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1年成立至今，路殺社已蒐集5萬多筆路殺資料，標本數也高達5千多件，是全台最大的「標本集散地」。當初，一張無心插柳的「死蛇」照片，吸引各地網友紛紛仿效上傳各地死屍照片；而一開始，只是同好分享社群，卻意外地成為台灣2年前發現狂犬病的「名偵探」；而這頗具「冷知識」的網路專業社團，卻又能在實體世界裡號召各種動物保育行動，整個發展過程就像驚異奇航一樣精彩，離它當時成立的起點，已經走的很遠很遠⋯⋯

一進入路殺社「總部」──位於南投縣集集鎮「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爬蟲類研究室，迎面而來的是一隻巨大鬣蜥，以及兩隻色彩鮮豔的蛇，懶洋洋的躺在各自的櫃子裡放空。櫃子旁，兩位研究助理不停的刷著臉書（Facebook）塗鴉牆，桌面上出現一張張動物屍體的照片，只見他們點擊幾次滑鼠，就將專家辨識後的物種照片歸檔。

研究桌上，擺放著一瓶瓶浸泡在酒精中的蛇類標本，與牆上的爬蟲類海報、圖鑑互相呼應，毫無違和感。這時，門外突然傳來塑膠袋的窸窸窣窣聲，伴隨陣陣腥味，探頭一看，是另外兩位工作人員正從冰櫃拿出社員們寄來的動物屍體，將可以製成標本的屍體分門別類。

路殺社的總部在此，是因為它的創辦人就是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爬蟲類助理研究員的林德恩。

特生中心成立於1992年，主要目標之一是調查全台灣的生物資源。成立前16年，總共花了4億8千多萬台幣和大量人力，才建立起基本的資料庫。2008年，當要開啟第二階段的生物調查時，為了減少支出，中心決定以「公民科學」的方式，開設訓練班招募在地志工協助調查。

只不過，當時手機尚未普及，定位技術昂貴，加上社群網站也還不普遍，種種技術門檻限制了林德恩與志工們的工作，調查漸漸沉寂。直到2011年，社群媒體普及後才又活了過來。

「志工就問我說，可否在臉書上開社團，大家可以在社團內溝通發問。我就說好，試試看！」於是林德恩當天就註冊臉書帳號，創了一個名為「志工聯誼」的社團。

「我覺得社團空空的怪怪的，於是自己就先Po了一張死蛇照片上去，就放在那邊了。」

等他再次查看社團，才發現社團內已「屍滿為患」。設定公開的「志工聯誼」社團，因為林德恩的死蛇照，讓網友以為這是個可以丟死掉動物照片的地方，一傳十十傳百，各方網友就開始上傳自己「庫存已久」的屍體照，等他發現時社員已經200人了。

「那時候突然間覺得，原來有這麼多人在關心這件事情喔。」林德恩科科笑說，原來自己當初想錯了，其實很多人關心爬蟲類路死，只是除了拍照記錄外，不曉得該怎麼辦。

直到「路殺社」社團出現後，許多人才驚覺原來這照片資料是有用的，所以開始翻舊照片，把資料丟上去。「我們瞬間發現，原來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搜資料的！」

從2011年創社至今5年，路死資料已高達5萬多筆，社員人數也超過1萬人，原本只有蒐集爬蟲類資料的社團，因為各方生物專家與中心研究員的加入，可辨識物種也擴展到所有陸生脊椎類動物。

當加入的成員越多，資料越龐大，一些想不到的改變竟開始發生。

「絕跡52年，台出現狂犬病。」「非疫區遭除名 『人類致死率百分百』！」很多人對3年前媒體大肆報導狂犬病的新聞記憶猶新，卻不知道當時這樁頭條新聞的起點就來自特生中心，而破解狂犬病的關鍵正是路殺社。

「當時創社沒多久，就開始在路邊看到死掉的鼬獾，很多是路殺，但更多是完整的，大家就開始討論發生什麼事情？」林德恩談到3、4年狂犬病被發現的經過仍然歷歷在目。

他回想，當時研究人員原猜測鼬獾應該是農藥中毒，或可能染上常見於狗跟鼬身上的病毒型疾病「犬瘟熱」。但在2013年中心急救站收到2隻救傷的鼬獾後，研究員們便發現事情不太單純。

「一看就是明顯生病的狀況，我們從沒看過這種病。他們有點抓狂，過不久就死掉了。」林德恩說，當時這種詭異的狀況引起獸醫強烈懷疑，並將屍體送往家畜衛生試驗所檢驗。

一驗，不得了，確定為在台已消失50多年的狂犬病毒。

當時普遍懷疑是走私進口惹的禍，相關單位急著找源頭。這時林德恩靈光一閃，何不把創社至今所撿拾到的鼬獾屍體都送去檢驗看看。

以往因為人力限制，研究單位無法拿到大量樣本，很難檢驗病毒是否仍存在。但現在透過路殺社社員的熱心幫忙，取得各地樣本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們的標本有2011、2010年的，有些社員會把「庫存」的屍體都寄過來。我們很希望可以幫上忙，所以請獸醫師挑新鮮、還可以做檢驗的屍體。」林德恩急切的說。

