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一年多前自己曾在咖啡廳和來自威斯康辛州的退休禮儀師隆恩．特瓦耶談話，他提到自己曾協助痛失子女的家長為死去的孩子更衣。當時聽他說起這段故事，我只當成是數十年殯葬業經歷當中又一則故事，但現在那段話卻不停迴響在我腦中──家長總是將解剖切痕稱為「疤痕」，隆恩總是陪他們坐在那裡，看著家長懷抱冰冷的嬰兒。他對我強調親眼看見與陪伴死嬰的重要性，無論那是出生後活過幾個月或死產的嬰兒都一樣。當時我點了點頭，我也幫死者換過衣服，我也認為那是一份相當重要的工作。然而現在想來，嬰兒似乎成了迥然不同的類別，我也注意到了自己此前從未想過的另一種死亡工作者：穩婆。

在政府制定「助產士」這門工作相關的規範、要求助產士接受醫學訓練之前，許多文化裡的「穩婆」往往是街坊鄰居，她們自己接下了照顧孕婦與產婦的責任。在殯葬禮儀商業化之前，穩婆也會替死者整理儀容，大眾將生命的初始與終末視為女性的領域。但是，儘管穩婆的角色發生了變化，有時生命的起點與終點卻會發生在同一刻，嬰兒還未能呼吸便已死亡。這時候，存在於人類力量與脆弱中心點的就是穩婆，她們是生命工作者，同時也是死亡工作者。

我在某次深夜上網搜尋時找到了「金沙組織」（Sands），這是英國一個死產與新生兒死亡相關的慈善團體。我寄了電子信件給他們，問他們能否提供穩婆的聯絡資訊給我，並表示自己在寫一部介紹死亡業者的書，希望能將經常被忽視的穩婆這一行介紹給讀者。金沙在短短數小時內就回信，介紹了一名女性給我，而她從事的是我先前根本沒聽過的工作：喪慟穩婆（Bereavement Midwife）。她做的也是助產工作，只不過她協助產婦生下的是死嬰，或是即將死去的孩子。

一個人受過助產士訓練，一般是為了參與表面上看來幸福快樂的生產過程，那受過助產士訓練的人，怎麼會專門參與最黑暗、最令人難受的部分呢？她是不是也曾感受過我此時的心情？

在伯明罕的哈特蘭茲醫院裡，我在尋找喪慟病房時迷了路。我從婦產科那道門走進醫院，向櫃檯小姐問路。「啊，親愛的。」她說：「願主保佑你。」她溫柔地指引我遠離一群將舊雜誌放在大肚子上閱讀的女性，一隻手搭在我背部，柔聲幫我帶路。我從沒生過小孩，其實就只是個走錯門的人而已，不過當你看見一個女人匆匆走進門、問起首席喪慟穩婆在哪裡，心中通常會產生某些設想。

我找到她時，只見克萊兒．畢斯利（Clare Beesley）身穿藍色護理師服裝，衣服上繡了「助產士」3個字，她另外還穿了黑褲襪，嬌小雙腳穿著擦得光亮的黑皮鞋。她一頭金髮梳成了整齊的蜂窩頭，和善的大眼睛注視著我，同時張口用柔和的伯明罕腔調問我要不要喝茶，讓我聯想到卡通裡溫柔體貼的護士。我其實遲到了，此時正感到焦慮不安，但她令我一瞬間冷靜了下來。我才剛和她見面20秒而已，卻感覺什麼煩惱都能對她傾訴，甚至可能不小心稱她為「媽媽」。

我們所在的病房裝潢擺設盡是米色與紫色，他們已經盡量將英國國民健保署的建築物改造得溫馨一些了，牆壁與家具都使用最令人心安的色彩。

病房裡十分安靜，沒有任何驚慌或急促的聲響，和我對醫院的印象以及在電視上看見的產科病房大相逕庭。克萊兒表示他們運氣很好，若在其他醫院，懷有死胎的女性還得穿過一般婦產科區域進入病房，親眼目睹新生兒尖叫哭喊的生命與希望。在這間醫院，她們能走側門進來，避開懷孕過程順利的孕婦與產婦。這裡的嬰兒誕生時，周遭只會瀰漫震耳欲聾的死寂。

