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是以「他者」視角試圖傳遞「我者」觀點的一介擺渡之人；不可或缺，卻也因文學產業生態之故，每每飽受蹂躪、幾無價值。

那為何要翻譯？因為擺渡的本質，原在於：除了作為此岸與彼岸細微卻堅韌的聯繫存在之外，擺渡者本人時而可見一些令靈魂震動、人性浮現的事例，因而必須分享、必須引介。

本書對我這個譯者而言，正是如此一場見證的半自傳體筆錄：一場目擊精神障礙女性如何奮力逆游而上、不斷失敗，卻抵抗不歇的見證之紀錄。

在翻譯過程中，我時受感動攫取，時因生命無常掩卷。但情感震動之際，理智仍舊（令人痛苦地）清明。於是，無論在翻譯過程中乃至交稿後，我總有一些念頭纏繞如魅──揮之不去，卻又無處言說。

那是關於本書主人翁，艾倫．薩克斯（Elyn Saks）的「崩解」──一如我投身十多年的司法實務工作在第一線所目擊的那些司法工作者、犯罪者，以及被害者們（其中也包含了精障者）的崩解，以及我自己從事法律工作的崩解。同時，也是關於薩克斯的「成功」──一種另類的成功，與為其奠基的（請容我用一個跡近冒犯的詞彙來形容），「餘裕」。

崩解、成功，與餘裕，合力組成了一場盛大而殘酷的人性辯證。

薩克斯教授現為世界知名學府南加大古爾德法學院的副院長，也是該院歐林・B・埃凡斯法律、精神醫學與行為科學講座的終身教授。她自身除了是精神衛生法、行為科學與刑法的專家之外，同時也是被暱稱為「天才獎」的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研究獎項得主。

至於她的就學經歷，一如加州好萊塢大道精品店中的最頂級展示品般高不可攀：范德比爾大學學士頂級拉丁榮譽畢業、英國牛津大學馬歇爾獎學金碩士、耶魯大學法律博士（Juris Doctor），以及新心理分析中心的哲學博士學位。

薩克斯教授甚至在南加大法學院創立了以自己為名的教育基金機構：薩克斯精神衛生法律、政策與倫理協會（Saks Institute for Mental Health Law, Policy, and Ethics）。作為一名學者，至此大概再無所求。

上述這些，某程度算得上是種成功吧？多數凡人如我，窮盡一生也難以企及的種種殿堂與境地；屬於薩克斯教授的成功。

但這些成功，不可否認，至少有部分奠基於她生來所具備的餘裕之上。

與此同時，名為艾倫的同一位女性，則必須終身面對因為精障與其他疾病而不斷處於「崩解—重組」狀態的自我與世界觀。

自8歲首次發病起，她的一生持續受到思覺失調與被害妄想症狀影響。過程中數次進出精神病院並遭強制住院、人身自由拘束（不只是法律意義上的限制行動，而是四肢遭到物理捆綁長時間在床），與灌食藥物。某程度幾乎被迫失去一切功能──包括回復就學，社交，思考，以及生而為人的基礎：愛與性。於是或許也就（在多數人眼中）失去了身為人（主體）的價值，而淪為「患者」或「個案」（客體）。

在精神障礙症狀襲來的過程中，艾倫屢次出現被害妄想與滅世意念；雖然似乎從未真正展現出自傷傷人的高危險性，但精神醫學屢屢以「正常」為依據，進一步利用障礙與疾患的概念去定義她。

但精神醫學在利用障礙與疾患為名定義艾倫的同時，是否某程度也反過來定義了精神醫學自身的「崩解」疑慮？

《核心崩解：一位教授與思覺失調症奮戰並共存的人生》，艾倫・薩克斯（Elyn R. Saks）著，黃致豪譯，大家出版

心理學家榮格說：「真正定義人的是行為，而非說詞。」（“You are what you do, not what you say you’ll do.”） 那麼，本書中所出現應「以人為本」的當代精神醫學與臨床行為科學，透過「症狀」、「功能」、「風險」、「診斷」這四面濾鏡，原本應當在第一線凝視人之價值（協助「一個」人以一個「人」的身分回歸社會）；但具備著那樣理想的精神醫學與心理學，又是如何在現代退化、崩解為一條操作物化流程，快速生產患者與處置方式的流線化「症狀—診斷—用藥—拘束」產線？那趨勢，那傾向，從艾倫在本書中的屢次遭遇，從被診斷到被拘束，一覽無遺，卻又令人不忍卒睹。

而我在翻譯過程中所目擊的，正是那樣的雙重崩解（the double “cannot-holds”）：作為艾倫其人的核心在行將分崩離析（center cannot hold）之際，以障礙定義艾倫這個「患者」（現在稱為個案，我不知道這樣算好些嗎）的現代精神醫學體系自身，似乎也cannot hold──不一貫、甚至全然歧異的診斷，恣意的處置方式，直是無力在產業化與效率化的浪潮之前，聚合已然散去的精神醫學與行為科學的人本初衷與理想。

Life has given Elyn Saks a break while hitting her real hard.

