卡就能掌握高風險對象，避免患者未明確告知下，醫療人員亦能第一時間了解患者的風險。但同在「救護體系」最前線的119，資訊與防護均未在政府架設的「防火牆」內。

醫療機構可以靠刷健保卡獲病人旅行史和接觸史，消防局的救護員只能靠病人的誠實。

《報導者》實際走訪台北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實際見證戴著耳麥、正襟危坐的派遣員 ，直盯著眼前6個螢幕上剛派出不久的救護車資訊、地圖定位；119電話幾乎響個不停，派遣任務一個接一個 。

為加強防疫及自保，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自行研擬出派遣員需要詢問民眾的11個問題，再列好10種可能的回答組合，派遣員只要透過標準化答案，選擇符合的組合，第一線救護人員就會收到建議的防護等級，出發執行任務。

派遣員若篩檢出疑似個案，台北市會由防疫專責建國分隊負責前往救護和運送。建國分隊距離機場最近，屬於台北市4個高階救護隊之一，27名消防員都具高級救護技術員（EMT-P）資格，能處理最困難的急救事務，這次他們負責載送全市7成以上的疑似個案去醫院。

建國分隊只負責出勤明確的高風險個案，裝備上都採雙層防護。但問題出在，若是119接到民眾報案，若民眾未具實告知或緊急狀況下沒說清楚旅遊史、接觸史，無法第一時間篩檢出有武漢肺炎的相關風險，即會派由一般消防分隊執行，這時就可能發生「陳冠宏事件」，僅著裝基本防護前往救護，事後才發現有風險，只能先自主隔離、等待民眾的檢驗結果。

簡鈺純說，指揮中心、地方衛生局都有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的名冊，若消防局可以拿到，就能多一層確認，不用只依靠民眾的回答，讓救護員浮沉在風險中。「我們（台北市消防局）是第8個去詢問中央，能否提供資料的縣市，但得到的答案卻是『不需要知道』。」

台大醫院急診部主治醫師的陳世英則認為，TOCC名冊的使用上有兩大難題，第一是技術上的困難，名冊要如何在第一時間跟病人快速對應？現場救護沒有辦法插健保卡，也很難在出勤第一時間得知病人的身分證字號查詢資料；第二是資料不完備，「名冊看不到很多細節，直接詢問還是又快又準，名冊上不會詳細記錄報案民眾的家人有沒有發燒、自己是不是司機、醫護人員。」

「中央認為民眾會詳實陳述、生病會乖乖通報，但這都是理想，第一線總是各種意外，」簡鈺純嘆。要用什麼方法降低風險，消防局也還在努力思考。

有跡可循的個案，一線人員都會提高警覺、增加防護。簡鈺純說，曾經接過低風險個案送醫，但地點在醫院旁邊，此時消防員也會為了安全，將裝備升級。最怕遇到無法判斷，民眾陳述不清楚或刻意隱瞞。

台北市消防局建國分隊小隊長曾繹霖也說，分隊同仁曾在防疫工作期間發燒，所幸後來檢驗陰性，僅是普通感冒。「這些狀況都會造成消防工作暫時停擺，得等待民眾或消防員自己的檢驗結果出爐。」

若真的隊員不幸確診，平時分成A、B兩小隊中就有一隊的人被迫像陳冠宏SARS時期所經歷的隔離關閉。「一人倒，整隊倒」的後果嚴重，除了人員健康擔憂，造成隊上的士氣、情緒低落，人力上也將大受影響，不只是防疫工作，一般民眾的緊急救護也會出問題，同時更凸顯，消防體系未被中央納入的窘境。

簡鈺純說，現在每天檢驗疑似個案的量非常大，雖然檢驗只需4小時，但檢驗結果會先傳到衛生局，再以人工方式一一個別連絡個案。

「這個回饋機制很慢，我曾問過衛生局人員手上還有300個個案待聯絡⋯⋯我們的同仁必須要等到結果安全，才能自我解除隔離，避免將風險加諸在下一個病人身上；但等待時間愈長，其他同仁的工作量就愈重⋯⋯，如果消防單位是中央防疫的一分子，就應該要能考慮到這部分，」簡鈺純說，像陳冠宏這起緊急個案，她只能私下詢問衛生局先拿到結果，但不能每次都如此。

