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欸，我這一區怎麼會發這麼慢啊？這葉子這麼小，要怎麼辦啊？」 「妳幫我看這個根，是不是還要加什麼藥？」 「這白白的，是蟲還是病？要噴藥嗎？」

距離真正的炎夏還有些時日，南台灣烈日的熱情高溫卻早早放送，直叫人曬得頭昏臉紅。美濃實習植物醫師高佩琳才回覆完農友群組傳來的訊息，紀錄了農民上午送來的酪梨、敏豆豆莢的蟲害狀況，隨即套上防曬外套、口罩，揣著黏蟲紙版、放大鏡、相機，跨上摩托車直奔艷陽下的田間，一刻不得閒。

這就是台大植物病理與微生物研究所畢業的高佩琳，從去年9月至今在美濃農會擔任實習植物醫師的日常風景。她在美濃存在的意義，就是以田間觀察實務搭配科學研究方法，幫助農民預防、解決農作物在生長過程中所可能碰上的病蟲害。其中，替有問題的農作物找出病因，並建議農民正確防治的方法與合理用藥，是她極重要的任務。

在美濃農會總幹事鍾清輝眼中，高佩琳已是「紅牌」，至今經手上百件案例，很多人走進農會都指名找她。但鍾清輝不諱言，仍有人對所謂「植物醫師」抱有懷疑，甚至不願信任這位去年才剛畢業的小妹妹。說穿了，老農總還是自恃田間經驗多，但他總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解釋：「有學理知識跟實務經驗的相互應證，才能養成專業的醫生，你們看醫人的醫生，醫學院念完也都還要幾年的時間實習，要來醫植物的，道理自然也相同，要給人家成長的機會啦。」

在田間的日子，每天都是挑戰。高佩琳坦言，以前在學校所碰到的實務課，多半是病癥很明顯的，但真正到了第一線，接觸到的植物病害或蟲害可能剛開始，憑過去經驗真的很難第一時間就準確下判斷。

一開始，被問倒是家常便飯，因此她最常回農民的話就是：「這個我不確定，我回去幫忙查一下／檢驗一下再跟你說。」她不怕被訕笑或被質疑，「因為我真的還不會，這真的需要時間累積還有跟農民磨合。」有時候，情況緊急，她也會回頭找農改場與農試所的學長姐求救，而嘉義大學的植醫系也是後援。還好美濃地區的作物種類算固定，氣候也大致穩定，看多了、摸久了，多數狀況都已能輕鬆掌握。

「你之前噴的藥可能對葉蟎有抗藥性了，應該換一種試試。」「這一區就先不要用藥了，差不多準備採收了。」很多時候，農民仗著自己經驗足，未必聽得進建議，高佩琳的話術就得調整：「這個我跟改良場討論過、跟研究員問過了⋯⋯。」此外，眼見為憑是另一個說服關鍵，「有時候農民太心急，才剛種下去的苗肥料就下太多，這時就得在田裡指著已經長得太肥厚、有點老掉的葉子給他們看，告訴他們這就是肥料太多；又或者是薊馬的幼蟲太小，農民看不太到，你就得指出來、提醒他們注意，必要的時候就要給建議用藥的處方箋、告訴他們稀釋的倍數，讓他們再去買來施用。」高佩琳說。

除了單一個案的處理，高佩琳的手機群組裡也已經有一群固定「配合」的農民，三不五時，她就會到田裡幫忙巡視，也跟農民交換心得。像是轉務農才三年多的廖培薰，她田裡的溫室就是高佩琳近期密切掌握的一個點，「溫室裡的大黃瓜苗剛種下，有空就多巡幾回、多掌握一些，好預防後續生長可能的各種病蟲害狀況。」高佩琳點出了植醫在掌握病蟲害、建議施藥之外的工作重點：預防。

原本在生鮮超市工作的廖培薰，還帶著兩個小孩，對於農藥一事本來就很敏感。在她觀念裡，顧作物就像是顧小孩，除了平日的營養給足、照護好，該打疫苗也要打，還要定期紀錄生長進度，「本來預防就重於治療，如果還是生病，就是看醫生，請醫生找出原因，看是要打針或吃藥，然後知道用什麼藥、用多少劑量的藥才適合。對我來說，農藥行比較像是藥局的概念，植醫就是正規診所，而我更相信專業醫生的判斷。」

過去，如廖培薰口中的「專業醫生」，幾乎就是各地改良場或農試所的研究員，部分則在中研院或學校服務，與第一線農民的接觸除了專業講習會之外，很難有更多、更直接的互動。雖然多數研究員都熱心，也會私下開設Facebook或通訊軟體群組讓農民提問，但最實際的問題卻還是他們各自都另有繁雜的行政工作，無法單純服務農民需求。像高佩琳這樣的植物醫師，未來如果能在各地提供服務、並與各地改良場配合，將是農民一大福音。

