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家地理》雜誌並列世界攝影巨擘地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其會員，一位具有國際地位的攝影師大衛・艾倫・哈維（David Alan Harvey），自2020年8月起面對多起與性騷擾、性別相關爭議。攝影網站 Fstoppers發現，該社的網上圖片庫販售哈維於1989年在泰國拍攝赤裸上身的未成年妓女，顯然涉及兒童色情、性剝削等法律和道德問題。後來，哈維又因另一宗被女同事投訴不當行為的指控，而被馬格蘭暫停會籍一年，進行全面獨立調查。
事件於2021年3月17日有突破性發展，馬格蘭董事會（board）於調查過後決定永久終止哈維的會員資格，向所有對受害者和倖存者致歉──這是該圖片社1947年成立至今首次有攝影師遭取消會籍。哈維則在董事會進行最後表決之前，宣布自行退出（resign）馬格蘭，他稱，「對所有馬格蘭攝影師只有讚賞，感謝所有靜待看到和聽到全個故事的朋友們，你們的信任不會失落。」
《報導者》追蹤記錄此事件發展，並採訪3位不同國家攝影與傳播相關的學者專家，希望理解攝影領域和媒體業界潛藏的性別平權問題。
去年（2020）12月底，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創辦的《哥倫比亞新聞評論》雜誌（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CJR）記者希克（Kristen Chick）發表特別報告，分別有11位女性挺身而出，指控哈維對她們做出包括性暗示和性騷擾的不當行為，歷時長達13年之久。
報告指出，哈維多次在世界各地舉行的馬格蘭攝影工作坊，邀請年輕女攝影師遠赴外地擔任助手，期間以工作方面為由，勸說對方入住自己相同的飯店或房間；工作時不經意地對女性身體和體態進行評價，在未得到同意下拍攝和刊登她們的照片。
希克又提到，哈維在他創辦的《Burn》攝影雜誌，刊登新晉女攝影師的作品作為封面故事，其後在不同攝影活動場合，向人暗示對方透過與自己發生關係而獲得機會，使對方聲名受損；以及視訊通話中在對方不願意的情況下自慰等等行徑。
報告揭露了哈維騷擾女性的模式，涉嫌利用自己在攝影行業的崇高名譽與權力，以對新聞攝影行業有憧憬、特別是非白人族裔的年輕女攝影師為對象。受害者最早在2009年已向馬格蘭匯報事件，卻遭到無視；哈維部分同事和朋友似乎對他的乖張行徑早有所聞，然而該社在超過10年後才跟進處理。
馬格蘭於今年（2021）1月5日發出聲明，就CJR報告的指控委託了英國律師事務所Hodge Jones & Allen展開全新的獨立調查，並呼籲任何報告中受害者及關注人士，可以經由電郵向律師事務所聯絡，或可透過另一電郵直接向馬格蘭主席和執行長匯報；並在美國、英國和法國設立吹哨者電話熱線。儘管在CJR的報告中，不只一位受害女性表明，馬格蘭的內部調查欠缺透明度，不會信任和參與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該社現任主席亞瑟（Olivia Arthur）和執行長休斯（Caitlin Hughes）都是女性。近年Me Too運動席捲全球，這舉措或許反映了馬格蘭嘗試跟隨社會對於性別平等和多元價值的追求。馬格蘭也多次重申，會對該社成員任何不當行為採取「零容忍政策」並嚴肅處理。然而，馬格蘭在應付今次哈維風波時，卻顯得十分被動。
這也許涉及馬格蘭本身成立的理念和架構問題。1947年成立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與其他圖片社和新聞機構不同──它是攝影師組成的合作社，由攝影師成員經營和管理；簡單來說，攝影師就是老闆，照片版權由攝影師本人、而非所屬機構或媒體擁有。
