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同志家庭權益的倡議者，政策諮詢、媒體受訪、參與國際會議等，是同家會祕書長黎璿萍一直以來的工作。2019年5月24日，《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俗稱同婚專法）實施，她的工作內容跟著起了變化。

這兩年，她更多的時間是與地方政府、社福機構以及法律等專業人員共事，協助對方理解同志、修正「系統」。例如向地方政府提出育兒津貼申請的修正，或修改校園裡的學費補助申請表格等。

同婚專法實施後，愈來愈多同志伴侶思考下一步，有人以人工生殖、收養等方式養育下一代。小潔與太太是其中之一，她們幾年前就開始規劃，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小潔還是學校的家長會副會長。「我太太生的時候，產房變成了『觀光景點』，大家都想跟兩個媽媽的孩子拍照，」小潔笑著回憶，她稱自己是幸運的，從產檢到校園，周圍的社會擁抱著她們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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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小潔所在的台北市、或走出特定的校園，其實兩個爸爸、兩個媽媽的孩童，開始在校園、醫院、戶政系統上出現之後，為異性戀打造的戶政系統、社會制度，立刻出現不少「系統性問題」，例如學校裡學生資料卡的「父母」欄位，孩子不知道怎麼填；或是政府系統上，產婦配偶欄無法輸入女性身分證字號等。

「老實說，這些規定跟表單多如牛毛，公務員們不一定是對同志不友善，有時候是他們根本無法想像到底該怎麼改，」黎璿萍解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在2020年6月已要求地方政府與相關機構檢視行政表單系統跟相關法規，讓多元性別伴侶和家庭能夠適用；但要修正所有大大小小的系統，讓多元的伴侶關係與家庭都進入「系統」之中，至少就有法制、資訊系統、公務人員相關知識等層面需要努力。同家會3名正職人員，這兩年不斷在台灣各地解決問題，開設親職課、性別課，以及各種同志家庭講座，試著加快多元家庭被社會與體制接納的速度，修正同婚合法後的「未盡事宜」。

這場才剛開始的轉變，許多家庭已經等了10年、20年了。

黎璿萍以「浮起來」，形容那些過去社會中看不見、容不下的親子關係與家庭，同婚合法化後，社會終於必須正視他們的存在。

黎璿萍解釋，那些辦法，包括「協議結婚」、「滴精」，甚至是放棄同志的身分，進入異性戀婚姻以生養子女。

在這些家庭得以浮起來，見光、呼吸之前，17年來，他們在同家會療傷、喘口氣、找到難得的支持。

Lupy是17年前看見那些家庭的第一線志工之一，「那時候有個通訊軟體叫MSN，」她試著解釋如今年輕世代已無法想像的那個時代。Lupy和友人從邊緣女同志的口述歷史書寫開始，發現社會中一個特別的身分：拉子媽媽。

拉子媽媽的定義有兩大面向。首先，是進入異性戀婚姻後成為母親的女同志，她們可能已經離婚，也可能仍在婚姻關係中；另一類，是女同志透過協議婚姻、滴精或人工生殖，與伴侶組成家庭，養育後代。

「當時，這樣的家庭型態是不會被看見的，就算看見了大家也不會說，」同家會志工Amy解釋，人們可能知道某個女性友人、親戚，離婚之後帶著孩子跟另外一個女生生活，但她們之間是什麼關係，街坊鄰居也好、親戚朋友也好，大家心知肚明，卻不明說。

包括了Lupy等，一些年輕的女同志，邊記錄、尋找拉子媽媽們的故事，邊思考自己人生的未來樣貌，他們想知道同志身分的自己還有沒有機會當媽媽、能不能擁有孩子、建立家庭。

Lupy與夥伴成立電子報《拉媽報》，內容兼具了女權倡議、同志知識、以及孩童教育跟交友等不同功能，反映當時拉子媽媽們的處境與需求。以主題為「人工生殖」的創刊號為例，封面人物是一位在異國接受人工生殖手術的台灣女性專訪；「時勢前線」欄目，則翻譯了英國關於人工生殖的討論；還有「拉媽影展」、「拉媽書房」，介紹影片跟電影；其他如「拉媽話家常」等欄位，則開放各地的拉子媽媽，分享從生產到生活等大小事。

