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各地出現口罩搶購、短缺之時；在澳洲，人們搶的卻是水管和抽水馬達。

「自從限水政策開始，不管我們用多快的速度進貨，各種園藝用水管、轉換接頭、消防用水管等洗滌水（Greywater）再利用相關用品，在全澳洲都大缺貨⋯⋯商品還在貨車上，就已經有人在排隊等著搶了！」雪梨藍山國家公園裡，澳洲最大五金連鎖店在當地的店員可瑞亞（Stapahnie Correa）告訴我們。

從2019年中燒起的大火，延燒至今，除了限水，澳洲出現各種罕見畫面：隔海飄到紐西蘭的濃煙、多次連續超過40度以上的高溫、下午3點卻被黑雲籠罩的天空⋯⋯

大火至今已經燒掉3個台灣大小的面積，全澳洲仍有80幾處大火繼續燒著，造成超7億澳幣的災損（約新台幣140億元）、經濟生產損失預估也至少高達200億澳幣（約新台幣4,000億元）。走在路上，市區的行道樹漸漸變黃、綠色草皮跟著消失，公園裡水池見底，動物們在一片枯黃的烈日中尋覓僅剩的草食。人們用洗澡水沖馬桶、接洗碗水澆花，互相督促限時4分鐘的沖澡。在內陸城鎮的居民，有的需要開車到河邊，才有水可用。

在都市，人們則守著澳洲氣象局的預報App，查看氣溫、風向、降雨機率和空氣品質，見面談話不離：「森林大火離你們家近嗎？家都還好嗎？」人們戴著口罩慶祝聖誕節及跨年，許多餐廳及酒吧歇業，連門窗緊閉的住家內都聞得到燒焦的煙味。澳洲首都坎培拉及雪梨甚至在2019年底，數度衝上全世界空氣品質最糟糕的城市榜首，超越中國北京及印度德里。

在澳洲各州已於這次森林大火中數次宣布緊急狀態後，2020年1月31號，另一聲警鐘敲響，這一次，是澳洲首都坎培拉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坎培拉上一次動用緊急狀態，是2003年，近500間民房遭摧毀或嚴重損壞。澳洲首都特區首席部長巴爾（Andrew Barr）表示，因為熱浪即將來襲，大火可能延燒至首都坎培拉南邊郊區，「情勢可能演變到無法控制的地步⋯⋯進入緊急狀態，是我們能對首都特區民眾發布的最強烈警示。」

對雪梨西邊、藍山國家公園附近的居民波都印（Jacques Beaudoin）來說，這場「緊急狀態」，從2013年就有了跡象──這場火是一連串的警訊之一，都市裡的人總算聽見。

喜愛登山及攀岩的傑克一家，住在藍山國家公園附近的森林，自建的房屋水電可自給自足。「搬到這裡6年，從屋頂接到水塔裡的雨水一直是夠用的；直到2019年9月，第一次需要打給自來水公司買水，」 傑克說，「2013年剛搬來時家附近的樹叢是很茂密的，然而這6年來，你可以清楚看見樹正因乾旱而受苦，雖然還沒死，頭卻已經禿了一半了，看了真的很難過。」

2019年底的聖誕假期前夕，傑克決定讓妻子暫時帶著兩個學齡前的女兒撤離，他說火燒到家門口是遲早的事，他把家內外都重新移動了，封住每一個門縫和窗戶，「我連晚上都沒有辦法安心睡覺，甚至到火已經過了，我都還是會半夜驚醒。」

好消息是，大火過後，傑克的家幸運地還在。壞消息是，這樣的極端氣候與大火，可能成為澳洲的常態。

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澳洲這場大火，證實了科學家們的預測：隨著氣候變化不斷惡化，澳洲的叢林大火將變得更加頻繁和劇烈。根據聯合國的科學報告，澳洲是已開發國家中，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一國。

