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靜的賽場上，每位選手拿著13張牌，認真地思考、計算、記憶每一張牌，隔著木頭材質的隔板，與對手在牌桌上鬥智鬥勇。2個多小時的比賽後，中場休息近半小時，一群群選手拿著剛打完的牌局和成績，看著屏幕上的即時成績，有人開心地分享在牌桌上的傑作，有人懊惱地向隊友道歉自己的失誤，有人激烈的和同伴爭執，甚至臉臭到需要去廁所或外面透口氣、抽根菸，亦有人平靜的和同伴討論，向教練、前輩和其他好手們請教。

在比賽場合也常看到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的身影。他從高中三年級開始接觸橋牌，大學時開始參加比賽，並持續閱讀美國的《橋牌世界》雜誌（The Bridge World）逾70多年未中斷。2018年退休後，他積極投入橋牌活動，每週六下午固定與隊友練習，四處征戰國內外比賽，其所屬的「葉氏隊」取得2023年長青組國家隊的代表權，並在6月於香港舉辦的第53屆亞太盃橋藝錦標賽（53rd APBF Championships）獲長青組亞軍。

除了張忠謀之外，旺宏電子董事長吳敏求、中油董事長陳耀生、漫畫家蔡志忠、前常在法律事務所主持人蔡中曾、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前工研院長方賢齊、前臺聚集團董事長張植鑑等，都是熱愛橋牌且積極推廣的人士。

「橋藝」於2018年雅加達亞運首次被納入比賽，由於主辦國印尼為亞洲的橋牌傳統強國，便新增此項目望提升獎牌數。2022年接棒的杭州亞運，也因中國為橋牌強權，故再次將其列為競技項目。不過，由於尚未到連續三屆辦理，故還是亞運的「非常設項目」；在體育署的管轄中，仍隸屬「非亞奧運單項運動」。

由於並非亞奧運常設項目，對於橋藝選手來說，能參與亞運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從大學加入橋藝社開始打牌學牌，至今超過20幾年了，參加過好幾次亞太賽、世界賽，但亞運跟以前我們所有參加的比賽，哪怕是第一次參加世界賽的興奮感，還是很不一樣，」杭州亞運代表隊女子組選手劉佩華說。

但是，為了參加一級賽事的亞運，許多選手都陷入「工作」、「比賽」二選一的掙扎。

打橋牌沒有明確的退役期，一般選手的巔峰期約在40歲左右，本次亞運代表隊的18名成員，年齡橫跨23至70歲，平均年齡約45歲。

橋牌不僅是技術實力的較量、腦力和體力的馬拉松，更需要諸多經驗的累積，「基本功重要但不是全部，選手的經驗、心理素質、抗壓性、適應環境的能力也都很重要。關於經驗，因為在國外會跟不認識的對手競技，這時候觀察力很重要，而觀察力可能來自一些之前累積的經驗，幫助自己更快的掌握對手的習性和風格，」劉佩華解釋，這是橋牌運動員在40歲左右最能大展身手的原因。

在台灣，棒球、籃球有職業化環境，羽球有合作金庫、土地銀行等企業贊助，讓優秀運動員能以體育專長維生。相較之下，橋牌運動員缺乏職業化的環境，橋牌教學也尚未系統性發展，沒有開發出如同其他才藝班一樣的市場，多數的選手僅能選擇以工作為重。

有別於職棒、職籃等專業運動員，橋藝選手大多有自己的正職工作，僅能利用假日和平日晚上的時間練習、參加比賽。連副業都稱不上的橋牌，沒有「錢」途而難以成為一種職涯選項，因此，選手經常面臨職涯發展和橋牌生涯間的兩難。正值事業發展和橋牌技術巔峰期、甚至是需要權衡家庭的40歲，抉擇更是難上加難。

據估算，包括選拔、培訓與比賽，亞運國手今年大約需要請假40餘天。本次杭州亞運18名賽員中，除了2名已退休、1名大學應屆畢業生、2名全職橋牌工作者、3名無業或自由業者，其餘10人皆面臨工作請假的狀況。最後，男子組有2位選手辭去工作，女子組有1名選手因無法請假而決定向公司提早辦理退休。

代表隊男子組周哲民選上國手後，就決定離開他畢業後待了近10年的公司。周哲民提到他辭職的原因之一：

「出國比賽請假就是用自己的特休，不會有公假。即便老闆不特別刁難，但如果我要出國兩週，再加上賽前的一週密集訓練，一定會造成公司的負擔，我的事情還是要有人做，要額外去準備交接。加上我們經常參加大大小小的國內比賽，偶爾週五也要請假，我的特休假鐵定不夠用！我也不覺得公司就一定要破例讓我請假，感覺也不太好。」