加入馬格蘭的過程相當複雜嚴謹，但成為正式成員（full member）後，基本上是終身制的，從來沒有馬格蘭成員被逐出通訊社；難以想像如有攝影師出現個人操守問題，馬格蘭會如何處理。
有馬格蘭職員向CJR透露，2018年，一位《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記者曾調查一宗與兩位馬格蘭攝影師有關的不當行為指控，哈維正是其中一人，後來因為再沒有找到新的線索而停止調查。該名職員回憶說，馬格蘭時任行政總裁柯根（David Kogan）對這個消息的反應是如釋重負，而非向員工承諾繼續全面徹查事件。柯根又說，希望把事件留在「馬格蘭家庭」內，要求與會職員不要向媒體公布，令該名員工感到難以接受。事件之後，馬格蘭才於同年通過《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和附例。
馬格蘭每屆選出的主席（president）也是由其中一位攝影師擔任。相反，其他馬格蘭職員角色主要是在工作上為攝影師提供協助，流動率比攝影師相對較高，也沒有掌握實質權力。比起其他媒體，在馬格蘭要調查個別攝影師有一定難度，也牽涉到該社其他成員的自身利益，削減了主動調查攝影師不當行為的動機。尤其是，如果調查對象是在業界中早已建立崇高地位、赫赫有名的攝影師。
今年76歲的哈維，照片鮮豔濃厚、構圖複雜精準，最著名的作品為其在拉丁美洲的照片。他從1973年開始與《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長期合作，拍攝過多篇圖片報導，1997年成為馬格蘭的正式會員。
《國家地理》雜誌和馬格蘭，兩者本身就是新聞攝影業最具標誌性和影響力的媒體和組織之一。哈維除了在世界舉行攝影工作坊，其創立的《Burn》雜誌也會發掘、頒發攝影獎金和刊登新晉攝影師的照片。對於嚮往業界的年輕攝影師來說，哈維享有明星般的地位，能與他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會被不少人視為夢寐以求的機會。
令人難過的是，有涉事攝影師稱，因為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她最終選擇離開攝影行業。這不但令年輕攝影師對有信譽的傳統攝影機構感到失望，也讓業界損失了有志向和才能的青年人才。
1月8日，包括7位馬格蘭攝影師在內，超過600多位攝影師、學者、作家、策展人和攝影系學生發起聯署聲明，稱他們會「與以無比勇氣道出真相的人們，團結站在一起，譴責所有形式的濫用權力和性騷擾」，呼籲馬格蘭不能只將本次事件視為危機處理，更不要一再將全部負擔放在倖存者的身上，要以其他一切可行方法收集證據和見證者的證供。聲明又要求，具有領導地位的馬格蘭得肩負起更大道德勇氣和責任，主動正視業界現有制度中的性騷擾行為，並訂定出新的標準。
哈維沒有直接回應事件，但分別兩次在Twitter透過代表律師發出聲明。第一份聲明，於2020年12月23日、即CJR報告出來後的翌天發出，「絕對否認」CJR報告中對於他不當行為的指控，並會對馬格蘭與其他讓之聲譽受損的人士保留法律追訴權，表示對於事件「還有另外一個說法，哈維先生將透過法院、而非媒體，把它說出來」。
其實哈維最早惹來爭議的，是於1989年拍攝一組名為「泰國，曼谷，1989年，泰國妓女」的照片，相中部分被標示為未成年少女的兒童，上身未著衣服，面露微笑，攝影師從似乎床上的角度拍攝，照片標示了「娼妓」、「乳房」、「青年女孩」、「13至18歲」等標籤。馬格蘭隨後曾將整個圖庫暫時關閉，其後將哈維於泰國拍攝的照片下架，並稱會重新檢視整個圖庫超過100萬張照片內容。
哈維的聲明指稱，這些照片標誌問題，是由於馬格蘭內部軟體出錯所致，而非攝影師個人有任何不當行為，馬格蘭曾私下告知哈維，卻拒絕公開承認。