「主要是要讓拉子媽媽們看到彼此，」Lupy解釋，當時他們沒有把握有多少人閱讀，但在電子報的發刊和每個月一次的聚會中，一張張臉孔開始現身，甚至有拉子媽媽的孩子、同志爸爸出現，「一個媽媽說，這是唯一的一個場合，讓她的孩子知道，社會裡還有其他拉子媽媽，她的媽媽不是一個不正常的人。」Lupy與夥伴的腳步，在2005、2006年就開始走進台灣各地，例如高雄的咖啡店、宜蘭冬山河、桃園的KTV等。

陪伴一直到現在，在新居落成的聚會上或是田裡的農忙勞務，陪伴著拉子媽媽們的Lupy和Amy，不只看見十幾年來各種成家的努力，也看見讓這些如今已5、60歲的同志家長們，在社會裡難以現身的原因。

在人工生殖、收養成為選項前，女同志想當拉子媽媽，有的會「借用」精子，以注射或是其他容器，冒著法律及衛生的風險讓自己受孕。

第二種方式是協議婚姻，也就是俗稱的形式婚姻、假結婚。男女同志間，因為有成家的需求、意願、或是壓力，於是透過私下介紹、網路徵友等方式結為「夫妻」。Amy描述了其中一個女同志選擇協議婚姻對象的過程：一天之內，女同志「面試」了十幾個男同志，每個人帶著健康檢查報告來，雙方針對價值觀、教育理念、雙方家長的性別觀念、過年該回誰家等，一一互相理解。

Amy說，雖然是俗稱的假結婚，但其實相當「逼真」，雙方除了性愛之外，生活跟真正的婚姻沒太大不同，「進入那個框框之後，這個世界和這個社會的人會要求你符合那個框框、那個角色該做的事情，你就開始不得不這樣做。」

在過去，最多同志走上的成家之路，其實還是異性戀婚姻，這也是他們難以見光的主因。社會對他們多所責怪：「既然是同志，為什麼要進入異性戀的婚姻？」、「是同志，為什麼還想有孩子？」

Amy說，在當時，人們不一定有結婚之外的選擇。她以一個案為例，國高中都與女同志交往的她，在進入社會前與女友分手、準備進入異性戀婚姻、生子。「我認識的那群拉媽，現在可能5、60歲了，她們覺得成為媽媽的方法只有跟男生結婚，她覺得假如生孩子，孩子要有一個爸爸，才是一個『完整的家』，給孩子這些，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母親』，」Amy解釋，當時的同志，一方面對於成家的方法沒有太多的想像，為了當媽媽，一些同志選擇勉強自己的性傾向，「這件事我感到滿吃驚的，可是對（當時的）她們來講是很理所當然的事。」

與個案深談、提供諮商的Amy補充，選擇進入異性戀婚姻之前，同志們許多都經歷過內心掙扎，他們以主流社會價值觀問自己：我有資格成為一個媽媽嗎？我想要孩子真的是自私的表現嗎？「成家這件事，他們要經歷很長的一段自我的質疑、不斷地自我的對話，決定之後，就得變得更好、更勇敢、更堅強，」同時，「早年，他們假如要有一個有孩子的家，就要被迫放棄同志的身分⋯⋯他們會放棄自己，放棄愛另外一個人的權利或者是能力。」

這些不見光的家庭、家長，需要陪伴，因為他們往往進一步成為家庭關係中的弱勢，特別是遇上家暴、離婚訴訟等難題時，他們常是沉默的一方：有的被迫接受苛刻的離婚條件，有的甚至連法院都不敢上，怕前夫／妻直接在法庭上幫同志當事人出櫃，怕自己因此連探視權都沒有。Amy回憶，有個案在被發現為女同志後，被前夫連續家暴，後來只能帶著孩子逃離婚姻；有的在離婚過程中被配偶指責為元兇、「有病」，與孩子的關係也因此幾乎斷裂。