驗完才發現，兩、三年前的屍體就呈現陽性，而且是屬於台灣特殊形態的狂犬病毒，代表這次狂犬病並不是「絕跡50年後突然出現」，而是「台灣的狂犬病從未消失」。

「因為狂犬病，大眾才意識身邊可能有許多互相關聯的事情，尤其是野生動物與疾病的關係。」專責哺乳類動物的副研究員張仕緯感嘆，台灣從日據時代後野生動物研究就出現斷層，直到1970年代才開始被重視。台灣在野生動物防疫這塊，政府長期以來很少投入資源，也不被民眾重視，因為「還沒出人命」。

他認為，路殺社的存在補足了野生動物防疫缺口。

由於監測狂犬病疫情仍要靠穩定的撿拾量，才能得知野外狀況。「第1年民眾很害怕疾病，所以很多通報，後來逐年遞減非常嚴重。 相比下，路殺社是靠熱忱，不是靠害怕來做這件事情，撿拾量就比較穩定。 」張仕緯觀察說。

這一仗，讓路殺社聲名大噪，全台各地社員提供的資料與標本，不但讓專家有了正確的防疫方向，也讓政府體會到「原來公民力量可以幫助防疫監測」。此後，路殺社在狂犬病防疫這塊，變成了一個銜接官方與民間的中間點，直到現在，仍有一群研究員與公民持續貢獻自己的力量監測狂犬病疫情。

除了發現狂犬病毒之外，目前許多環評公司也應用路殺社數據，佐證開發地存在的物種，苗栗甚至因此擋掉了幾個道路開發案。

談起路殺社的成果，林德恩不停強調公民協力的效率真的很強大。他以爬蟲類為例，16年前大概只調查到4,000筆蛇類資料，但路殺社5年所累積的資料已有1萬6千筆資料，效益整整是15倍。

「以爬蟲類而言，是個非常可怕的數字。」林德恩說，因為蛇習性難以捉摸，是非常難記錄的物種。但路殺社的資料讓研究員有機會反推蛇的數量和種類，才得以把以前欠缺的基礎資料建立起來。

創社之前，林德恩說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窩在山裡田野調查，默默地做，但一直沒辦法將保護生態的概念推展出去。「以前生態資料蒐集是關起來自己做，影響效果很弱，只能作為政府決策、學術研究用的基底。但社會環境教育、民眾參與程度就比較低。」

但自從路殺社開啟公民科學大門後，他發現新科技竟然可以創造一個足以改變生態環境的公民社團，願意讓人們聽聽大自然的聲音、關心周遭的環境。

隨著社務量越來越大，林德恩大部分工作時間都變成在電腦前處理社務。桌上架起防止手肘酸痛的器材、電腦螢幕也越換越大，雖然到野外時間變少，但他談起路殺社以及社員成果時眼神總是閃閃發亮，非常驕傲。

「愛這塊土地不一定要做什麼大事，一個小小行動就可以有無限價值產生。」對林德恩來講，這個社團最重要的成就，其實是創造了「讓民眾以自身力量維護生態」的機會。

除了臉書社團，路殺社也架設了自己的網站，推廣公民公學以及成果展示。

打開網站首頁，目光馬上被五花八門的內容所吸引，從參與指南、保育文章、主題行動到路殺社成果視覺化，網站內容琳琅滿目，這些成果都是林德恩與社員們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包含網站建置、LOGO設計、APP開發等等，都是來自各方的專家無償貢獻。

「我覺得公民科學最好玩的地方是，我們社團內有很多專家，遇到問題就會開始提供他們的專長、給我們一些想法建議。我們就把他們建議吸納後做調整。」林德恩最常掛在嘴巴的一句話是，路殺社不是他一個人可以做出來的。每每社團發展遇到困難時，總是會有專家跳出來幫忙，他認為成就應該歸功給所有提供幫助的人們。

時任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助理鄧東波，就是一個跳坑幫忙的例子。

路殺社成立後的幾個月後，一天，林德恩收到一位陌生人的私訊。陌生人表示路殺社蒐集資料模式非常有趣，從來沒看過有人這樣蒐集資料的，但他也告訴林德恩，用臉書蒐集資料有很大的缺點。因為臉書的開放性，如果沒有規定格式，資料便會漏東漏西、名稱不一致，如果不把資料儘快存檔，馬上就會被淹沒在訊息海裡。

「你資料是怎麼留下來的？」

「就打字阿，有人po我就打字，key在Excel裡面。」

「這個笨蛋，用最笨的方法。」

林德恩回憶起這段對話，自己都也不禁笑了出來，似乎認同自己是笨蛋那句話。「我不是資料專長的，只懂得用Excel篩選出自己想要的資訊。」

當時，這個陌生人就是專長於資料處理的鄧東波，他深知當資料量龐大，如沒有一套處理資料的流程，必定會遇到資料結構問題。

「你不可能花那麼多人工和時間處理資料，必須有機器或應用程式幫忙將資料結構化。」 鄧東波想的沒錯，當資料量一多，在沒有規則的情況下，分析資料時開始出現一些狀況。

例如：有社員將發現地點輸入為「太平山」，但台灣有7個太平山，到底是哪一個？又或者，有人會把發現物種名稱簡化或用俗名代稱，像是「擬龜」。一般人乍聽之下，可能會以為這是某種龜類，但擬龜其實是「擬龜殼花」的縮寫，是蛇。