「打橋牌和工作都很耗腦力，如果想要兼顧，可能會讓兩邊都做不好。如果隔天就要打亞運了，我還在上班打電腦、交接，也沒辦法把自己的狀態調整好去比賽。」

在權衡之下，周哲民選擇專心備戰，但對亞運後需要重新找工作也感到不安。

女子組選手林蔭宇雖沒有辭去遊戲公司工程師的工作，但她在Facebook上寫著，無力道出心力交瘁的感受：

「這一年多為了亞運的選訓跟比賽，預期會需要請很多的假，為了不延誤遊戲公司開發新系統的工作，所以這半年一直處於醒著不是工作就在練牌的狀態，甚至有時候每天只睡3小時，週末還必須配合選訓去打比賽⋯⋯。」

至於劉佩華，早在上一次雅加達亞運比賽時就辭掉工作。她有點無奈地回憶：

「當時，我在中小型的傳統產業上班，但公司不給我請假，老闆各種刁難，已經影響到我能不能在這間公司待下去，所以我最後就辭職了。」

所幸，她在雅加達亞運獲得銅牌及國光獎金後，決心成為一名全職的橋牌工作者。

「我不會覺得我是一名職業牌手，我會稱自己是橋牌工作者，畢竟台灣有職業橋牌觀念的人不多，就只能當零用金，而且收入很不固定。主要的工作有點像當橋牌家教老師，陪國內外的客戶打牌、寫檢討報告。」

談起這樣全新的嘗試，劉佩華坦言自己也還在摸索，好在單身而沒有養家壓力，又有國光獎金能生活一段時日，才夠支撐她以橋牌為業。

同樣是上屆銅牌、今年杭州亞運代表隊混合組的蘇皓沂，是另一位、也是台灣唯二全職的女牌手，在丈夫的支持及教練、朋友們的鼓勵下，努力在這條路上開疆闢土。蘇皓沂平常除了接國外比賽的案子、和韓國貴婦客戶（學生）打牌、出檢討報告，還要跟亞運的同伴和隊友訓練及檢討，經常一天接觸牌超過10小時。不過，她也提到，在類似「陪打」的工作狀態與「練牌」專業選手狀態截然不同，要順利的調適轉換其實並不容易。

此次杭州亞運國手的選拔，在2021年8月正式啟動，2022年4月30日公布名單。沒想到因疫情亞運延期一年，原先選上代表隊的成員，又再經過一次培訓，正式的名單於2023年6月28日由國訓中心審定後出爐。

由體育署主導、協會訂定的一連串選拔和培訓日程，幾乎填滿了選手的生活。選訓期間，幾乎每個假日都需要參與指定的國內比賽和講習，也會有國外的移地訓練比賽，如6月在香港的亞太盃、中國的廈門盃，8月在摩洛哥的世界盃，並要在亞運前集中訓練一週，才迎來為期兩週的亞運。

一系列賽事和訓練下來，亞運國手今年大約需要請假40餘天，選手窮盡各種方式，從特休、事假、病假，甚至請到喪假。由於政府公文僅建議公司准假，但沒有強制性，許多企業無法接受工作崗位時不時的空缺，選手直接面臨請假的困難。

長年關注體育的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林佳和提及：

「歐洲國家如德國有一種給薪的事假，台灣的事假不給薪，只有公假給薪。我覺得要改變這個狀況可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勞基法》授權訂定的勞工請假規則中，加入一種新的公假類型，把特定的運動賽會如亞奧運放在裡面。另一種方式是讓公司同意接受短期（可能3個月）的請假來準備，國家承擔一部分損失給企業。」

不過林佳和也強調，相對於本土企業，外商和歐美國家企業比較認同員工從事追求自我實現的運動競技，某種程度上不只是法律的問題，其實更反映了國內外社會對「體育運動」想像上的差異。

過去非常高度自主的橋藝選手，早已習慣自行規劃練習、安排出國行程、籌措經費。此次亞運的籌備，卻突然需面對國訓中心和體育署的許多規範，備戰期密集的行程表，加劇與工作的衝突，讓不少選手不免心生抱怨。

有選手就對密集培訓方式提出質疑。一位不具名的選手表示，「現在職業運動都講求客製化訓練菜單，可以理解政府和協會認為橋牌是團體項目，把全部人拉在一起訓練比較不麻煩，但這種方式就是會產生一些無效的訓練，畢竟每個人和團隊需要的東西不太一樣。」而這些質疑與抱怨，部分也轉嫁在提報選拔與培訓計畫的橋藝協會。

作為選手和政府間橋梁的橋藝協會，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橋藝協會祕書長鄒政珉表達其立場和兩難：