我們在一張大床邊兩張紫色椅子上坐下，那是張雙人病床，和一般病床一樣附有許多插座，也連接到氧氣筒。隔間角落有個水槽，牆上有時鐘，有窗戶。我們面前是一張咖啡桌，上頭擺著旅行用盥洗用品、幾雙摺疊整齊的襪子，以及一條Polo薄荷糖。一張列印的小字條寫道，這些是金沙組織提供給喪子或喪女家長使用的。在莫名其妙又令人難受的時刻，這些簡單的小東西也許能帶來一些溫暖。除此之外，桌上還放了一碗個別包裝的餅乾與小糕點，房間整體氛圍感覺介於身心保健診所與病房之間，病房彷彿套上了身心保健診所的服裝。這裡該有的儀器都有，這畢竟是醫療環境，且無論嬰兒生死，母親身體上的生產過程還是一樣的，不過布置房間的工作人員試圖減緩了衝擊。你也確實需要減緩衝擊，因為你來到這個房間就是為了產下或大或小、已死或將死的嬰孩。

怎麼會有人自願來到此處呢？

克萊兒工作的醫院裡，喪慟輔導團隊點亮蠟燭，紀念過早去世的嬰兒。（圖片來源／Clare Beesley的X）

年輕時身為助產士的克萊兒和許多年輕助產士一樣，對死亡極不熟悉，也不知該如何面對死亡。當時她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還在世，生命中沒有任何親近的人死亡，從小只見證過一隻寵物的死亡而已。當她在產房資料板上看見某個家庭失去孩子的注記時，總是擔心自己被派到他們身邊。「我那時候真的很怕，因為我知道自己幫不了他們。一個才剛拿到證照的人面對那種狀況，真的會受不了。」（即使是20年後的現在，全英國各地醫院當中，只有12%的醫院會要求新生兒科職員接受喪慟訓練。）

克萊兒成為助產士約一年後，一名懷有幼小胎兒的女性開始分娩，但胎兒還不夠成熟，他們知道孩子不可能活下來。那名孕婦才懷孕20週而已，根據嬰兒成長曲線，胎兒應該還只有香蕉大小──比金桔大一些，比茄子小一些。那家人做好了準備來到醫院，他們已經明白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了：醫護人員不會試圖將嬰兒搶救回來，年僅20週的嬰兒不可能存活；即使在最極端的存活案例中，胎兒也是在將近22週時出生的。那名母親在生產過程中，一直深知最後不會產下活嬰，而雖然胎兒還太過幼小、無論是何種醫療干預都救不了他，他誕生時卻還是有呼吸。

「看到嬰兒在動、在喘氣時，她真的非常痛苦。」克萊兒說道。「我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幕──她當時不停尖叫我的名字。克萊兒，拜託你想想辦法，拜託你幫我，我們就不能救他嗎？」小男嬰的生命在短短數分鐘後消逝了。

那天下班後，克萊兒上車、關門，接著痛哭了起來。「我到現在還感覺得到當時那種情緒。我眼睜睜看到別人最赤裸的悲痛，卻沒辦法用任何方式幫助他們。我當初進這一行，所有人都認為這會是幸福的工作，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我會遇到這麼極端的悲傷和心碎⋯⋯」她說著說著，逐漸靜了下來。此時在寂靜無聲的病房裡，她彷彿重返過去那一刻，大眼中閃爍著淚光。「但這就是我們助產士工作的一部分。」她在說話的同時，神色多了幾分堅決：「這是我們的責任。」

根據「湯米組織」的數據（這是英國從事流產與早產研究的最大慈善機構），若以懷孕次數而論，每4次懷孕案例就有1次會以懷孕期間或生產時的死亡告終。每250次懷孕案例當中，就會有1次以死產告終；英國每天有8個嬰兒死產。