2019年不僅是澳洲有記載以來史上最熱的一年，又遇上印度洋偶極（Indian Ocean Dipole）強度異常造成的乾旱。長期、短期因素相加之下，造成這場20年來對社會經濟影響範圍最大的大火，至今已帶走30餘條人命，也在澳洲社會掀起論戰。

幾個月來的政治口水中，12年前、一份被遺忘的報告，終於被記起。

2008年，澳洲經濟學家郜若素（Ross Garnaut）受當年工黨陸克文（Kevin Rudd）聯邦政府委託，做了一份長達600多頁的氣候變遷報告（Climate Change Review），調查澳洲經濟與氣候變遷的關聯，依此提出中長程的政策建議。

報告中，郜若素警告：「如果政府沒有及早且有力的行動，我們將會在2020年前的某個時候，被迫發現已被各種超出控制的災難包圍。」

災難包括火災。「火災季節將開始得更早、結束得更晚，且預計會更嚴重，」他當時預計，氣候變化造成的效應，會隨著時間加強，至2020年，將明顯可見。

報告中，郜若素還稱，氣候變遷帶來的損失，將成澳洲日常現實的一部分，對人們生活造成深遠的影響。以澳洲最大農業區墨累—大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為例，氣溫、雨量的改變，將讓生產力下降20%，經濟成長數字減少5%，導致消費力下降5%，在下個世紀前後平均薪資將比現在少8%等。

不只提出警告，報告中郜若素也提出因應的做法，包括：政府必須將「交通」納入減少碳排放的行列；每年需投入30億澳幣（約新台幣600億元）在低碳研究及科技研發，需針對氣候變遷成立新的研究政府部門；在澳洲使用以市場競爭的方式運作販賣「排碳許可」；以及在能源轉型過程中的補貼政策等。郜若素還提到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有國際合作的框架跟措施，達到減碳標準的花費才能夠降到最低。

2020年的人們，讀著12年前的預言，紛紛回頭看這12年間澳洲政府做了什麼？為什麼無法逆轉預言中的災難性結果？

要回答這題，時間必須回到郜若素報告出爐的那年。當時，當全球正因2007、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而陷入經濟動盪，作為全球原物料出口大國的澳洲，經濟相對穩固。2007年重新執政的工黨聯邦政府，站在較為穩固的經濟基礎上，得以推行郜若素氣候變遷報告中建議的施政方針。

但以原物料、煤炭出口為主的經濟，卻也為報告的窒礙難行，埋下導火線。

一位雪梨居⺠蘇利文（David Sullivan）回憶當時澳洲的改變，「我花了1萬澳幣裝設太陽能板，政府補助了我6,000澳幣。不只如此，多出來的電還可以直接賣回給電力公司；至今我不僅一毛電費都沒有付，對方還要付錢給我。」

當時，澳洲政府依照報告建議，展開包括永續能源技術的發展及投資，許多早已想要在自家屋頂裝設太陽能板卻負擔不起的民眾，因而受惠。2016至2017年間澳洲永續能源局（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的統計指出，有3.1%的澳洲總用電來自太陽能，其中多數來自小規模家用太陽能板；在澳洲每5個家庭中就有一戶裝有自用太陽能板。

2012 年，工黨執政期間的另一任總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推出大膽「排碳價（Carbon pricing）」政策，意圖成為當時歐洲以外最具野心的碳排放交易計劃。這與郜若素在2008年提出的販賣「排碳許可」作為減低碳排放的機制不同。

2012年吉拉德領導的工黨聯邦政府，訂出每公噸「排碳價」為當年歐洲的2倍，同時，對受影響的排碳產業，如水泥及能源公司，政府輔以相對比例的減稅額度。對於可能因電價調漲而受影響的一般民眾，也有減稅額度作為補貼。吉拉德希望透過實施「排碳價」3年，之後漸漸轉向販售「排碳許可」機制。

但，此舉卻成為逆轉澳洲氣候變遷政策的序曲。

澳洲最大的水泥製造公司阿德萊德布萊頓 （Adelaide Brighton, ABC） 先開砲，稱為因應生產成本上升，將關閉在地工廠；另一方面澳洲最大的鋼鐵製造公司博思格（BlueScope）則認為，工黨配合補助的新政策並不會影響到整體獲利。

