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釀成嚴重疫情的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先是促成中國政府宣布在1月23日將武漢市「封城」,接連數週疫情隨著人流移動不斷蔓延,至今中國已有4省封省、84個城市封城或半封城,擴及超過億萬人。面對如此龐大的封城手段,同為醫師及醫療史學家的美國密西根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霍華德馬克爾(Howard Markel)形容,「這幾乎是現代公共衛生史上最大的隔離區,其影響範圍更是史上之最」。
「封城」手段背後,暴露了中共威權治國的政治現狀。近年,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亮眼發展,激起各國對於中國路線的欽羨。然而,武漢肺炎疫情不僅戳破了大國崛起的幻想,暴露出中共威權治理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多邊組織的失能,更凸顯了全球化正面臨嚴峻反挫。
不斷擴大的封城隔離規模,成為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牙醫師轉向醫學史研究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尚仁眼裡,幾乎是百年歷史下,歐陸專制體制應對霍亂疫情的重現。他直言,借鏡19世紀歐洲的瘟疫史,新興傳染病總是輕易挑動埋藏在社會底層的敏感神經,身在疫情漩渦中央的中國也難逃同樣命運。
無論是對中國政治實體的檢討,武漢肺炎吹哨者李文亮醫師過世所掀起的民眾激烈批評;甚至是近年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搖身一變、成為開放價值擁抱者,所激起各國對於中國路線的欽羨,在這次疫情中,李尚仁認為,或多或少都打開了更多維度,讓原本對中國另眼相待的世界,重新看見中國「實際面貌」。
以下為《報導者》與李尚仁的訪談紀錄,由第一人稱表述,呈現他由醫療史的歷史之炬,窺見大國崛起後的中國,在這次世界之疫「大隔離」手段背後的思考脈絡。這將可能帶動什麼樣的世界巨變?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從疫情的迅速傳播,如何對照中國的快速發展與崛起?
李尚仁(以下簡稱李):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處於一個快速發展的狀態,有如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那時英國的背景是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建設、發展與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並進。回到中國身上,西方可能要花一百年左右時間才能達成的發展,中國在20、30年間就跟上了,短時間內的躍進會凸顯不少問題,像是治理上的困境、文化上的落差還有大量人口移動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可以說中國是某種農村或舊式文化和嶄新硬體、制度並存的社會,差異甚大的社會群體同時存在,而且變化非常快。在這種環境之下,大量人口聚集和移動是自然的現象,這些社會背景卻剛好為疫情點火添柴。
從這次疫情爆發的武漢來看,它是一個大城市,是九省通衢,交通非常發達,更是高等教育中心,中國更有意把它發展成科技的重鎮。像這種發展很快的城市,硬體建設好、外來人口非常多;但它又同時保留某些農村時代的傳統,像是吃野味、衛生環境問題等等。這並不是說吃野味就落後,歐美人也有打獵傳統、也吃野味,問題不單純在於吃野味,而是販賣地點與屠宰方式的衛生衛生管理等因素,有可能促成疫病的發生和傳播。武漢成為這次肺炎(COVID-19)爆發的地點,背後正是眾多社會因素交雜之下的結果。
歷史上疫病的傳播向來跟方便的交通和頻繁的人群接觸脫不了關係,武漢具備大量外來人口與便捷的交通,但也在封城之前,就有超過500萬人跑出來了。從某個角度來看,交通建設發達本來是中國的強項和進步的地方,但在疫病發生的時候,反而變成快速傳播的管道。
報:回顧醫療史,每次傳染病的處理與各國的政治實體都會有相關性,這一次武漢肺炎的爆發,我們可以從中國的應對方式看出什麼端倪?
