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南殯儀館一處灰撲撲的地下室,有一條長而冰涼的甬道,盡頭是一間洗化室,還有一間停屍間。若不是門口幾張閒置的鐵床凌亂地散著一些手機充電線、礦泉水和食物,應該很難想像到有一群人在這裡度過不見天日的年節。
他們是受到葬儀商業同業全國聯合會號召而來的遺體修復師,在0206地震發生當晚,就從各地進駐台南殯儀館,義不容辭地接下所有遺體美容和修復的任務。30多人的團隊除了隊長陳修將以外,幾乎全是40歲以下的女性。
由於工作性質特殊,這群人不容易被外界看見,但是當搜救人員在維冠金龍大樓災區現場奮鬥,當醫護人員在醫院實施搶救時,她們其實也在跟時間賽跑,每天早上8點開始就戴起手套、口罩,穿上藍色的防護衣,默默承接一位又一位受傷的亡者,企圖超越家屬的心焦和遺體腐化的速度。
其實這裡面許多人在澎湖空難、高雄氣爆的時候,就盡過一模一樣的心力,當時卻招來業界一些流言蜚語,「怎麼可能不收錢來做這些呢?一定另有目的吧!」如今講到這件事,這些修復師卻顯得不太在意,因為洗化室裡一張張淡綠色布簾後面還躺著更重要的事,等待她們四五個人一組,分床去完成。
這幾天以來她們是這樣過的,上了裝備以後,才花好幾小時替一具遺體打理好,馬上又接著做下一具,做得餓了就花2分鐘大口吞完一碗麵線,肩膀痛了就彼此敲個幾下,然後,繼續埋頭。窩在接觸遺體的第一線,直接撫觸著一條命變成最怵目的樣子,修復師們就算心痛,也不能哭,既避免牽動更多同事的情緒,以免場面失控,也把全部的精力花在工作。
但被問到究竟是什麼樣的動力,讓她們二話不說地暫別家人,選擇赴殯儀館以這種過勞的狀態度過年假,修復師小易說不出來。她歪著頭想了好久,終於蹙眉開口,「沒有理由啊!很多事情不需要理由。」
另一位修復師王詩瑩則輕描淡寫地解釋,「每個人能給的不一樣,我們能給的就是這些。」她不認為自己做的事有何偉大之處,就像有的人幫忙救災,有的人去災區煮菜給救難人員吃,同樣的,這不過是她貢獻的方式。如果大腿裂了,她就縫;如果臉黑了,她就化妝;如果頭蓋骨碎了,她就一片一片拼回去。
因為這就是她能給的。
然而,這也不是誰都有能力給予的。遺體修復是一門專業,需要多年的訓練和經驗,不僅要了解人體結構,且任何一個修補材料的運用不當,都會影響後續的遮瑕、化妝,間接影響擬真度和家屬感受。
在技術之外,更要緊的是同理心,在整個修復和美容的過程裡,同理心可謂坐落在每一個環節,她們在替遺體洗澡、換衣服時會向亡者「說一聲」,進行某些動作時,不需要晾著的部位就先用布掩起來。隊長陳修將更常常想像著亡者生前經歷過的事,這讓他不只是「為了處理好而處理好」。他更深信同理心這股抽象的情感,能夠具象地呈現在結果裡。
有了同理心,也就能回答這個行業曾經遇過的一些疑問:既然遺體等一下都要火化,為何要先修復?因為──從這群修復師的許多經驗就可得知──儘管為最親的人,發生在生命裡的事有時太過殘酷,以至於生存下來的人,不忍多看親人面目。而這個「不忍」本身,又是多麼難忍。
《與絕望奮鬥》這本書描述過類似的場景。這是一部關於日本光市母女殺害事件的紀錄,裡面有個段落寫到倖存者本村洋崩潰自責,無法原諒自己,因為他第一時間撞見遭盡戕害、身體青一塊紫一塊的妻子遺體時,驚懼得無法出手擁抱她。那不是他所熟知的美麗的妻子面貌。
愛是不會改變的,但「最後一眼」確實非常重要。王詩瑩記得她曾替一位插管3個月去世的亡者化妝,完成之後,家屬凝視了好久好久:「我都已經忘記我媽媽原本這麼漂亮⋯⋯」相較於病痛的慢性折磨,這次的震災經過的是另一種瞬間、巨大的衝擊,讓親人的面容與軀幹斷損不堪。當看進他們的眼睛只感到痛苦的時候,多少璀璨的、美好的,關於生的記憶,是不是都可能斷線,無法與他們連接起來?
震災發生的頭幾天,送來的遺體大致都還能在2、3個小時內完成美容,但是到了第5天,洗化室的冷氣明顯變強了,修復師們守在鐵床邊的時間更長了,因為現在才挖出的遺體,損傷和衰敗程度都嚴重許多。針對某一位頭部血肉模糊的罹難者,好幾個修復師一起連續打理了7個小時還沒結束,而那一天,他們工作到隔日天亮。
「其實我不知道如果可以選擇,我希望自己怎麼死,但我知道一定不想要是⋯⋯這樣子。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讓他們不要像這樣子。」除了安慰生者,王詩瑩也發自內心同理離開的人,替他們做倒數最後幾件事。即使接下來每過一天,任務只會越來越艱難,她秉持著這樣的信念繼續拚搏,另一位來自嘉義的夥伴莫言也說,她願意待到整個事件的最後一刻。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還有人在努力」,走到搜救現場看看,很自然有這樣的感觸。其實在殯儀館地下室這條長長的甬道盡頭也一樣,陳修將對所謂的「遺體」是這樣看的,「他們還是人,只是現在的型態不一樣,我們還是要把他們當成有生命的人。」
我們沒有人知道是否哪一天,所愛之人將赫然轉換了型態,變得駭異破敗,令自己幾乎不敢雙眼正視,伸手擁抱。
但就像陳修將說的,他們仍然是人。而因為還有「人」,這裡也就還有人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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