除了人為問題，還必須解決臉書隱私政策等技術難題，於是鄧東坡召集其他兩位有生物背景的工程師麥舘碩與許正欣，一同幫助路殺社建立起資料處理流程以及架設資料庫。

「對我來講路殺社是個典範，社群媒體怎麼應用於研究型計畫變成公民科學，或是說，公民科學怎麼應用社群媒體蒐集資料。」鄧東波說，社群媒體有很多面相，不只有差的那一面，如果善用它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我們面對的群眾是沒有生物知識的，但社團內的專家都是CSI等級的，只看到動物的指甲、鱗片都可以認得出來。我們要做的是，把這些原本不相干的人湊在一起，讓它去發生一件事情，這就是我們的理念。」

鄧東波說，技術團隊當時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降低參與者的加入門檻」，讓參與者和研究員只要透過簡單的「拍照、上傳、點擊」就可以達到目的。經驗告訴他，只要把參與門檻降得越低，人們貢獻的意願會越高。

「資訊技術在公民科學和生態調查研究上可以起到的效果，比我們想像的更多。」負責寫程式的麥舘碩說。他在執行整個專案過程中最大的啟發是，「資訊技術，已經從單純的解決問題，到可以主動發現問題，進一步去解決它，就像是打預防針一樣。」

的確，在基礎建設和APP完成後，參與者只要有手機，就可以完成所有步驟。社員人數明顯增加，也吸引了國內外的政府單位和團體學習。

國內，林務局複製了路殺社模式，希望可以透過登山客記錄「林木盜伐」的狀況，今年底有望推出。台灣一直頭痛的流浪狗貓問題，也有機會用公民協作的模式來調查各地的流浪狗貓數量，建立母數資料庫。

當林德恩到國外演講時，也引起了義大利、新加坡、日本等國興趣，學習路殺社模式來實踐公民科學調查。

義大利政府希望利用釣客、潛水客來做「外來魚種」的調查。讓人們可以把觀察到的魚照片回傳，借此知道魚種類和分布狀況。新加坡政府則希望藉由公民拍照上傳，讓官方可以追蹤居家蝙蝠的狀況，因為蝙蝠也帶有狂犬病毒，很多又會隱身在民眾家中，難以調查數量；藉由這個調查，官方才能規劃狂犬病爆發的因應措施。

目前已經有好幾個輸出路殺社公民科學調查模式的案例，成果備受國際肯定，今年路殺社也成為了「全球路殺調查網絡計畫」（Global Roadkill Network Program）的一員。當初的無心之舉，加上眾人齊心協力幫忙，讓路殺社顯然已經成為另類的「台灣之光」，取之於社會，用之於世界。

「你願意為一隻蛇花幾百萬嗎？」在記者問到目前路殺社遇到的困難時，林德恩反問了這個問題。這也是路殺社目前在推廣道路改善時，遇到的最大難題。

當人類開發遇到生物棲地被破壞，死於車下的亡魂越來越多時，人們願意花多少代價去改善這個狀況？

目前台灣做得最好的案例是高速公路局。為防止動物闖入高速公路被路殺，高公局在國道3號三個路段設下「動物圍籬」及「地下廊道」，也在苗栗通霄段設立「石虎天橋」，將天橋空出三分之一，鋪上泥土、種植樹木，將交通流量低的天橋搖身一變為友善動物通道。

「他們有持續監控，有資料可以證明這些措施是有效的，很多動物去使用它。」林德恩表示，但不是所有單位都可以接受這個理念，要改善路死狀況，除了要花錢改善硬體設施，也有事後監控與管理維護等問題，需要長遠的規劃，不是做好設備了就沒事了。

此外，專責路殺社的爬蟲類研究室也遇到人力不足、標本庫不夠的問題，讓林德恩一個頭兩個大。要經營一個這麼大型的公民社團，仍然有一定的成本。但他仍樂觀的說，他已經想好配套措施，社團目標也慢慢進入下一個階段──「不僅止於隨機資料蒐集，而是系統性的調查」，這樣就可以精確估算每年路死量跟路殺熱點在哪。

採訪最後，林德恩說他趕著去接小孩，請助理帶我們去標本庫參觀。但半個小時後回來，記者發現他還在辦公室處理資料。

他看到我們，開心的說：「剛剛收到一封信，某大學的機械系教授最近常看到路殺新聞，自己跑來聯絡我們，願意幫我們在道路上裝設動物感應器，提醒用路人減緩車速，真是太好了！」

「很多人都很願意貢獻不一樣的的力量，讓事情更好， 就是公民科學最大價值。」林德恩喃喃的說，這就是路殺社讓他最感動、會想一直投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