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聽過公投嗎？你知道安樂死嗎⋯⋯」換下醫師白袍，嘉義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江盛門診空暇時就跑市場、公園「拜票」，為的是爭取一張張同意安樂死的公投連署書。

九合一大選合併空前的10項公投才落幕，另一項關乎臨終選擇權的「死亡權利法案立法公投案」（簡稱「安樂死公投」案）已在持續蘊釀 。原本預期明（2019）年2月達標28萬人連署，但不同於愛家等公投的大聲勢，安樂死公投既無大批志工上街遊說、發起單位也不擅網路操作，進展緩慢，因為，在街頭積極運作的，幾乎就是江盛單兵一人。

《公投法》規定，須於收集完連署書後6個月完成公投，但截至2018年11月底，估計約獲得2萬份連署書，距離達標還很遙遠。一來明年不是選舉年，擔心民眾對公投的關注不大；二來從剛結束的公投亂象，也可以看出公投案需要對民眾進行更多的溝通與說明，因此小組討論後決定延長戰線，先暫停連署，待2019年下半年再啟動，鎖定2020年達成28萬份連署書的門檻，與當年總統大選合併公投。

「安樂死的議題會跟著我一輩子，」江盛說。 儘管公投時程調整，他腳步不會停下， 繼續「行腳」倡議安樂死。

58歲的江盛，是醫師作家侯文詠的北醫同學、曾是醫學中心主任級的大醫師，坐鎮診間時，病人總會恭恭敬敬說聲：「拜託了！」但為了推動安樂死，大醫師反過來要向路人低聲「拜託！」蓄著似「妹妹頭」的灰白長髮，少了白袍「加持」，有些路人甚至當他是騙子，還得立即掏出名片讓人「驗明正身」。名醫上街照吃排頭，路人轉過身、撇過頭，避免眼神與他交會的尷尬狼狽，經常發生。

偶爾也能得到些許熱情回應，有人向他訴說自己照顧過好幾個末期病患的經歷，因為感同身受，爽快簽下連署書，便令他開心；三不五時還有「額外回饋」，菜販除了連署書，也讓江盛一起帶走一把蘆筍、一片冬瓜。

故鄉在嘉義的江盛，2年前因照顧年邁父母重回故里，「拉業績」也會就近到友人開設的牙醫診所、彩券行等，留下空白的連署書，他笑稱是找「樁腳」。甚至利用到醫學系演講、到參選人選舉造勢場子外「擺攤」等場合，擴大公投案的能見度。他忍不住批評公投連署的「笨」方法既落伍又不環保，應該採取上網連署。

從婦產科醫師到安樂死公投案領銜人，江盛的朋友笑他「不務正業」，不好好享受輕鬆自在的半退休生活，還抛頭露面推動公投案，從遊說、影印、指導正確書寫連署書，到收連署書等一連串瑣碎的行政工作都得要自己來。這樣的行事風格，從他「不安分」的執業生涯可看出端倪。

「他們可能覺得我這個人『怪怪的』吧！」江盛原本在台北馬偕醫院服務，因為台北馬偕需要支援台東馬偕婦產科人力，早年都是年輕住院醫師簽約時即附帶的「義務」，但前幾年婦產科招收江河日下，年輕醫師一聽到馬偕還得下鄉2年紛紛拒絕簽約，院方只好徵求資深「義勇軍」。江盛就是那個二度下鄉的老兵，而台東馬偕因人手不足，即便擔任主任的江盛，也得擔負起年輕醫師值班的任務，因為他認為「只有改變，才是唯一的真實。」

從江盛的臉書分享動態，屢屢關注空汙、藻礁、性平等公共議題，也可以觀察到他個性中的「不安於室」。曾共事過的馬偕護理人員提起他，也笑說江醫師的想法「比較另類」，和一般人眼中的醫師不太一樣。

說起來，安樂死的議題已經在江盛的腦袋裡轉了10年。正如同他的學弟黃曉峰所言，「他是念醫學院裡的新聞系啦！」江盛早年曾兼任《台灣新生報》主筆，便開始陸續撰文關注安樂死議題，並把安樂死的觀念與國外案例編入他對醫學生教育的教材。