數年後，另一位助產士著手組織喪慟輔導團隊，問克萊兒有沒有興趣加入團隊。克萊兒跟著參加了訓練課程，結果她愈是了解情況，就愈是發現自己能夠幫上忙。雖然無法讓死嬰復活，她還是能照顧失去孩子的家庭；雖然無法扭轉悲劇，她還是能稍微改變事態的形狀，讓家屬好受一些。「我從來沒想過自己現在會帶頭提供這種服務。」她說：

「我從前選擇當助產士，是為了從事幸福快樂的工作，結果從開始工作以來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當喪慟穩婆。可是當你看到自己對家長的幫助，改善了他們和孩子之間短暫的相處，看到你對他們人生長久的影響，就會發現這是助產士工作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你沒辦法控制生命中的事件──生命本就不受我們控制──但你能在一個家庭面對生命中最悲痛的時刻之一時，控制自己照顧他們的方式。」

近15年來，克萊兒一直在面對陌生人生命中最悲痛的時刻。有些女性會來此生下無法存活的胎兒，有的胎兒小到能捧在手掌心；有些女性會來此生下心臟已停止跳動，或在子宮外無法長久存活的足月嬰兒。克萊兒見過對身邊眾人隱瞞事實的孕婦，見過滿心盼望能生小孩卻不幸失去孩子的孕婦，見過和病重的伴侶再嘗試最後一次的孕婦。她見過本就不想生小孩的女性在事後大鬆一口氣，見過胎兒有嚴重基因缺陷，即使產下也只會早夭，家長則為是否要繼續將孩子生下來而深深糾結與竭力爭執。她見過和嬰兒同時死亡的母親。每一次下班後，克萊兒都會回到自己車上，她不會開收音機、不會聽音樂，而是在開回家、回到4個孩子身邊那45分鐘路上默默釋放心中的壓力。

克萊兒帶我看了櫥櫃裡滿滿的針織帽與嬰兒服裝──這些大部分是白色的，從手工的迷你衣服到足月嬰兒穿的尺寸都有。針織帽不是保暖用的，它們的功能就和蘿拉太平間裡那些小帽子一樣，是為了美觀。嬰兒在經過產道時，頭部幾塊骨骼會被擠壓得交疊在一起，讓嬰兒成功通過產道，然而當嬰兒死後體內會累積過量液體，可能導致各塊頭骨戳入頭腦，使頭部變形。克萊兒說她一般會幫嬰兒戴上小帽子，就不會有人注意到異狀了。帽子堆旁邊擺著一些裝有黃銅鉸鏈的木製首飾盒⋯⋯至少，我乍看下以為是首飾盒。克萊兒踮起腳尖取下其中一盒，打開盒蓋，只見裡頭空無一物，只有一塊白色的蕾絲飾巾。「這些是給很小很小的嬰兒用的棺材。」她一面說一面舉起盒子，讓我往內望。

我原先根本連喪慟病房都沒聽過，更不用說是給車鑰匙大小的嬰兒使用的迷你棺材了。我腦中浮現了自己參觀聖湯瑪士醫院太平間、拜訪蘿拉時，推車上大大小小的厚紙箱，其中許多紙箱比疊在蓋子上供解剖病理學者參閱的A4文件小得多。克萊兒告訴我，有些女人來這裡失去了年僅5週的胎兒，卻比一些失去足月嬰兒的女人還要傷心。她說懷孕週數和情緒分量之間沒有直接關係，如果那是你盼望生下的孩子，那你就是失去了那個孩子所有的可能性──你失去了自己和孩子共有的整個人生。在某個平行宇宙也許這件事情沒發生，而是發生了其他事情，你也許替這個新生命買了嬰兒用品，做了許多安排，衣物、鞋子、嬰兒車都準備好了。這和孩子的大小沒有絲毫關係。