瑞銀集團（UBS）在計劃頒布初期，估計此政策會讓像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及力拓集團（Rio Tinto）等跨國採礦公司的獲利減少3%至4%；國際金融服務公司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也對此舉做出負面的預測，稱國際間政治不穩，加上澳洲是否繼續參與京都議定書約束標準的不確定性，會讓國際「排碳交易」的價碼跌蕩，最終失去約束力。

另一方面，由艾伯特（Tony Abbott）領導的反對黨，則不斷向民眾釋放「電價及民生消費將因而大漲」的訊息，作為選戰主軸，使選民面對「前衛」政策的不安，直接轉化為恐懼及憤怒。即使澳洲氣候變遷及永續能源部（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and Renewable Energy）在 2012 年「排碳價」政策實行後6個月指出，電廠排碳量數字已減低9%，澳洲整體的碳排量甚至在9個月後降至10年新低。但人心早已喚不回。

最終，工黨排碳價的政策抵不過社會壓力而夭折，在實施2年之後，便在2013年選舉時，由艾伯特領導的自由黨取代執政7年的工黨政府，以補貼排碳公司、鼓勵減碳，取代工黨的政策。

換句話說，澳洲政府對於企業減碳的態度，從「要排碳就請付錢」，進入「我付錢鼓勵資助你降低排碳」的新階段。澳洲也從減碳、建立新標準的前鋒國家，慢慢落到後段班。

在選舉中力挺煤礦產業的艾伯特，就任當年，就讓澳洲再生能源的生產下降7成，也在一次為煤礦剪綵的場合中，讚嘆煤礦是澳洲、全球發展的未來。「煤促進人類文明、促進繁榮，煤是我們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管是在澳洲或全世界，」艾伯特如是說。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澳洲政策的大轉彎，似乎不完全是意外。

澳洲為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國，佔世界煤炭出口總值（dollar value worth of coal）的36%，澳洲出口煤炭當中有75%皆送至世界煤炭進口國前四強（中國、韓國、日本、印度），其中，印度甚至有超過7成的煤炭進口來自澳洲。這讓澳洲的煤礦，不只扮演澳洲經濟金牛的角色，也成為全球燃煤大國所仰賴的物料來源，許多跨國資金，都投入澳洲煤礦開採。

以2019年中再度勝選的自由黨聯邦政府為例，選後最大的爭議之一，便是批准阿達尼（Adani）印度煤礦公司在澳洲的開採，阿達尼聲稱，將為澳洲創造超過8,000個工作機會；澳洲最大的煤礦公司必和必拓三菱聯盟（BHP Mitsubishi Alliance）中，日本三菱也擁有一半股權。以煤礦能源致富的澳洲，據2019年《富比世》（Forbes）刊登的澳洲前20大首富中，就有4位以採礦業致富，總資產高達240億澳幣。澳洲礦業不只在國內政經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成為跨國生產鏈中的一環。

在如此龐大的利益支持下，澳洲礦業委員會（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MCA）也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氣候政策反對者的前10名，是澳洲政治檯面上、檯面下的有力推手。

轉向後的澳洲，從2012年雄心壯志的新標準制定者，至2017年被聯合國發出警告，表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澳洲從2017年開始在氣候政策上有所前進」。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 2018年的統計數字報告，總人口2,500萬的澳洲為溫室氣體總排量全世界第16名，人平均排碳量高居世界第2名，同時，自由黨政府從2013年持續執政至今，其對逐漸加劇的氣候變遷影響，仍無動於衷。

「我們就這樣浪費了10年，」《衛報》（The Guardian）澳洲政治版主編墨菲（Katharine Murphy）評論，從2008年的郜若素氣候變遷報告開始，澳洲政府先是經歷了一個過於前衛的減碳政策、一場將選民對能源轉型焦慮化為憤怒的選舉，迎來否認氣候變遷存在的總理艾伯特，漸漸地，氣候變遷成為澳洲政治中的選戰「武器」，公共討論與科學的距離愈來愈遠。