雲林莿桐農會總幹事張鈺萱認為，植物醫師不只是教農民如何用藥，更重要的功能則是協助農民預防，譬如在日本，農村就很重視病蟲害預警。

有鑑於此，農委會已著手研擬植物醫師法草案與相關配套，像是去年9月，農委會防檢局與美濃農會聯手聘請了全台第一位實習植物醫師高佩琳，以美濃地區先行，試水溫也探民意。4月底，甫召開《植物醫師法》草案公聽會，邀集藥商、學界、農會、消基會等相關團體代表共同討論植物醫生在台灣執業的制度推動，現場氣氛平和，植醫的推動似乎已成全體共識，草案修正後，預計年底前送立法院審議。

不過，離開公聽會的舒適冷氣房，回到農村第一線，雜草生長的速度、病蟲害蔓延的速度仍是最現實的，且永遠快過紙上作業的立法時程。雖有農民對植醫寄予高度期待，但也有人對植醫制度的推行仍是觀望、直言行不通，且疑慮不少，「現在問農改場，不用錢，以後有醫師制度，是不是自己要付掛號費？」

一位在農改場服務多年的研究員，也點出了部分農民不信任「植物醫師」的關鍵：現行學界教出來的學生，學蟲的不懂病，懂病的不會種植，就算有一個人很清楚高雄敏豆從育苗到收成的所有狀況，但他卻不會知道台東釋迦可能遇到的問題。

這位研究員認為，植物醫師的難處就在於要什麼都會，而且還有地區性的限制，作物的不同之外，甚至又關乎語言的使用與溝通，「像在美濃，講客語老人家們才會聽，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要講台語，得先拉近距離，才能談信任。」另一個讓這位研究員對植醫推行不樂觀的原因則是：「賣藥人與用藥人的用藥觀念與行為才是關鍵，不然有再好的醫師或處方也沒用。」

在美國加州，有植物保護師（Pest Control Adviser，PCA）制度，需通過州政府的考試與後續定期的進修方能取得證照；除了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可應試之外，制度推行初期也針對有經驗的農藥販賣業者舉行特考。在這制度裡，又細分為蟲害、病害、線蟲、有害動物、雜草、落葉與作物生長調節的七大專業領域，可分別考取。整個制度則由加州環境保護局轄下的植物保護資材管理部主管，另有一植物保護師協會持續辦理相關交流與進修課程。

從1994年就開始研究、推展植物醫師理念台大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教授孫岩章指出，在美國，因為多是大規模的經濟作物，每個農場主人都會與植物保護師簽約，仰賴其專業，定期監測病蟲害情況，同時進行診斷、開立處方，保障作物收成。在台灣，因為亞熱帶氣候關係，農民需要的專業協助有7成5都是關於病蟲害，植物醫師的存在確有其必要，「植物的病蟲害是不可逆，且易傳染的。若從預防醫學的角度去看植醫的功能，早期偵測、早期預警、預防災害於機先，不但能讓植物損害程度降低，提升農民獲益，也能降用藥成本。」

早在高佩琳的實習之前，農委會防檢局與孫岩章曾在2005年試辦「農會植物醫師制度」，企圖以一農會、一植醫方式推行，後續卻因經費、人力、執行經驗不足與農藥使用管理混亂等原因終止。防檢局局長黃㯖昌也直言，當時選定的幾個農會都不是重要農業區，迴響不大，效果不彰，去年以重要農業區的美濃試行，加上在地的改良場為執行後盾，果然反應很正向。另一方面，農藥管理辦法近年已修正，各大學相關科系也開始產出畢業生，加上近年民眾重視的農藥殘留與食安問題，植醫制度的推行終於又被推上話題前線。

關於這套制度的推行，原本預計首當其衝的將是第一線的農藥販賣業者，但目前的草案內容看來並不會特別威脅到現行販賣的方式。有支持植醫的農民對此表示，政府不能怕業者抗議而只求「有法」就好，為了長遠的用藥安全，如果不強制採行「有植醫處方箋才能買農藥」，那政府至少也該鼓勵農藥業者提升專業能力，或許輔導他們也成為植醫，未來不只能賣藥，也會有專業上的公信力，破除外界對農藥行總是亂賣藥的成見。

目前，植醫制度在台灣走到最後一哩路，對高佩琳而言是鼓勵也是挑戰。她說自己大學本來讀的是生物資源系，直到大三才發現植醫的有趣，「那時因為學校開設植醫學程，覺得挺好玩，進去了才發現那領域可以有研究也可以擁有田間實務經驗的機會。我本來就喜歡研究各種菌種，但如果只是針對基因、遺傳，久了會有點無聊，如果能在第一線接觸植物，可以看得更多。」

在美濃8個月的時間，高佩琳黑了一圈，雖然偶爾會苦惱「好像因為還太嫩，農民不見得每個人都願意相信自己的建議」，但每當遇到願意跟自己多點互動與討論的農民，或者聽見農民很高興回饋：「妳上次教我的方法真的有用！」她便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也加強她走向專業植醫道路的決心。

問她植醫在第一線的把關成效？她倒是歪頭想了很久，「這有點難說，因為農民都很習慣到處問，會來問我的自然也會去問其他人或農藥行。」她苦笑，「不過，如果覺得我的建議有用，他們就會再回頭找，也會跟其他農民分享。」高佩琳說，大家都是想追求好成果，但實務操作上，農民在田間是否都乖乖聽醫師的建議？稀釋農藥的倍數對不對？其實只有農民最清楚，「我只能盡力做到我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