她邊說邊將木盒放回櫥櫃裡，和其他小棺材擺在一起。「大眾對於流產有很多誤解，覺得反正可以再試一次，結果就讓那個逝去的小生命顯得沒那麼重要了。」我想到許多孕婦在12週前不會提起自己懷孕的事，以免招來厄運，以免之後不幸得對別人說自己沒有懷孕了──這份喪慟她們只能獨自熬過，我們也指望她們獨自熬過這一切。許多流產婦女找不到其中意義，看不到棺材，而流產婦女當中超過半數人都永遠得不到答案，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為什麼失去孩子。你本是一整個生態系統，是至少一個生命所居住的世界⋯⋯然後有一天，你不再是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寧靜室，這裡提供泡茶與泡咖啡的器具，供家屬等待消息。

在這裡，沒有人碰盤子上的餅乾，而在隔壁房，嬰兒悄然無息地到來。房間一角擺著一棵塑膠假樹，樹上掛了紙蝴蝶，上頭寫著在此生產的嬰兒名字、他們父母留下的字句，以及年幼兄姊鬼畫符般的留言。

她又拉開一個壁櫥，裡面堆滿了回憶盒，白色、粉紅色、藍色都有。每個盒子裡裝著一本空白書本，可以貼照片，還有蓋手印與腳印的空白處，他們還會另外將嬰兒手腳印製成的銀首飾送給家屬。除此之外，他們還會有給祖父母的回憶盒，也許是為了記錄他們成為祖父母的時刻。克萊兒表示，他們目前計畫為嬰兒的兄姊準備一些小東西，幫助他們理解家中發生的事件，讓嬰兒以合理的方式成為兄姊生命中一部分。

之所以提供回憶盒，是為了給一些人留下什麼東西作紀念，記錄這個嬰兒的存在。除此之外，回憶盒對猶豫不決的家屬而言也是一種保險：有些家屬太過悲痛，或者因為自己的想像而不敢直視他們的嬰兒，擔心那個畫面永遠烙印在自己眼皮下。這種時候，喪慟穩婆便會幫他們拍下嬰兒的照片，印下手腳印，將這些紀錄放入盒子。家屬也許不會打開盒子，而會將它藏到衣櫃最裡頭，直到多年後的某一天，他們終於做好直視自己孩子的心理準備為止。照片證明了事件的真實，腳印證明了嬰兒曾經的實體，證明你曾是孩子的母親。

在2013年發表於《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愛莉爾．利維（Ariel Levy）談到了自己5個月前在蒙古一間飯店的浴室廁所流產，當時她抱著嬰兒、看著他呼吸──那是個僅存在須臾的活人。她撥了電話叫救護車，急救人員表示她的嬰兒無法存活。

「我放下手機前，先拍下了兒子的照片。」她寫道：「我擔心不這麼做，我就永遠不會相信他真的存在過⋯⋯到了診所，只見到處是刺眼的燈光、很多針、很多點滴，我放開了嬰兒，那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了。」

她在事後時時刻刻盯著那張照片，後來每天看一兩次，數月後才終於減少到每週看一次。她試著將照片拿給其他人看，舉起手機證明孩子曾存在過；對她而言，對自己與他人證明嬰兒的存在成了生命的必須。

人類的衝動與想法很少變遷，早在數百年前的維多利亞時代，當時的人便同樣需要這些照片，只不過照相所需的時間較長而已。利維感受到了記錄嬰兒存在的需求，而過去的嬰孩父母也一樣，他們往往默然站在嬰兒棺材旁，等著攝影師給出結束照相的指示。

然而，儘管出發點良好，回憶盒與利維的嬰兒照等物品還是能成為家庭分裂的焦點。在喪子、喪女的極端壓力下，關係中的裂痕可能會擴張成鴻溝。這間病房裡，人往往最為脆弱，同時也最為憤怒，有時家中會產生摩擦與拉鋸，這個空白盒子則會處於紛爭的中心點。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處理悲傷，但是家人可能會批判彼此的哀悼方式，在擔心有人方法錯誤時，他們可能會試圖改變對方。