「我們要弄出一個符合體育署章程的完整選訓辦法，不然國家幹嘛給你錢？不要老是說橋牌跟其他體育項目不一樣，其實站在國家的立場是很為難的，所有的協會都一視同仁，就只有你們橋協跳出來。雖然橋藝在體育署是列為全民運動組，但正式亞奧運項目是競技運動組，我覺得競技就要有競技的態度，勢必要有點犧牲啦！但橋牌選手畢竟不像其他項目從小就養成那種思維，就不太適應啊！」

去年（2022）年底才上任的鄒政珉，先前剛卸下日新國小主任一職。由於有行政經驗，退休後有時間精力，他經橋藝協會理事長吳清亮邀請接下祕書長職務。「剛開始接觸橋藝行政什麼都不懂，前任祕書長也沒有什麼交接，這跟打牌不一樣，通通都要自己學。」

從寫公文、撰寫計畫書提報體育署、財務辦理，到跟企業談比賽贊助等事項，全部都要自己摸索。即便過去在學校行政經常處理公文流程，但仍舊需要適應不同的體育章程和法規，在跌跌撞撞的過程中，逐步熟識與公家機關往來溝通的技巧。

只不過經過這次亞運訓練跟部分選手間的衝突，鄒政珉已萌生去意。

「有些橋牌選手比較自我，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也不懂行政，經常會攻擊協會，這都會影響到工作人員的做事熱忱，畢竟他們都是無薪奉獻，」吳清亮認為，這是祕書長頻繁更迭的主因。吳清亮提到，他任內5年多時間就換了3位祕書長，中間甚至有一段時間用代理祕書長。

現任陳培瑜立委辦公室法案副主任、曾任職籃球員工會辦公室副主任和足球協會副祕書長的焦佳弘，以長期協助受理體育單項協會陳情案件的經驗，分享他的觀察：

「很多人會幻想我們有一群邪惡份子把持了協會，長期霸占這個公器，讓零碎、孤單的正義之士無法發聲，協會好像很無能。但換個角度來看，很多協會可能會覺得自己很無辜，裡面搞不好就是一群老人抱著抓交替的過程，其實單項協會有很多艱難的困境。」

「現在體育單項協會的治理結構，很可能都是到50、60歲才當到理事長、祕書長，但這個年紀其實跟真正的運動參與者是脫節的，每個世代的認知觀念不相同，有不同的需求跟環境，所以協會和選手容易有磨擦和不信任。」

然而，頻繁的人事變遷，對體育項目發展絕對不是好事，造成橋藝發展的阻礙。鄒政珉舉例，「如果要找喜歡打橋牌的老闆贊助、寫出一個讓企業願意長期贊助的培訓計畫，就需要有負責記帳並管理選手訓練和比賽成果的人員，設置專款專用，否則贊助一年就斷了。」一直更換祕書長、沒有固定的行政人員，很容易失去與企業間的信賴橋梁，資源無法挹注到協會，自然也沒有資金設計給青少年和優秀選手的培訓養成計畫。

根據橋藝協會公布的財務收支報告，協會近5年平均一年支出達420萬元，由於上屆亞運成績亮眼，政府對橋協補助有顯著提升，金額從5年前的40萬元提高到100多萬元，而這些補助大多被用在國際比賽的報名費。「世界盃報名費成人組每隊要4,000歐元（約新台幣13萬元）、青年組要1,000歐元（約新台幣3.4萬元）；亞太盃報名費成人組1,000美元（約新台幣3.2萬元）、青年組200～400美元（約新台幣6千到1.2萬元）。每年光是世界盃和亞太盃這兩個最大的國際比賽，成人組包含公開組、女子組、混合組、長青組共4隊，青年組包含青年組、青少年組、女子組、少年組共4隊，國際比賽報名費就把政府補助用了大半，」橋藝協會行政專職人員林千雅說明。

由於協會資源匱乏，也沒有能力負擔太多人事費用，所以橋藝協會目前除了領車馬費的祕書長外，僅聘用林千雅一位行政專職人員。如此限縮的人力，一年卻要主辦超過10場規模近百人的比賽、管理上百萬資金的流動；在亞運期間得應付《國民體育法》、國訓中心的要求。甚至是在2019～2022年間，林千雅都只能擔任領時薪的兼職人員。

林千雅於大一加入台灣師範大學橋藝社後，一頭栽進橋牌世界，成為青年隊國手，「當初會想到協會工作，是覺得橋協做得很待加強，不過可能不是因為做事的人做得不好，只是缺一個能好好待在這裡做的人。」

看見人事匱乏而不穩定的內幕，她選擇在協會工作，希望能為橋藝發展照進一道曙光。然而，待在協會近4年，這道光還是相當微弱。林千雅無奈表示，僅憑她一個人，顯然力量不足，一定要大家有共識並做出實質行動才可以。

