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很冷，要不要進來喝杯茶？」莫尼卡一手遞過工具箱，一邊這麼問。 「當然好，謝謝你。」我踩了踩門口的腳踏墊，抖落鞋子上的泥土後便走進玄關。

那是搬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個禮拜，未開封的紙箱仍然堆放在角落，櫥櫃的把手需要螺絲起子栓緊，層架則需要電鑽鑽孔固定⋯⋯筆記本上列了長長一串需要的組裝工具，當我在搜尋引擎上鍵入「借用工具」和「阿姆斯特丹」兩個關鍵字，第一個搜尋結果是「Peerby：與鄰居借用你需要的東西」（Peerby：Borrow the things you need from neighbor）。

這是一個「個人對個人」（peer to peer）式的工具租借平台，操作方式十分簡單，在平台上發送需求通知，有將近80%的需求都能在30分鐘內得到鄰近使用者的回應，並且完全免費。莫尼卡在我送出需求後沒多久便與我聯繫，附上了詳細的地址和聯絡方式。

「如果你對這些工具的使用有什麼問題，儘管打給我，我非常樂意幫忙。」莫尼卡關上門前這麼說，我提著工具箱走回住處，不過5分鐘的路程，不僅省下了一筆費用，還意外地結識了當地的朋友。

類似的故事也在荷蘭各地發生。借物、分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共享經濟」這樣的概念產生前，就已經是鄉村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事情，Peerby只是利用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將分享帶入現代都市人的生活裡。人們在分享的同時，也增進了人際聯結。

與其他共享經濟企業的創業歷程相似，Peerby的點子，源自生活中一個偶然的體悟。創辦人韋德伯（Daan Weddepohl）原來是一名軟體工程師，7年前住處的一場火災，讓他的所有物品、財產都隨著房子付之一炬。當時一無所有的他，幾乎完全仰賴朋友、家人，甚至陌生人出借家俱和工具，才能重回生活軌道。過程中，韋德伯不只發現每個人家中都有許多使用率極低的閒置物品，也看到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的潛能。

於是比起「分享閒置物品」，韋德伯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互信。「人們其實是樂於幫忙的，我們只需要把人們串連起來。」他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2012年，他拿著繼承來的25,000歐元（約新台幣88萬），投入了共享經濟創業潮的行列。

Peerby至今的發展也許證明他是對的。平台推出之後，「可以借，為什麼要買」的理念大受歡迎，逐漸成為荷蘭最具規模的共享經濟新創企業之一，並拓展到歐洲其他20多個城市。打開Peerby網站上的使用者分佈地圖，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烏特勒支等荷蘭前幾大城市，幾乎每條街道都被標記著使用者和出借物品。2015年，Peerby獲選為歐洲百大新創產業之一。

如今Peerby的總部位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運河旁一棟白色建築物雖不起眼，卻幾乎聚集了所有荷蘭知名的新創公司。Snappcar、3DHubs等和Peerby一樣擁有上萬註冊會員的共享平台，都將總部設在這裡。一間間不過20幾坪大的辦公室，是許多創新想法的開始。辦公室雖小，然而牆上一張張不同人、不同背景的相片，都記錄了Peerby深入荷蘭各地方社區的痕跡。

韋德伯對「人」的重視，也反映在Peerby的社群經營上。做為一個免付費，且無廣告營收的平台，使用者數量代表的不只是企業規模，也是潛在的營運資金來源；而隨著營運範圍擴大，平台所需的人事、行銷成本也越來越多。

2015年，Peerby在募資平台oneplanetcrowd.com上成功募得200萬歐元（約台幣7千萬元），遠遠超過預期金額。「我們在過去3年半裡持續地做深入的社群經營。在募資時，我們邀請了許多使用者來我們的辦公室，甚至是我自己的家，與他們對話，讓他們了解我們在做什麼、為什麼應該投資Peerby。在最後募得的金額中，有將近70%都是我們原有的活躍會員，可以說這群人出資創造了一個他們需要的平台，也相信這樣的物品共享方式會是未來的主流。」Peerby的發言人凡德斯佩克（Hugo van der Spek）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說。

「信任是共享經濟企業成功與否的一個關鍵因素。」凡德斯佩克強調。做為搭橋的平台，Peerby不只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要建立人們對平台和企業的信任。