回憶盒問題的癥結點在於，大家在決定要在遺體身邊待多久、是否該做些紀錄，甚至到底該不該看遺體時，有時無法達到共識。一些人認為，如果試圖忘卻或如實行「遺忘約定」的西班牙那樣掩埋證據，就能夠減輕人心中的悲哀，問題是歷史上的黑洞根本無法成為掩埋過去的墳墓。如果你沒能親眼看見真相，仍然困在無法相信事實的囚牢之中，那怎麼可能走至下一個階段、開始好好哀悼呢？

隆恩．特瓦耶先前提到自己會協助家長幫死去的孩子穿衣，但他也告訴我，在過去可能母親剛生產完、還在醫院休養，父親便會快速完成土葬或火葬的安排，讓孩子的遺體消失──如此一來，母親就不必看見遺體，也不會因那個畫面而更加悲傷了。我聽了不禁惱火，我若遭遇那種狀況，只會覺得自己的孩子被兩度從身邊奪走，而且第二次搶走我孩子的還是個我可以怪罪的人。不知有多少人的婚姻因此破碎，多少人的婚姻勉強存續了下去、存續了多久？面對難以言喻的悲傷，這些女人究竟將情緒放在何處？有多少女人就此沉溺在悲傷之中？

克萊兒表示，這種態度至今仍不少見，一些人雖心懷好意，卻無意中造成了傷害。她和平時一樣，對雙方都表達了同情。

「你不是會本能地想保護他們嗎？他們不想看見自己愛的人體驗到自己所受的痛苦，也認為自己讓這整件事消失，就能讓痛苦一併消失。問題是，痛苦不會就這麼消失。」

聽克萊兒談論自己見過的個案時，我實在很難想像一些人行為背後的理由。她告訴我，之前有一家人的父親十分強勢，堅持不要回憶盒，但溫順的母親悄悄對喪慟穩婆表示自己非常想要回憶盒。穩婆們私下幫她準備了回憶盒，用照片與腳印記錄她孩子的身體，趁她離開醫院時偷偷塞進她的包包。3個月後，那名母親忽然打電話給醫院，泣不成聲地表示盒子被丈夫發現後銷毀了。

「可能是丈夫自己沒辦法面對回憶盒吧。」克萊兒說：「或者他見太太看到盒子裡的東西時難過的樣子，他自己也難過了起來。但是我們並不會保存照片，那不合法，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再把那些東西給太太了，東西都已經永遠消失了。」

我問克萊兒，在生產當下，會不會也有家長不願意接觸嬰兒的身體？他們每次都會想看見自己的嬰兒嗎？還是會有人在自己與嬰兒之間豎起高牆，將孩子視為瑕疵品，滿心想移除並遺忘那個孩子？我聽見禮儀師波比那句話：「你看到的第一具屍體，不該是你深愛的人。」我想像首次看見屍體與孩子死亡的兩種感受揉合成一個瞬間，結果頓時感到全身不適。不知有多少家長因為對未知的恐懼，因為迫切想保護自己，結果剝奪了自己與孩子相見的唯一機會。

「大部分情況下，大家都想看嬰兒。」克萊兒說道。「大家一開始可能會抗拒，可是嬰兒出生時，他們還是想看。這和心理建設很有關係，畢竟一個20週大的嬰兒和足月的嬰兒很不一樣，他們看起來很晶亮，不管是膚色或透明度都不一樣。每個人在看完醫生以後，應該都會自己Google看看吧？他們克制不了這種好奇心。」

嬰兒的死因千奇百怪，有些是肉眼可見的因素，這間病房出生的嬰兒有的嚴重畸形，例如嚴重的脊柱裂（脊髓外露，沒有被包在皮膚內）、無腦畸形（大腦與頭骨的畸形，嬰兒天生沒有頭頂）。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胎兒的心跳已然停止，引產過程卻不順利──可能是母親身體對引產藥物沒什麼反應，或是其他原因所致，所以胎兒在母親腹中待了數日、數週。無論是在子宮內或子宮外，屍體必然會發生一些變化，膚色會改變、皮膚會剝落，克萊兒說胎兒皮膚可能會像破掉的水泡般鮮紅。「家屬看了會很傷心，第一個反應通常是：這樣會不會痛？」家長不確定這是不是嬰兒仍活著時發生的事。「這不會痛，就只是因為液體不在嬰兒體內循環，滲到了皮膚下層，使皮膚變得非常脆弱。」