醫療院所插健保卡就可得知民眾旅行史和接觸史，是防疫期間的特別做法，因為健保資料仍有涉及個資的疑慮，但就算防疫期也難完全開放各單位讀取；理想的方式是，由地方衛生單位與消防單位連線，讓救護員也能同步獲知救護對象的接觸史、旅遊史及是否居家隔離等，掌握風險評估。

中央流行病疫情指揮中心監測應變官、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回應，居家隔離、檢疫者身分，各地方縣市都有名單。除了針對每一個個案，盡可能做到一般防護外，地方政府其實也可以將現有資料與消防單位做結合。

「沒有辦法給高風險名冊沒關係，但就要給我們足夠裝備，不然就得費盡心思去問11個問題、分類出10種風險組合來保護同仁，」簡鈺純無奈說。

「當我們（消防局）去跟中央反映需要物資，長官會覺得，這些病患上了救護車，你（消防救護員）跟他也不會有一公尺以內的接觸，甚至連N95都不需要，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有被安排在戰備範圍內，」簡鈺純嘆。

但根據疾病管制署針對COVID-19所發布的《緊急醫療救護人員載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人感染管制措施指引》，載運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人的救護人員，應優先使用防水隔離衣、外科手套、N95等級以上口罩、全面罩。

要求歸要求，物資卻要自己想辦法。除了中央統一徵用的外科口罩，有獲得配給之外，其他全是由各縣市消防機關自籌。簡鈺純說，最近終於看到N95口罩徵用辦法，提供對象納入緊急救護員，「但也還沒實際拿到物資」。

「中央認為物資配給是地方事務，但地方也是依照中央行事，如果中央一開始就說，消防體系是一分子，地方就會把它當作一分子，」簡鈺純說。

對此，莊人祥表示，消防局目前依需要自行採購儲備隔離衣。疾病管制署也已採購隔離衣，下週將陸續交貨，之後會依指揮中心指示進行相關單位執行防疫工作需求撥配。

推動緊急醫療救護的「台灣急診之父」胡勝川也認為，「救護人員的風險和急診醫護人員一樣高，他們面對救護車上的病人，如果不能完全清楚他的接觸史、旅遊史，都該統統當作嚴重個案、著完整防護處理；醫院政府在物資給予上，得要算消防局一份。」陳世英也說，救護人員是醫療的一環，個人防護裝備是必要的，如當年的SARS，亦同樣有提供。

隔離衣不能重複使用，以一次出勤至少2套防護裝備來算，台北市消防局一天約需30套，一個月保守量得1千套。簡鈺純說，消防局都得四處搜刮物資，打電話找工廠，把能訂的都先訂；N95口罩外面買不到，還是跟衛生局「借」，請醫院提供支援，寫「借據」以後得歸還。

中央奧援不足，民間的力量適時給予消防局支持，近一個月來獲得的民眾捐款、物資不少。「但若未來疫情升溫，可能就得要求每次出勤都著標準防護或雙層防護，才能降低救護人員風險，物資就不見得充足，」 林瑞穎憂心。

台灣的救護車分散在醫院、消防局，還有民間救護車，救護體系多頭馬車、難以整合的積弊存在已久。119只負責緊急醫療、且原則上無法跨區後送；醫療院所的救護車現僅負責少數自己醫院的院際轉送；而跨醫院的救護運送，則以民間救護車為主，且民眾需自費。打119消防局救護車，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消防署；醫院及民間救護車，主管機關為地方衛生局。

119救護已未被納入防疫核心體系；民間救護車更是防疫孤兒。在COVID-19疫情恐向社區感染發展，是防疫最脆弱的防線。

全方位救護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姜尚佑說，「醫院要自己養救護車，CP值很低，人才也不好找──又要會開車、具有急救證照，還要能接受工作型態。因此醫院就慢慢把院際及跨院轉送病人的業務，外包給民間救護車。」

以此次疫情而言，病人在醫院發燒篩檢站檢出異常，需要即刻住進病房，就會由醫院自己的救護車，走特殊通道送至病房大樓。但姜尚佑補充，「醫院救護車不會處理跨院轉送，這塊仍是轉由民間救護車負責。跨院轉送的風險，並沒有被中央看見。防疫戰至今，民間救護車沒有從中央拿到防疫資源。」