一般婦產科醫師不是「接生」、便是治療不孕讓女人「能生」，江盛卻老是在處理複雜而棘手的「不生」、甚至被視為「殺生」的墮胎倫理案，特別是針對法律及許多醫者道德界線的週數較大的晚期墮胎案。

台灣《優生保健法》規定，婦女人工流產應於懷孕24週內施行。雖然法條也規定「醫療行為」不在此限，但現實中若遇到過了24週碰上必須墮胎狀況，醫師協助墮胎恐被視為「殺嬰」，並非每個婦產科醫師都願意觸碰。

「轉給江盛吧！」特別是江盛服務的教會醫院，許多醫師因宗教信仰，不要說晚期墮胎、一般性墮胎都有違他們的教義。只仰信科學與正義、無神論的江盛，便成了同業「避險」中心。

江盛說，懷孕婦女的處遇千百様、不是每人都有平順幸運的家庭或身體狀況。他曾碰過一位生了三胎的心臟病婦女，懷上第四胎卻遲未發現，胎兒長到26週雖然健康沒問題，但是媽媽自己的心臟病已嚴重到需要換心的程度，還有中風等病史，「肚子再大下去可能有心衰竭的風險」；也有過了32週才發現胎兒有先天性心臟病和唐氏症，這些案例若不中止媽媽肚子裡的小生命，不是媽媽有危險、就是寶寶出生後有嚴重缺陷。

「這是很困難的一塊，」但江盛認為，願意注射藥物結束孕婦腹中小生命是「in the name of justice」（以正義之名），也是維護媽媽有墮胎的權利。否則做那麼多產前診斷，發現問題卻不能處理，他反問：「這是什麼邏輯？什麼道德？」即使是從倫理探討這個議題，最終也應該做出抉擇，他不避諱在教會體系醫院中衝撞，但他經手的案例，仍會按照醫院倫理委員會規定，經過2位醫師確認，這些懷孕末期但有危及母體或是胎兒畸形等因素的孕婦，可以進行人工流產下，才會執行。

墮胎倫理的思考脈絡，是江盛最初探究「安樂死」的起點。對江盛來說，一邊是對胎兒給藥、一邊是對末期患者給藥，醫師能不能、應不應該開出死亡的處方箋，晚期墮胎與安樂死在生命的兩端，但不管是在立法形式、道德與倫理上的爭辯與困境都很相似，「嬰兒墮胎便是一種安樂死，」江盛如此認為。

如同安樂死公投主文中提及，「罹患嚴重傷病、無治癒可能且痛苦無法解除之成年病人，在本人意識清楚下提出請求，經醫療諮商團隊評估認可後，得由醫療人員進行協助死亡措施」。

江盛說，「安樂死不是骯髒的字眼」，以傅達仁的例子來說，他是基督徒、也住過安寧病房，還是解決不了他末期遭受病魔活下去的痛苦，「人要有死亡的權利」，難道非得要受苦，才能展現生命的價值？但他也強調，所謂的安樂死是指像傅達仁一樣意識清楚，植物人等不能清楚表達意願的人不是安樂死的對象。

除了來自醫療現場的反思，江盛願意脫下白袍入巿井街頭，四處推銷公投連署，還有源於近年照顧雙親的「震撼體悟」。他感嘆：「過去常覺得家屬和護理人員怎麼沒有把病人照護好，讓病人長褥瘡；直到我親自照顧了父母才知道，要讓一個臥床的病人不長褥瘡，是多難的一件事。」

由於父親糖尿病、需要洗腎，長年多次進出醫院。江盛去年從台東馬偕醫院退休，決定搬回嘉義就近照料父親，也因而轉至嘉義基督教醫院服務。他直率說：「我的父母年輕時很會理財，晚年生病有能力請看護幫忙，沒有帶來我經濟上的壓力，已比一般人幸運很多。」