每當我問起家長的反應，克萊兒便一再強調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在面對死嬰時並沒有正確的反應方式。我們社會整體對屍體都有些反感，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遠離屍體，並在想像中構築死屍的模樣，窮盡大腦的極限將它們堆疊為極致的恐怖。在這種情況下，從自己體內生出一具屍體並將它抱在懷裡，那又是迥然不同的體驗了。克萊兒會盡量為每個家庭制定最合適的做法，假如家屬不確定要不要看嬰兒，她會選擇逐步讓他們接觸孩子，讓他們慢慢適應。她會先將嬰兒帶出去，和他相處一段時間，然後回來對家屬描述嬰兒的模樣。她也許會建議家屬先看看照片，也許會將嬰兒完全裹在毯子裡交給他們，或者讓嬰兒小小的腳從毯子裡露出來。在一番溫柔輔導並得到充足的適應時間後，大部分家庭都會改變心意，決定見一見自己的孩子。

「我覺得某方面來說，大多數人看到嬰兒不是自己想像中那副可怕的樣子，甚至會鬆一口氣，簡直像在說：『哇，天啊，他長得就跟嬰兒一樣。』他當然長得跟嬰兒一樣了，他就是你們的嬰兒啊。我這些年培養了一種信心：對待家屬的時候一定要親切同情，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就是要親切同情，但也要誠實，」她說：「還有注意自己說出口的話和說話的方式。如果家長看到孩子的時候沒有大受打擊，那就表示你做對了，你幫他們做好了心理建設。家長很難把『其實我很怕，我不敢看我的嬰兒』這句話說出口，所以你必須在那種情況下讓他們知道這些是正常的感受，雖然這一切以外面社會的標準來說，很不尋常。」

喪慟病房裡，不會有人對你掩藏死亡的存在，所以你完全了解自己能做的一切──簡單而言，你感覺自己需要做的事，你都能做。然而，並不是所有醫院都如此，在美國密西根大學於2016年發表的一篇研究中，377名孩子死產或產後夭折的受訪女性當中，17人被醫師與護理師告知她們完全不許看嬰兒，34人提出抱嬰兒的要求時遭拒絕。這篇研究的主旨是探討母親喪子喪女後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憂鬱症程度，結果顯示，失去孩子的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機率是平時4倍，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機率則是平時7倍。至於有沒有抱過嬰兒是否會影響憂鬱症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罹病率，研究者就無法得出結論了，因為當初有機會抱嬰兒的女性人數太少。儘管如此，研究者還是印證了克萊兒的說法：無論嬰兒是死產或在產後數天夭折，無論嬰兒仍是胎兒或已經足月，失去孩子的心理創傷與情緒創傷都大同小異。

在喪慟病房裡，「看見」就是一種哀悼。原本單純專注於身體復原的母親，也會知道自己若想抱嬰兒，醫護人員便會盡量滿足她們的需求。如果她知道醫護人員不會對嬰兒做心肺復甦，那她可以將嬰兒抱在胸前，直到小小的心跳消失為止。無論家屬想怎麼做，克萊兒都會從旁配合與協助他們。

「如果都沒有人和你討論過這些，你就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有這些選項。」克萊兒說：「連自己有哪些選項都不知道的話，你怎麼會想到要看死去的嬰兒？你更不會去想：我想留下孩子的手腳印或拍照片嗎？我想在孩子死去時抱著他嗎？那種情況下，你又怎麼有辦法考慮這些呢？對家屬來說，最痛苦的部分就是日後回想起來時，為當初的決定感到後悔。你可能會在好幾年後想到這件事，心裡就想說：『我那時有機會抱抱孩子的，卻沒有抱他。』」

《死亡專門戶：12門死亡產業探祕，向職人學習與生命共處和告別》，海莉．坎貝爾（Hayley Campbell）著，朱崇旻譯，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