墨菲把此稱之為「勝選方程式」，她以現任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為例，2019年的選戰中，在都市，莫里森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務實的，不否認氣候變遷的中間派，與過去的艾伯特切割，以吸引中產與知識分子。但在鄉村，莫里森把氣候變遷武器化，對煤礦區居民說，氣候變遷議題將把工作機會消滅，對郊區的中產居民則說，氣候變遷議題會讓開休旅車的他們生活負擔加大。對全國性的觀眾，莫里森則稱工黨的氣候變遷政策，會讓澳洲經濟衰弱、人們工作不保。

墨菲嘆道，「很不幸的是，歷史告訴我們，把氣候變遷武器化，對自由黨與民族黨的選舉真的有效。」

同樣來自保守陣營自由黨的前澳洲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曾試圖在保守陣營中調整對氣候變遷的政策，但改革失敗的他如此形容：「氣候變遷在我們這個時代變成一場政治悲劇，它從一個科學議題變成一個認同的議題，人們分成信與不信。自由黨，一邊必須接受這是科學事實，一邊要面對操作氣候變遷搶票的誘惑。」

也因為氣候變遷變成「信仰」議題，即使大火已延燒超過4個月，否認大火與氣候變遷關聯的聲音依然存在。

火上加油的，還有不實資訊與社交網站。

這場大火中，社交網站上的不實資訊、資訊操作，出現大量的輿論引導，試圖把20年來損失最慘重的大火，歸因於人為縱火。

國際記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全球研究總監波塞蒂（Julie Posetti）受訪時指出，有心人士操作的不實資訊，試圖錯誤歸因，將人們的焦點從氣候變遷轉移開來。「如果人們相信那些不實訊息，而不相信擺在他們面前的科學事實，以及氣候變遷與大火的關聯，那麼這將是（大火之外）另一場災難。」

一場火，燒出政治裡的不堪事實，當時成功預言的郜若素如何看待？

在2020年1月澳洲國家廣播電台的訪問中，他認為，澳洲還有機會再試一次。以礦業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澳洲，有機會創造轉向零碳排放經濟（zero carbon emission economy）的可能道路，「澳洲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金屬鋁及鐵出口國，我們只需要使用永續能源來加工鋁及鐵，不僅經濟的影響會降至最低，甚至能置澳洲於世界在能源轉型上重要的位置，使澳洲整體經濟受益。」

郜若素的發言並不是天真。其實在20年前，澳洲就成功地轉向過。

1990年代初期的澳洲，因為經濟衰退，讓澳洲右派大力反對氣候變遷政策，讓澳洲在1997年加入美國的行列，成為少數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國家。然而在2000年前後，澳洲經歷自歐洲移民至澳洲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千禧乾旱，乾旱持續至 2010年，期間伴隨著數次嚴重的森林大火，包括2001年吞噬超過100多間民房的黑色聖誕節森林大火，及2009年造成173人死亡的黑色星期六森林大火。一連串的災難再加上2006年影響全球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加深澳洲人民對於氣候變遷的危機意識，順著這股力道，2007年澳洲聯邦選舉時，兩大黨皆提出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而由工黨勝出，批准加入京都議定書、一連串減碳政策的實行。

如今面對的一切，包括自由黨在2013年重返執政、退出國際氣候協定，停止減碳計畫，以及如今仍未停歇的森林大火，歷史彷彿被人們重複了一次，但10年間，人們已把地球向環境負荷臨界點猛推一把。當大火再燒起，2020年的人們將如何反應？

澳大利亞研究所（The Australia Institute）在2019年11月對1,424人發出問卷調查，三分之二答卷者認為，澳洲身陷氣候危機，政府應該像面對世界大戰一般，動員所有資源回應危機。