「體育行政」不受重視並非僅限於橋藝，更是國內競技體育普遍常見的問題。焦佳弘認為，台灣體壇從全中運網球場地事件、足球協會停辦青年聯賽及對代表隊選手欠薪問題、東亞青運消極派隊問題、國訓中心拳擊項目性騷擾事件，到泳協、衝浪、滑輪溜冰的選手選拔爭議，這些層出不窮的新聞都凸顯了台灣體育行政、以及體育署對單項協會的監理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根據體育署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2021年的統計，44項亞奧運運動協會合計聘任204位專職人員、144位兼職人員，平均每個協會聘用7.9位行政人力。不過，細看各協會的資料，卻可以發現20個協會的員額編制不超過5人，如手球協會就只聘任1位專職人員，大部分冬奧項目也都人事匱乏。

焦佳弘說明，體育行政牽涉到協會內部治理及體育署等外部機關的監督：

「大部分單項協會的從業人員都年輕、低薪，就業環境和薪資結構差，在這種狀況下，年輕人留不住，經驗也無法累積，導致內部治理的失能。另外，體育主管機關外部的監督效能也不佳，《國民體育法》訂完之後，政府沒有對單項協會的行政優化進行監督和輔導。政府可以跟協會的理事、祕書們去溝通教學，告訴他們單項協會可以怎麼做會更好，或是給一些優良的協會運作範例給大家參考。」

由此可見，台灣的體育發展，不論公私部門，都還有極大的進步空間。

欲提升橋藝協會內部的量能，增加資源的注入，以提升台灣橋藝在國際的能見度，林佳和認為，「熱愛橋藝的人都應該出來一起支持這個運動。」協會應該從增加橋牌運動的參與人數做起。

焦佳弘舉例，「雖然因為橋牌沒有好的曝光度，所以贊助比較少，但如果會打橋牌的成年人有1,000個，每個人一年繳1,000元會費，就是100萬元，有100萬支撐橋協運作就會好很多。」

根據橋藝協會公告的會員繳交資料顯示，現在的個人會員僅164人，許多活躍的橋友認為加入會員並沒有太多實質好處，漸漸喪失對於橋圈的認同感，缺乏繳交會費的誘因。因此，協會的關鍵在於，設計出足夠完善優質的會員方案，吸引更多人加入，增加協會和人民之間的互信關係，才能有更多經費收入，支撐橋藝協會的整體運作。

協會同時也鼓勵大家多參與比賽，增加報名費收入，並致力於基層推廣，透過舉辦橋牌夏令營、鼓勵高中和大學社團活動，希望能打造金字塔的運動環境，挽救逐年下降的橋牌人口。

在2018雅加達亞運拿下混合雙人賽金牌的楊欣龍分享，得牌後，開始有家長意識到打橋牌對邏輯推理、記憶力、啟發智慧、學習與同伴合作互信等好處，經常有人問他要去哪裡學橋牌，但「我的答案是：幾乎沒有⋯⋯」。缺乏學習管道，橋牌人口便無法擴充，也就難以受到社會的重視。所以他認為，建立有效的宣傳通路非常重要。

「把協會舉辦的活動和夏令營放到臉書關注度高的育樂營粉專，或是在社區大學開設課程，都可以讓更多人接觸橋牌。此外，定期辦理分級課程、比賽，讓學員有持續學習升級的目標，才能不流於體驗性質的使更多人長期投入，」楊欣龍認為，這是協會可以加強著力的方向。

與此同時，理事長吳清亮期盼，「目前已經連續兩屆亞運有橋藝項目，希望還能有第三次，只要連續三屆都有橋藝這個比賽項目，就會成為亞運的常規比賽項目；就可以跟政府申請成為競技運動協會，才會受到體育署和國訓中心的重視。」若政府和世界潮流都更注重這項運動，看見橋藝對智力和情商發展的價值，或許就能替目前因資源匱乏而陷入惡性循環的橋藝協會，帶來新的發展契機。

冷門運動的發展，需要全民社會的參與以及許多人的支持與傳承，才能日漸茁壯。「如果杭州亞運可以成功得牌，我自己下定決心，至少未來10年，我想全額贊助所有女子隊的報名費，雖然這只是小小的錢，但這是我想到我可以貢獻心力、回饋這個圈子的方式，希望台灣橋牌女隊維持目前在亞太區穩定前三的地位，可以繼續傳承下去。」這是劉佩華給自己許下的承諾，也是對於橋藝發展的期許。

※2023年10月6日更新：台灣獲得杭州亞運橋藝混合隊金牌、女子隊銀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