但擔負起雙親照護主責，讓他這名30多年資深醫師，面臨許多照護現場的衝擊。原本把焦點放在久病的父親身上，但與父母同住後，他發現以往能幹、愛乾淨的母親「怪怪的」，家裡冰箱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廁所馬桶裡都是衛生紙，髒亂有異味，更向他抱怨父親看護偷東西、還說看護看父親的眼神「不一樣」，他拿出失智量表，上面的症狀媽媽都有，才恍然大悟媽媽可能是罹患了失智症。

提起母親，江盛的語氣變得輕柔，他認為母親是影響自己一生最大的人。江盛母親年輕時是高醫的護士，愛漂亮、時髦，愛聽古典音樂、喜歡閱讀，帶著他看奧黛莉．赫本的電影，喜歡用好東西。小時候江盛一家人住在日本宿舍，媽媽總自傲說自家的花園整理得最好、是鎮上第一名。他當醫師的時候很少回家，獨立的母親也不需要子女照顧，但是失智症等疾病讓母親變了樣，反差太大，讓他心痛。

再加上罹患巴金森氏症，他的母親手抖、筷子拿不穩，原本活躍的母親變得不喜歡外出社交，身體很容易疲倦，他曾看媽媽走路短短100公尺的距離，卻要花兩個小時，後來突然癱瘓，更出現過半夜狂叫、大小便失禁等。頭腦就像電線接錯線一樣，說話顛三倒四，「我照顧媽媽，但是我知道她已經不是那個媽媽了。」觀察媽媽生病的過程，有些時候江盛還以手機錄影下來，因為唯有抽離情感，對媽媽的改變才能不那麼心痛。

他說，以前當醫師會診時，看到臥床病人尿布裡有大便、身上有褥瘡，心裡會覺得這樣的照顧品質不合格；直到自己變成了病人家屬，因為怕媽媽摔倒，讓她坐輪椅，結果媽媽身上開始長小水泡，一下這裡、一下那裡⋯⋯每一次長小水泡總要十多天才會痊癒，才知道照護的困難。這段經歷，讓他也有很深的罪惡感。

父親則因洗腎7年，需嚴格限制水分的攝取，「我爸爸最後常常掛在嘴邊的是：『能喝水有多好。』」一次江盛父親進急診，口渴了只能含冰塊，為了想要討多一些冰塊頻頻嘆氣，對他感嘆：「這樣活著很痛苦。」因此在父親生前，他們即曾經討論若病危時，不要多餘的維生設備等搶救。

去年12月，江盛父親過世，遵照父親後事從簡的遺願，隔天立刻火化、埋葬骨灰，4萬元就辦妥，連辦告別式也沒有，等到一切辦完才打電話通知親友。8個月後，江盛的母親在安寧病房過世，過世前曾因為上廁所肚子痛、血便，江盛的弟弟不忍而送急診，這一進醫院又接受了許多檢查，這也是江盛覺得很難釋懷的，「我可以接受母親死亡，但是我不接受她手術、插管、放引流管、尿管，延長死亡，」江盛說，兄弟間對於照護的想法也容易產生衝突，例如媽媽罹患神經退化疾病，漸漸無法自行進食，對於要不要裝餵食管，他和弟弟意見就不一樣。

他回想起母親死前兩週，狀況時好時壞，但8、9成都是露出痛苦的表情，他不認為那是平安、喜樂，「是多出來的suffer。」這一段經歷，彷彿是媽媽用身體、生病教他的事，因此他常常在思考，現在醫療體系下，從癌症到多數疾病，患者延長的生命，大部分多出來的時間都是煎熬與痛苦，能死得「剛剛好」的很少，如果他處在媽媽的位置，又該怎麼做呢？

台灣雖然有安寧療護，《病人自主權利法》在2019年也將上路，但是江盛質問，死亡有千百種，有許多複雜的情境題，怎麼能讓安寧療護「壟斷」所有狀況？再者，台灣一年有17萬人死亡，安寧照護的數量與品質足夠嗎？如果安寧療護也走向自費，這樣對患者是不公平且荒唐的。