姜尚佑從疫情開始，就惴惴不安，原因是沒有物資、病人狀況未知、防疫成本增加。

民間救護車雖然還未正式被分派到疑似個案的載送，出勤都是醫院間轉送，或是住院民眾自己想轉院的案子，但不代表這些病人都沒有風險；尤其在中央擴大篩檢，從流感快篩陰性回溯檢驗、到發燒或呼吸道個案都納入檢驗的政策後，醫院間轉送的病患難免也有疑似個案。姜尚佑說，「現在一天遇到救護人員需要著裝轉送有風險的個案，至多也有6、7件。」

姜尚佑無奈說，至今只從衛生局、救護車協會各拿過一些口罩，剩下的都得「每天找工廠、刷蝦皮」看看有沒有隔離衣能先儲備，一個多月來已花上10萬元備裝。姜尚佑的救護公司約有10多位救護人員、每天6台救護車出勤，「如今防護裝備只有一個月存量。」疫情若要長期抗戰，是首要面對的困境。

再者，當救護人員出勤，要將病人從A醫院送到B醫院時，警覺心高的醫護人員會提醒姜尚佑，病人可能有症狀，需要增加防護，但不見得能百分百做到，「有些醫院會覺得病人轉出去就不關他們的事了⋯⋯沒有意識到要主動提醒，到了現場才發現有風險，萬一又已經接觸到病人，這該怎麼辦？」

「防疫畢竟是共同的事，只要有破口，所有人都可能出事，但現況是醫院的決策不見得會站在我們的立場，只能盡量溝通，」姜尚佑嘆，像這種到了現場，救護員才發現病人有風險，需要著防護裝備的狀況，一個月至少就接獲2到3次同仁申訴。

跟簡鈺純擔心的一樣，姜尚佑的民間救護車，甚至不像消防有規模編制成A、B兩班，必要時能派其他分隊支援；他的車隊，只要一人倒，全公司就會即刻倒閉。

還有消毒問題。民間救護車若有跟醫院簽約，幾乎都被規定要在時限內派車到達醫院，若未達成則要罰款。但防疫期間，救護車出勤幾乎都需要再花上一小時消毒，「消毒還沒做完，案件就來了，這時候出勤不安全，但不出又會被增加成本，長期下來也是負擔。」

成本之外，更大的問題是若因消毒而晚出勤，可能會影響一般病患轉送的勤務。在防疫風險與救護安全中，難以達到平衡。姜尚佑說，在沒有疫情之前，「一天出勤任務就有約50趟，跑不過來時偶爾也會將任務轉給其他民間救護車同業。」但現在每個民間救護車都同樣忙不過來，能支援的量很少。

專業指導上，衛生局亦沒有對民間救護車有醫療指導醫師的配置，無法提供任何專業上的指導。 過去是消防體系出身、具教官資格的姜尚佑，是少數還能指導自己民間救護車隊的人，他也以防疫為重，要同仁不管罰款、消毒重要，遵守防疫的底線。

等不及中央協助，現在各地消防局加上醫療指導醫師，正自己研擬對策，慢慢「自救補洞」。

中央並非故意邊緣化消防單位。疫情爆發以來，中央為了防疫努力也有目共睹，但侯勝文說，總是「差了那麼一點」。例如消防單位雖不屬於衛福部管理，疾病管制署依然出了《緊急醫療救護人員載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人感染管制措施指引》，而且還早早在2月2日就上線。「推出是推出了，卻沒有告知地方政府，也少有醫療指導醫師知道。」

簡鈺純說，2月2日的指引，消防署2月7日才發文給地方消防局，但到了2月10日，指引又改版更新。小小的台灣，一份文件的傳遞，卻要5天之久。

侯勝文說，目前正處在零星社區感染，與萬一發生大量感染中間的「準備期」。對各地消防單位而言，急診、緊急救護都需要盤點資源、人力，以及預想問題，擬定解決方案。

例如目前台北巿消防隊一天約處理疑似個案數約4、5件，簡鈺純說，勤務計畫都已經規劃完成，參照SARS時期，一天最高跑過45個案子，當時的救護員是「勤一休二」；接下來若一天案件增加到20件，就會再招募高級救護技術員，擴增到3個班出勤。