除了民眾，共享經濟企業與政府的溝通，也是相關新興產業備受討論的一環。不同於Uber、Airbnb等共享經濟龍頭企業近年屢屢在世界各地與政府發生衝突，Peerby選擇與政府更緊密地合作。2013年，Peerby和Snappcar（提供與鄰居租借汽車的平台）等荷蘭新創公司共同成立了名為shareNL的共享經濟傘式組織，除了推廣共享經濟的理念，也積極與政府討論共享經濟產業的稅務和法規問題。

「共享經濟的新創公司通常都有好的初衷。我們沒有辦法阻止科技發展，新形態的商業模式勢必不斷產生，相關政策應該隨之跟進。與政府合作，而不是抗衡，才能找到新創公司、傳統產業、政府、人民都從中獲利的平衡點。」凡德斯佩克說。

向來開放的荷蘭政府也了解這點，非常願意與新創產業溝通，甚至進一步合作。譬如位於阿姆斯特丹，由荷蘭各大城市政府、移民局、國稅局等政府機構共同成立的企業外派人員協助組織Expatcenter便與Peerby合作，讓新來乍到的外派人員透過平台，能迅速在住家附近借到各項所需的工具；Peerby也成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網站上，用來宣傳該市創業友善環境的科技公司範例之一。

「（阿姆斯特丹）是適合發展新點子的地方，就算沒有賺很多錢，也不怕陷入麻煩。」韋德伯在2015年為市政府背書時說。但同時他也坦承，Peerby至今都仍在耗蝕資本的起飛階段，必須設法獲利，才能在資本耗盡前，說服投資人投入新的資金。

建立穩定、持續的資金來源，是新創企業存亡的關鍵，也是Peerby未來的最大挑戰。「儘管募資成果令我們驕傲，但要維持企業的經營穩定，募資並不是長久之計。」凡德斯佩克說。

2015年，Peerby推出名為PeerbyGo的付費平台，提供使用者更有效率的租賃方式。不同於創始的免費平台，PeerbyGo的使用者必須支付租金，但保證能在一定時間收到需要的物品。租金除了供平台抽取25%作為佣金，也包含了快遞服務和出租物品的保險，對於出租者有更大的保障，希望讓更多會員樂於釋出家中閒置的物品，來賺取小額外快。

付費設計聽起來合理，然而PeerbyGo平台成立一年多以來，卻尚未有顯著營收成效；雖然會員人數穩定成長，目前營運支出仍多仰賴先前的群眾募資。

從免費轉型到付費、募資轉型成營利的困難，在共享經濟的發源地美國，已經有許多前車之鑑。

與Peerby概念相似的租借平台如Share Some Sugar、Snapgoods（兩者創立於2009）和NeighborGoods（創立於2010）等，在草創初期都被貼上「成功的新創產業」的標籤，卻沒有任何一個成功地透過商業模式來營利。在這些例子中，只有NeighborGoods到現在仍然維持營運，全歸功於創業投資者的資助。

另一個位於比利時的共享經濟企業Piggybee也遇到相似困境。這個讓全球有運送物品需求的人，與來往各地的旅客連結的群眾運送（crowdshipping）平台，在營運4年後，仍然無法從免費轉為付費經營。

的確，大多數人一開始接觸這些共享經濟平台時，多是因為想要賺取外快，或以更便宜的價格得到商品與服務，分享與人際聯結通常不是首要考量。2015年商業雜誌《Fast Company》中一篇名為「共享經濟已經死了，而且死在我們手上」的文章便指出，真正實踐「共享」的平台，大多因為無法吸引足夠付費用戶，而面臨經營困難；收入豐厚的企業如Uber、Airbnb，營運方式則早都已經悖離了「共享」的原意。

「這些（共享經濟的）點子一開始都備受讚賞，但當它們消失的時候，卻沒有人留意。甚至沒有人去質疑為什麼這樣一個大家都喜歡、實用層面和社會層面都具有意義的點子，現在會轉變成純粹的資本主義。」該文寫到。

時隔1年，共享經濟的熱潮依然有增無減，Uber、Airbnb的市值屢創新高，共享經濟的新興創業者，也都以這些大企業為目標而前仆後繼。創業之路本就艱辛，然而帶有美好理念的共享經濟企業如Peerby，如何不步上前行者的後塵，建立穩定的商業模式，顯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共享」的理想，值得人們付出多少關注？這或許是這個善於溝通、以人為中心的企業，此刻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