江盛在醫界算是異類，但在投身安寧療法的黃曉峰眼中，「其實我們一起成長，也了解對方，在大部分地方都有共識，只是他關懷人的角度，剛好跟我不同。」

黃曉峰並透露，「他發起這個連署⋯⋯應該說我也有點鼓勵他嗎？我跟他說，這社會需要行動家來鼓動議題，也曾經幫忙牽線介紹支持安樂死的朋友給他認識。即便我不贊成安樂死，但我認為這議題需要冷靜的人一起討論、了解。」

「我不認為安樂死與安寧兩個要站在對立面，安寧醫學界的立場是，病人到了末期要有好的照顧，這個好的照顧應該要包括安寧的照顧，並沒有說安寧是唯一好的照顧，」 黃曉峰指出。但台灣「安寧療護之母」、成大護理系名譽教授趙可式則直言認為，安寧療護和安樂死在哲學思想上是相反的概念，「安樂死是因為痛苦解決人，安寧療護是為了人解決痛苦。」

2017年，因瓊瑤對平鑫濤醫療處置上是否符合救治狀況，曾引爆家庭內的爭議，成為社會事件。當時，各界人士都跑去找趙可式和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的看法，學會只好發表一份白皮書〈安樂死及醫師協助自殺立場聲明書〉，提出與世界醫學協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類似的聲明：

黃曉峰直言：「我不懂，台灣討論安樂死的時候，卻是由我們安寧說明什麼是安樂死、什麼是醫師協助自殺、什麼是特殊拒絕醫療權，為什麼是我們來解釋這件事呢？」尤其，安樂死不是安寧療護服務的項目。

他指出，討論安樂死的時候，得定義清楚要討論的是什麼，是醫師執行直接安樂死或是協助自殺？舉例來說，由醫師打藥實行直接安樂死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每年執行安樂死的人占死亡人口最高不到3％，「這社會大家需求不同，有人對死亡本質要求非常高，可能這社會有3％的人，想要知道他什麼時候死、希望專業人士幫忙他。我尊重這3％，不過覺得需要法律通過，不能讓提供幫助的專業人士惹上麻煩。」

過去，黃曉峰曾對江盛說，安樂死在台灣不會過，因為沒有社會運動家，每個人都在寫文章，但沒有用，因為這最後需要形成法律，「所以現在有發起這個公投，但我認為要由社會運動者促成法律訂定，去說服立委訂定法律。」

對於安寧療護領域的人而言，「如果我們無法解決病人的痛苦，我們就跟病人一起面對痛苦」，醫病一起面對這個無助狀況，「安樂死不是我們要做的事，誰認為應該去做，誰就應該要去準備好，安寧醫學界服務裡面沒包括這項（安樂死），」黃曉峰表示。

「身體只是一個住所，當疾病和傷害摧毀這個溫暖住地，令居住者的能量、心智和靈魂都不堪時，最好能夠允許居住者離去」 ──美國外科醫學泰斗莫爾醫師（Francis D. Moore）

對於醫界可能的質疑與挑戰，江盛並不擔心。他也引用他所尊崇的外科醫師莫爾的一段話，如果生命走到死亡邊緣，能在意識清醒下決定安樂死的時間，臨走前安安靜靜的喝一杯咖啡、或是跟親近的人分享一下人生感想，不要延長受苦的時間，是江盛心裡追尋的境界，他寄望通過安樂死達到彼岸。

江盛說，如果台灣能夠做到安樂死合法，就是「亞洲第一」，比起現在許多選戰口水或是浮光掠影的話題，才是值得討論、也是會影響深遠的議題，「我距離平均死亡年齡還有20年，安樂死未來我自己也用得到。」

從連署、進入公投，到實際討論安樂死立法等相關措施，未來20年，台灣走不走得完這最後一哩路？誰都無法預料。但江盛認為這是為了自己、也為了下一代必須走的一趟路程，儘管人單勢孤，他仍樂觀積極地寫說帖，隨時準備好有機會上台辯論、闡述安樂死，為落實自己心裡生命選項積極儲備能量。在那之前，在街頭、在巿井，都可能見著這個「妹妹頭」醫師，不厭其煩向路人解說，為什麼社會需要考慮「安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