但在1月29號，莫里森的回應，是這麼說的：

「我們知道澳洲自己是沒辦法控制世界的氣候變化的，我們的碳排放量只佔全球總量的1.3%。」這位世界最大煤炭出口國的領導人接著說，「我們也知道，沒有任何一場火災，與任何一個國家的碳排放政策相關。是的，我們都同意必須採取行動，但我們的行動，將是一個平衡的、負責任的減碳計畫。」

在場記者追問莫里森模糊不清的宣示背後，澳洲有沒有可能有突破性的做法，他說：

「澳洲已經做到我們需要做到的了。我絕不會做的事情，是出賣澳洲人，我不會因為某些嚷嚷著要加稅、提高電價的少數人（指倡議能源轉型、提高排碳成本），就拋下澳洲人的工作和我們的產業！」

對比用政治口水回應大火的政治人物，有些澳洲民眾，在焦慮中展開自救。

森林大火燒出的大眾集體生態焦慮（Collective Ecological Anxiety），讓全澳洲最大的野生動物救援非政府組織「野生動物救援與教育服務」（Wildlife Information Rescue and Education Service）在2020年1月的第一週就創下了超過百萬的點閱率，足足比平均點閱數多了兩位數。

一位藍山居⺠史文森（Kathy Svensson）說道：「我強烈感到一種必須起身行動卻又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的無力感（disempowerment）。」後來她參加了野生動物救援的訓練課程，現在家中有一隻被安置的負鼠：「我每天看著牠心想：『你是我可以開始做些什麼的希望。』」

新南威爾斯州中部17區鄉鎮氣候變遷因應組辦公室主管芭絲蒂安（Lis Bastian），則透過網路，撰寫及分享各種因應森林大火的創意做法，她也在社區農場中帶領民眾儲存種子，教育民眾如何看待及使用水資源，幫助土地從乾涸瀕死的狀態中復生。

「這次澳洲會這麼乾旱，與我們長年以來大量『竊取』了本該是供給大自然的水源有關係，」莉絲舉例，大型農業使用單一大量集中的灌溉渠道，超抽地下水，使得原本保持土地濕度的溪流水量大量減少，讓澳洲成為巨型火柴盒。她說：「森林大火就是最高等級的乾旱。」

莉絲也是樸門永續生活設計（Permaculture）的教育推廣者。樸門源自於兩位澳洲生態學家莫利森（Bill Mollison）與霍姆格倫（David Holmgren），1970年代，他們為因應澳洲時常出現的極端乾燥或潮濕的氣候環境，及現代農業及土地發展對生態的影響，創造了一個農業、生態、經濟、防災四贏的設計哲學。莉絲認為樸門的概念有助於人們應對極端氣候的生活，它不只是教人們如何種田，也是創造、培養一個更緊密的社群（growing community）。

來自墨爾本的年輕環境運動者麥赫爾（Alice Mahar），則使用不同於大眾視角的方式參與森林大火的復原行動。「我認為這場森林大火燒出『社群』的重要性，」她認為環境復育的希望及起點，始於在地社區裡的微小行動。她所帶領的「轉角商店網絡（The Corner Store Network）」計畫，透過一個由貨櫃改造的工廠，讓婦女們以果醬及醃漬的方式利用本來將被丟棄的即期或是格外品，一年內拯救了500公斤的水果，間接阻止了800公斤的碳排放。

「我們沒有辦法加入滅火行動，我們沒有辦法拯救受傷的野生動物，但我們可以做的是盡量取得最多的食物，然後使用各種方法保存起來，得以將來給予那些因失去家園而需要食物的人民。」

芭絲蒂安認為這些每天發生在各個社區裡的微小行動，正是人們重新拿回生活主導權，戰勝恐懼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這般鏡頭外的草根行動，在大火中慢慢成為人們與自然重新建立連結、對未來不至失去希望的方式。政治上，以萬人計的街頭抗爭，是人們發聲的嘗試。在燒了4個月、燒掉3個台灣之後，這把火點燃澳洲人的怒火，也照亮人們與自然和民主政治都斷了連結的不堪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