某程度，一如薩克斯教授在面對自身思覺失調病情時所信奉的克萊恩式（Kleinian）辯證分析療法，生命也給了艾倫・薩克斯一場盛大而細緻的辯證──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

辯證的本質，作為一種思想革命的態勢，大抵必須是殘酷的。該要是生性如何殘虐而多疑的至高力量（或許一如舊約的耶和華？我想起了義人亞伯的例子），才會讓一個身體健全的女性在優渥的家境中，一面接受愛與幽默感的支撐成長，另一面卻一再遭到目不可見的嚴重精障、甚至腦瘤，施予最沉重的打擊，以此作為人性的辯證技法？

那是任天地不仁隨意擺佈的芻狗無誤。

但話又說回來：這世界上有多少同時深受嚴重精神障礙侵襲，卻連就醫都無力（或被禁止）的女性，希冀身旁家人些許諒解與支撐，渴求那每週一次、耗時昂貴以探求心理病源的精神分析或諮商餘裕，而終不可得？

得天才獎的精障人士；家境富裕終身不愁吃穿的嚴重病人；對人、生命、與知識充滿熱情卻又時為滅世妄想所苦者。餘裕與障礙；成功與崩解。這個世上可以容納幾個艾倫・薩克斯？

身為同時在「我者」與「他者」觀點之間擺盪且試圖找尋自我的譯者，當譯筆放下之際，正是反思啟動之時。我不得不從那「餘裕」（break）出發，來進行一點小小的、屬於自我的辯證，從而找回屬於譯者的「我者」身分。

關於「餘裕」，我還有問題。

如若本書主人翁艾倫・薩克斯生來不具中產階級的殷實家道，既無能力讓她持續就讀世界一流學府，以廣袤的知識之海作為自我剖析與形塑、面對「障礙」的面世「認知架構」，從而在跌跌撞撞中勉力過著看似「正常」的生活，也無資源供她長期、穩定地接受深度（而昂貴）的心理分析治療……那麼，本書（以及艾倫・薩克斯教授）還會存在嗎？

她還會有機會在精神障礙與疾患失能的風險面前，去探究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嗎？有機會侃侃而談、著作等身去辯證身為知識份子的著力點之所在嗎？有能力凝視自我與映照周遭環境對於性別主體、愛慾情求、乃至婚家的想像與迷思嗎？

萬一當那樣的餘裕在艾倫的生命中缺席（如同絕大部分的精障者處境），她還能如同本書所呈現的那樣，去構築出在大眾面前、在TED鏡面上侃侃而談的嚴重精障者／知識分子／獨立女性的三合一進步面貌嗎？

還是，很不幸的，會如同那些我曾辯護過的精障當事人一樣，由匱乏者，漸漸成為精障者、失能者，乃至於終究無可避免淪落為犯罪被害者，甚或人人唾罵、亟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加害者？

在這過程中，罹患精神障礙之人又從哪個時點起，失去了以人的身分接受凝視的權利？

若然如是，那麼人的身分，又代表了什麼呢？是「餘裕」的高低嗎？如果我們欠缺了那樣的餘裕，那麼生而為人，我們是否因此也減色了幾分？

我沒有答案；無論是透過翻譯本書，或者受眾人唾棄的法庭辯護歷程。

我只知道，生來餘裕的有無，有時確實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但或許，餘裕並不是決定生命際遇的最終因素，也不應該是。

在希臘神話中，生來饒富餘裕（一國之主，有著財富與高超智力）的薛西弗斯因為藉著機智欺瞞了眾神（尤其是冥府之神黑帝斯），最終被判決必須將一顆巨大岩石推上位於冥府深淵塔塔若斯（Tartarus）內的一座高山山頂。不過，每當薛西弗斯推動巨岩行將登頂之際，這塊經過黑帝斯施法的岩石就會在最後一刻自動偏離施力方向，跌落深淵。因此，薛西弗斯的一切努力盡歸徒勞，只能在無盡的挫折中持續他的勞動刑。

永恆無盡而終歸徒勞的荒謬處境，正是希臘諸神專門設計來懲罰薛西弗斯的刑罰：機智在荒謬之前，毫無意義。餘裕，亦然。

但身為本書譯者，我相信艾倫・薩克斯面對自己人生的荒謬處境，並不認為起而抗之，是無意義的──正如卡繆筆下藉由薛西弗斯所闡釋的主張：抵抗的本質，賦予了原本客觀荒謬的處境一種專屬於主體的能動性，使得客觀的荒謬有了成為主觀的充實，甚或幸福的可能性。

因此，面對巨大的荒謬，艾倫拒絕被住院，拒絕被拘束，拒絕被失去職能與社交功能，拒絕被排除在性與愛與家庭組建的可能之外，也拒絕被以疾患定義。

她選擇了抵抗。

因為，無論是餘裕所帶來的成功，或是伴隨成功而來的崩解，若無面對生命中的荒謬而抵抗的主體意志，終難超脫困境而抵彼岸。

「人毋需為疾患所定義」（“Illness of any kind need not define an individual.”），這句艾倫用其一生所闡述的話，其精髓正在於抵抗。

「人毋需為疾患所定義」，誠哉斯言。真正可以定義人的，正是抵抗。

註：黃致豪另譯有《暴力電玩如何影響殺戮行為：探討電動遊戲、攻擊行為以及殺戮心理學的關係》（Assassination Generation: Video Games, Aggress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Killing）、司法心理學經典著作《司法心理學：研究與應用》（2023出版）等書；製作並主持Podcast《法客心法影劇組》，藉由戲劇與文學傳播司法與心理學的相關知識與辯證觀點。本文由大家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