李: 這次中國官方的反應雖然比2002年的SARS還要快,從疫情爆發時的壓抑資訊與隱匿至揭露,時間比SARS短些。但在地方政府想要自己私底下處理疫情的狀況下,還是拖了一段時間 。從那8位醫師在社群媒體上示警,到正式宣布人傳人之間,這段控制疫情的黃金時間就錯失掉了。 而至今其所公布的確診與死亡人數也還是有很多不確定之處。
從中可以看出什麼問題?就是在目前習政府中央集權的情況之下,很多地方官員很怕出了紕漏會被處罰,所以不希望中央注意到事情發生,或是拖延,反正中央沒有下令,地方寧可不要動。這樣的做法,從現今中國的制度上來講是非常可能的。這次疫情爆發後,武漢市長受訪時就表示受限於中央法規,他無法先發布疫情。這點似乎就反映了這樣的狀況。
這並不是新鮮事,中國歷史長期以來,中央跟地方的關係就一直在拉扯。因為國家領土廣大,中央控制容易鞭長莫及,如果地方權力大就會導致地方割據;然而若中央集權的話,地方對問題的反應速度就容易出現問題。這次的疫情就清楚反映出中共目前集權中央的政治形勢。
再來,防疫既然是國家公權力的展現,從醫學史上也可以找到可以互相印證的例子。為了控制黃熱病與霍亂的傳播,國家有時會強力介入,採取防疫封鎖線的做法,雖然規模與強度比不上這次中國的反應。19世紀為了控制霍亂,當時的法國和沙俄在公共衛生事務上的做法,都是傾向用國家的力量強力來介入,採取巨棒式的手段,具體的做法就是建立「防疫封鎖線(cordon sanitaire)」,用緊急法令動用軍隊或警察做為防疫的工具。當時有些英國自由派批評者認為這是歐陸專制政權的過度手段。
應對到中國大規模封城的模式,先封武漢,影響1,000多萬人,後來城市數量陸續增加,影響人數上升到5,000萬、甚至上億人。對照當時歐陸國家和現今中國的做法,100多年差別當然是相當大,但是「中央集權」是一個重要類似的地方。從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威權的政體,若有強制的工具、若不受制約,就會有誘因要大肆動用。這一方面是出於對疫情的恐懼和控制的欲望,一方面是希望讓國民乃至國際認為政府有所作為,即便所採取的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工具。目前不管是歷史學者或公共衛生學者,對中國政府封城做法的有效性都有提出懷疑,雖然有人說可能會稍微延緩疫情,但對整體傳染控制還是有所懷疑。
報:隔離在公衛史上、歷史上都一直使用這個方式,有沒有什麼比較平衡的考量?
李:隔離是很重要的防疫手段,但就是要有針對性、要符合比例,說明溝通很重要。早期大規模的隔離可以回推到中世紀的痲瘋以及近代初期的瘟疫,他們是把病人強制拘禁在隔離所。對痲瘋病患的強制隔離現在被認為是不人道的做法,因為這個疾病的傳染力不是很強。此外,還有19世紀在面對霍亂和鼠疫所採行的做法,包括對印度前往麥加朝聖的穆斯林的檢疫措施,都在國際上引起討論與爭議。但在隔離規模上,都沒有中國這次2019新型冠狀病毒這麼大,這次是史無前例的。
回顧中國的醫療史,這是清楚可循的軌跡,這次在中國也有很多評論,談到當年伍連德封城防肺鼠疫這個案例。對於隔離手段的選擇,歷史經驗可能影響了中國政府的直接反應,某些時候過去經驗還是會提供某些參照。
至於封城隔離對中國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我認為最明顯的就是「地方主義」的興起。這麼大規模的封鎖,一定會有很多人想要跑掉,那就容易引起恐慌。本來防疫上有很多的選擇,在武漢封城的例子出來之後,等於變相鼓勵了各地自主採取同樣的方式。各地一旦開始恐懼,歧視與自行其是的現象也隨之出現,我們看到排斥湖北人、武漢人以及有些地方不按規定自行封路,媒體也有報導各省市地方政府攔截搶奪對方的防疫物資。這類亂象對人民的權利、經濟乃至防疫都可能造成不利影響。
報:歷史上的傳染病影響了近代國家的興起,更促成了不少時代的改變,從醫學史的經驗去推敲,此次武漢肺炎對於世界趨勢將帶來何種影響?