努力符合當時主流價值中家的規範而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她／他們，被家庭再次排除後，付出極高的代價。Amy嘆道，過去的時代，同志選擇進入異性戀婚姻，讓不知情的對方成為受害者，婚姻雙方都是主流價值體系和制度下的受害者，同家會志工只能居中協調，試著讓家長雙方、孩子的傷害降到最低。

數十年來，因為不同團體的倡議、遊說、社會溝通，如今同志已有結婚權，加上資訊流通，國際代理商的服務普及，同志們的成家之路稍微寬了一些。在協議婚姻、異性戀婚姻之外，跨國人工生殖服務和無血緣收養，也逐漸成為同志們養育下一代的選項，但高價、耗時、難度極高的法律規定等門檻仍在，能跨過的同志是極少數。

我們與3個同志家庭進行訪談，發現「系統」仍在修正中，浮上檯面的家庭、結了婚的同志，在人工生殖、收養的路上，各自面臨經濟條件和合法性問題的挑戰，而即使運氣好，克服了這些挑戰，最終還有是否「合格」的考驗。

所謂「合格」的考驗，2022年1月13日，成為台灣首例同志收養完成登記的「喵爸」和「圍爸」，所面臨的留言攻擊就是例子之一。

這對男同志伴侶，挑戰現行同婚專法中同性配偶只能收養其中一方「親生」子女的規定，經過漫長等待後，法院依據《兒童權利公約》，在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下，擴張解釋同婚專法，在一方收養他方養子女時，準用《民法》，讓收養來的女兒，正式擁有兩個爸爸。消息出來的那天，新聞消息之下卻出現以下留言：

「講真的我沒辦法接受同性戀的人，而且還是男男，能夠做到母親這個角色嗎？小孩子長大能夠了解嗎？」 「恭喜你們，但只會害了小女孩，身心靈不健康，這種事情到你們為止吧。」 「唉，無奈。」 「害了這個無辜小孩⋯⋯」 「管他權利和法律，我就是感覺很骯髒。」 「自私的官僚和大人，犧牲孩子了。」

這些留言，看在Amy的眼裡，不勝唏噓，「我最擔心的是，孩子們是會去看那些留言的，其他同志家庭的孩子也會。」

Amy從修讀碩士起一直到現在擔任諮商心理師，不斷閱讀全球相關研究，看到的是國內外知識與觀念的落差。在台灣，同志家庭仍面臨強大的社會檢視跟輿論壓力，彷彿需對每個人證明自己「合格」，承受「同志有成為父母的能力嗎？」、「同志家庭有能力照顧好孩子嗎？」等挑戰。

我們在採訪的3個同志家庭身上，看見了這些壓力的作用。3家的孩子分別為10個月大、4歲、國小一年級，家長們都坦承，這些社會壓力，由外而內、時時刻刻考驗著他們：

有的同志家長，為了生養孩子，重念碩士班、進科學園區增高收入； 有的同志家長上保母證照課，或辭職研讀孩童教育、自行開班授課，只為打造包容的環境、讓不一樣的孩子都能安全成長； 有的同志家長為孩子加入共學社團，盡可能的與性別友善的社群互動，只為讓孩子自小建立自信與認同。

這些同志家庭受訪時，談到社會質疑，無奈、激動，但沒有懼怕。經歷了一輩子自我證明的過程後，經過縝密思考跟規畫而成為家長的他們，在孩子面前展現出保護孩子的決心。孩子10個月大、稱自己「新手爸爸」的源活國際娛樂創辦人陳鎮川說，他必須堅定以同志爸爸的身分現身，成為社會裡的日常，直到沒有異樣眼光的那天：

這3組家庭的經濟能力與知識水準皆屬社會中上，他們都說，自己有能力面對惡意的挑戰，所以他們現身，因為還有更多承受不住壓力的家庭，可能還活在懼怕與歧視裡。

其中一份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同志家庭的小孩在發展過程中，不論是心理、智力、行為或情緒，都是正向發展，家長的性傾向，不是預測小孩身心發展狀況的重要變項，該關注的應該是家庭歷程（family processes），不是家庭結構（family structure） ，例如家長之間的關係是否經常衝突、家庭是否可以給孩子溫暖的感受、家人關係的品質如何等，而不是家庭中有幾個家長、家長的性傾向。