擴增人力，同時還要保全一般救護案件的戰力。在有疫情之前，台北市一天救護量達330件，疫情造成醫療人力排擠，還得小心不讓分隊有人倒下，造成全隊隔離，至少要讓A、B兩分隊不相互影響，在平時就應拉大社會隔離度，分得愈遠愈好。簡鈺純說，以往兩個班都會聚集，聽主管交辦事項、案例討論，現在這些習慣都要捨棄，即使是小地方，要改變也有一定難度。

「遇到真正確診個案，防護裝備不足時，要在哪裡自我隔離14天？疑似病人需要緊急插管，會造成小分子氣霧飄散在救護車裡，救護員感染風險倍增，該怎麼做？下一步如何疑似個案大增，隔離衣可能會缺怎麼辦？」侯勝文說，這些都是現在要趕快訂出方案的問題。

侯勝文說，為了提升消防單位的救護專業，10年前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建立醫療指導醫師，由急診醫師長期指導消防緊急救護人員，透過定期到分隊視察、寫protocol（指導原則）、品管監督，慢慢訓練這群從事醫療工作的非醫事人員，因為在急診醫師接手前，救護員只要處理得當，就能大大減輕急診負擔，病人也能即刻得到救治。

和17年前的SARS相較，緊急救護已有提升，以個人防護為例，侯勝文指出，SARS時建立了口罩重要性，這次則增加了眼部保護，也是未來防疫可以保持的部分。不過，他也坦言，「救護車的感染控制，仍與SARS時期完全一樣。雖然有做到完整的清消，消防人員都會消毒、做到基本感控，避免救護車成為載具；但目前對於空氣傳染，如麻疹、水痘、肺結核的感控還是做不到的，消防救護人員都是靠接種疫苗來自保。」

若遇到OHCA（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到院前心肺休止）的病人，執行插管、氣霧治療可能產生大量氣霧，以目前的救護車來說也無法減少救護員感染風險。因此，簡鈺純說，台北市消防局自訂對策，3月2日起救護員暫停對OHCA病人插管、抽吸、正壓通氣、氣霧治療等，有效避免產生會造成感染的氣溶膠。

3月3日，消防員權益促進會粉專發文表示，與中央消防署會談後訂出幾項共識，希望能在近期制定各縣市統一的應變措施、製作派遣流程SOP，甚至能結合健保卡查詢病人接觸史；其他還有取消派遣員得在秒數內完成派遣、建立外勤人員隔離檢疫機制，並建議一線救護員在面對未知狀況患者時，著裝高規格的防護裝備。

即便醫療技術、科技有進展，病毒卻也同樣進化。COVID-19與SARS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可以明確用「發燒」作為判斷指標。「當年出勤並沒有分防護等級，只要病患發燒，所有救護員就是全副武裝；如果到達現場才發現病人發燒，不管有沒有接觸史，也是先去穿好防護衣再來接送，」陳冠宏回憶。相比這一次，疑似病人的症狀不一，出勤的風險也增加。

上述的共識何時能落實，還沒有定論。除了迫在眼前的物資問題、救護風險外，侯勝文說，等不了中央安排，還有太多做法需要先擬定，才來得及因應瞬息萬變的疫情。

（2020.3.9更新）

《報導者》6日披露消防單位未能同步納入防疫體系後，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重視，由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親自主持會議，針對「消防人員防疫議題」的物資及資訊需求做決策： 1. 加速119對高風險個案採檢結果掌握：目前消防單位無法第一時間獲悉救護對象檢驗結果及檢疫、隔離狀況，致救護風險增加、甚至事後救護員需連帶擴大隔離，致人力調度受影響。

中央承諾，若救護同仁有接觸疑似患者後，篩檢結果須於第一時間通知該救護同仁所屬機關：但現行採用兩次檢驗結果作為判定，第二次採檢需要隔24小時以上，故需要約2天時間，方能得知檢驗結果。

2. 協助補足第一線救護同仁口罩需求：消防單位救護人員的防水隔離衣、外科手套、N95等級以上口罩、全面罩目前皆需自籌，防疫物資十分缺乏。疾病管制署同意每日撥補外科口罩10,800片，之後視供給量將逐步調整至14,400片；也將協助提供N95口罩、外科手套、隔離衣、護目裝備等物資，由消防署匯整地方消防局需求量，採「用多少補多少」的模式，疾管署每週回補給各縣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