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權與死亡權的相對論

生命向晚，如何才是抵達安詳彼岸之徑，是自古難尋的解答，一如伊朗詩人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的詩篇〈隨風而行〉所述。

臨終「醫療選擇」是人們最難下定的決心，也是最難達成的「共識」──無論家庭或社會。 隨著高齡化社會後「多死時代」來臨，安寧療護與安樂死（醫助自殺）辯證更為激昂，安寧療護把死亡視為生命的一部分，不延續無效醫療、但照護到病人自然死的最後一刻，講求「生命權」；安樂死則主張生命一旦過於不堪，應有主動喊卡的自主權利，講求「死亡權」。

「生命權」與「死亡權」的選題，考驗的不只是醫療能量、法律制度、更是家庭價值與人生哲學。

《報導者》 藉由推動台灣第一個安樂死公投的婦產科醫師江盛、因家庭照護風暴而梳理父子親情的皇冠出版社社長平雲的經歷與體悟，凸顯善終與照護不同的信仰與掙扎；並盤點全台安寧病房及人力，呈現目前全台安寧資源「四缺」的窘況，善終在台灣，如同「天邊的彩虹」，好美、卻好遙遠⋯⋯ 。

台灣社會要一起思考的是：安樂死的需求，是善終不該迴避的選項？還是臨終照護不被滿足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