李:這次疫情和全球大隔離之下,目前可見的影響,或許可以說是加深了「全球化的退潮或反挫」。
美國自從川普上台之後,走向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那是全球化退潮一個很重要的指標,英國脫歐也是這樣。可是2017年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Davos Forum)演說」,卻是讓中國搖身一變,從封閉的、重商主義、強調自身獨特模式與規則的國家,突然轉變為開放、支持全球化、貿易多邊協定的全球主義擁護者。
只是疫情爆發至今,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各國的停飛、停航,以及國際輿論批評中國隱匿、壓制真相的聲音導致疫情擴散。雖說這波疫情可能是一時的現象,但對於轉為全球化大國姿態尋求國際認同的中國而言,武漢肺炎絕對是個反挫。
另一個跡象,是各國幾乎不甩WHO的指引。在WHO強調中國可以應付疫情,沒必要停航的說明下,大小國家都已經按照自己判斷做出停航決定。從中可以看到WHO這種多邊組織的弱化,而各國自行其事的趨勢,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全球化的倒退。
WHO的問題有一段時間了,首先是收到的捐助減少,使得組織的行動作為能力下降;再來,2014年伊波拉疫情在非洲爆發時,WHO也受到很多批評,當時提出警告的是無國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 ,而不是全球衛生機構的WHO。
當時英國《觀察家》(The Observer)雜誌訪問了倫敦熱帶醫學學校校長彼得.皮奧特(Peter Piot),他是伊波拉病毒的發現者之一,也曾在聯合國任職。面對疫情爆發,他曾批評WHO經費削減、內部政治任命太多,導致WHO的能力大幅衰退,這構成很大的問題。這是國際組織影響力進一步衰退的跡象。
報:中國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全球主要國家禁航、隔離效應,對世界觀看中國的眼光與中國未來的發展會有什麼改變?
李:我認為中國的體制與內部治理仍有很大的問題。從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節節敗退,一連串的反恐戰爭與金融危機打擊美國的發展;相較於此,中國積極從事內部建設與建軍,成果像是大量交通設施或者頂尖的學術研究能力等。從外,中國近年也維持高速的經濟成長,國內在維穩體制下,確實沒有出大亂子。
中國近年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因此獲得世界關注,有些評論者認為它是一個穩定有效的威權體制,對中國崛起有不少的預測和想像,甚至猜測中國是自由民主之外的另一個選擇,乃至將取代美國的強權地位。尤其在西方國家出現民粹排外、反智反菁英的浪潮下,中國模式似乎有其吸引力。
但此次疫情凸顯了中國的問題,疫情初期武漢政府明顯反應失當。疫情警告與病毒可以人傳人的訊息都太晚發出,公安還警告制止在社群媒體示警的醫療人員與公民,就連武漢市長也公開承認對疫情反應遲緩失當。這些都會讓大家對於所謂的中國模式產生質疑。
回顧百年來的醫學史,可能很少見到這樣的例子,可以去印證疫情對中國形象造成的打擊與可能造成的轉變。武漢肺炎是有可能會形成一個改變的破口。就像醫學史學者羅森堡(Charles E. Rosenberg)所說,社會的緊張,總是埋藏在底層令人難以看清,一旦疫情出現,就會輕易把各種矛盾衝突的點給勾動出來。
報:傳染疾病一直是社會衝突、人權跟防疫之間挑戰,2019新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也出現了一些族群「標籤」與「歧視」,是否將重複過去歷史曾有的悲劇?
李:過去疫病常常會有一些標籤,就像歐洲爆發瘟疫的時候,有時外地人或是猶太人就成為被排擠迫害的一群人,其背後綜合了利益、宗教與政治因素等。2019新型冠狀病毒現世後,對華人的歧視會不會跟現在國際對於中國崛起的反彈掛鉤在一起,甚至台灣也出現對台商、陸配、陸生甚至確診患者等群體抱持恐懼排斥的態度,乃至網路與社群媒體的仇恨言論。目前好像有這種氛圍出來,雖然不知道日後會如何發展,若導致對特定團體的歧視,這會是防疫所不樂見的走向。
溝通不良、歧視與手段過激的防疫措施常會引起反挫。歷史給過我們一些教訓,例如19世紀末期鼠疫在印度發生的時候,英國採取強力的措施來管制並檢查居民住所等等,造成印度人的暴動跟反彈,第一次有英國官員被暗殺,形成強烈的社會衝突,對防疫都有所影響。
我認為,如果現代還出現歧視某些特定族群的狀況的話,反而會讓患病者在疑似染病的時候,就愈不願意現身,最後變成防疫上的一個大漏洞。杜絕歧視才有助全球防疫。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