「事實上，同志家庭子女遭遇的成長不利因子，實為外在社會的負面態度，而非同志家庭本身。」勵馨基金會蒲公英諮商中心特約心理師潘琴葳，在2016～2018年間訪談台灣各地23位女同志家長後，於2019年底發表的研究中寫道，外在的汙名、標籤以及賦予的壓力，才是影響孩童心理健康跟生活滿意度的關鍵，讓同志家庭的孩子與家長，承受比異性戀家庭更大的壓力。

在同婚合法兩年後的台灣，同志家庭遇到的壓力，包括以下的例子：

5歲不到的孩子在學校不會用廁所的馬桶，老師認為是因為家長都是男同志的關係； 孩子提出師長有猥褻的行為，第一時間被認定是因為在同志家庭長大、不習慣男性的原因； 當學童們出現衝突，家長群組裡立刻認為是同志家長不會教小孩，把同志家長踢出群組等。

社會中對於同志家庭的偏見，不僅讓同志家長的教養壓力大，也可能進一步影響無血緣收養的申請認定。對社工來說，以兒童權益出發的收養評估，包括了社會壓力對兒童成長環境的影響，尤其在台灣還未有足夠的數據研究，足以讓社工對整體社會的善意有所把握；再加上同婚專法限制下，只容許同志單身收養，不利因素加乘下，讓同志收養獲得許可是難上加難。最終，許多已等待數年、盡力符合評估要求，卻依然收養失敗的同性伴侶，除了放棄，甚至轉頭懷疑自己成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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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當台灣還在關注同志家庭是否合格，Amy提醒，國外的研究，正關注的是同性家庭所具備的特長與優勢。

「既然社會對同志家庭是給了比較多的壓力，那何以他們生出來、養育長大的孩子，可以跟異性戀家庭沒有差異？那表示他們身上有某一種復原力，或者一種回應社會壓力的能力，國外其實是在做這個研究，而且也已經做了很多年了，」Amy說。

同樣的觀察，不只來自學術領域，台灣第一線的社福人員，也給了黎璿萍相似的回饋。尤其對無血緣收養的孩童來說，孩童長大之後，必須面對兩大關卡：收養家長對孩子的身世告知、孩子對外界的身分揭露。同志家庭的家長，相較而言更能協助被收養孩童面對兩關卡的考驗。對同志家庭而言，因為兩家長為同性，孩子長大後一定知道自己是透過收養而進入家庭的，避免了身世未告知的情況；接著，知道自己不是親生的，孩子有沒有勇氣跟能力，在往後成長的過程中主動向外界說出自己的「祕密」？這些，對擁有發現同志身分、保有「祕密」而後出櫃經驗的同志家長們來說，反而有機會以自身的經驗，同理或協助收養孩童面對身世揭露的挑戰。

「我覺得對於很多一線的社工人員來講，（同志家庭養育下一代）這不只是一個性別議題，他們在這幾年跟同志收養人合作的過程中，⋯⋯在整體結構樣貌上，是看見更多為孩子找到家的可能。」黎璿萍這幾年在公私部門之間協調、在善意和惡意之間創造溝通，試圖讓那些「浮出來」的家庭獲得理解，讓同志家庭面臨的壓力少一些，同時，也讓台灣社會裡的成家之路寬一點。

當初為了找答案而來擔任志工的Amy，論文寫完了、人卻留了下來，持續從個案中細讀同志家庭那本難念的經。Amy笑說自己至今仍未確定自己與另一半是否已準備好當同志媽媽，甚至在10年之後，考慮停下耗損心力的志工工作，但她看著同志家庭的孩子長大，有的甚至反過來保護家長，這些讓她羨慕、嘴角上揚的畫面，讓她自然地繼續志工的工作，想繼續做些什麼。

「我們常常說養一個孩子，就是靠一個村莊的努力嘛，但是台灣這個村莊就是還在長成當中，」黎璿萍苦笑，對想當爸媽的同志們，改變社會不是口號，是他們成家之路想走得平順、想讓孩子平安長大，必須挑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