2020年8月底，馬格蘭指收到另外一宗哈維騷擾女同事的投訴，裁定他違反該社全數成員在2018年通過的《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和附例而凍結他的會籍。兩個月後，落實暫停哈維的會員資格一年，但沒有具體指出哈維的具體不當行為和《守則》的內容是什麼。
爭議聲中，外界呼籲馬格蘭公開文件的聲音不絕，該社曾在回應媒體詢問時指，《守則》為該社內部的「人事部文件」，主席亞瑟稱：「想不到有任何公司會提供（出來）」、「我們不想看到它放在Twitter上被人公審」。
直至今年1月14日，馬格蘭在多次拒絕後，終於對外公開了2021年版本的《行為守則》，內容明文禁止攝影師和職員對他人作出歧視和騷擾行為（包括性騷擾），但稱2018年舊版本《守則》因涉私隱理由而未能對外公開，重申馬格蘭致力提供最高專業水平、具尊嚴的工作環境，確保每個人的權力都得到尊重。
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影像藝術及科學院榮譽退休助理教授史丹伯格（Loret Steinberg）接受《報導者》訪問指出，「性騷擾和性虐待行為在媒體顯然存在，但業界卻對它們視而不見。女性需要容忍『男孩總是男孩』（boys will be boys）的態度，儘管事實上這些行為來自專業工作環境中的成年男人。」
「所有媒體機構都具有道德責任，而馬格蘭作為歷史上最重要的圖片社之一，人們以它作為榜樣，作為行業領袖，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史丹伯格認為，馬格蘭的名氣吸引不少年輕攝影師慕名前往學習和工作。她能夠理解，女性也許認為那是向業內大師學習難得的機會，但她呼籲，在行內有地位的攝影師要尊重助手和實習生。
史丹伯格也提醒，作出騷擾者如果愈有才華或者名氣，他的不當行為愈容易被忽視。「但他看起來像個好人」、「看看他創作出來的作品！」、「對待有天分的人應該留有餘地」⋯⋯往往成為他們做出不當行為的藉口。但，「女性要承受失去工作機會的風險、被視為軟弱；或者一名投訴者，甚至被認定是某個不明白媒體階層運作的人。」
她稱，過去幾年媒體管理層開始正視這些不當行為，但還是做得不夠，「首先，需要透過教育讓人明白這些傷害的本質。然後，需要改變工作環境，以及人們行為與互相對待的方式。年輕人在我們的行業應該得到鼓勵和支援，而不是被利用、侵犯、或因為業內成員不當行為或者缺乏管理層的支持而離開。」
最後，史丹伯格寄語女性攝影師：「在她們的心中，她們知道自己的才能，努力和認真參與，應該作為量度她們專業價值的標準。」
英國創作藝術大學（University for the Creative Arts）攝影系教授克諾兒（Karen Knorr）則認為，「馬格蘭應該更早向有毒的男性文化做出行動。我肯定還有其他攝影師有不當行為，實際上，（攝影行業）主要以白人男性為主，我不認為對女性有提供足夠的保護。」
克諾兒表示：「年輕男性應該學習尊重女性，不要物化或者把女性當作是自己擁有的物件。這些批評都不是新的，許多年來都有女性發聲，但仍然有很少改進。男人依然以為自己有權去騷擾、強姦或對女性施以暴力，這是制度化的社會問題，是必須改變的。但是如果社會大眾不去改變他們對待女性的態度，或者透過法律去防止男性的過分行徑，這些行為將會繼續發生。」
曾任法庭記者和圖片編輯、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的樊素心認為，「傳媒機構接到受害人投訴後必須認真處理，並向當事人說明：如何跟進、需要多久去跟進、事情去到什麼程度，會交由警方作刑事處理。」
樊素心提到，一宗2015年香港《明報》前記者在辦公室涉偷拍女同事裙底的案件，最後被判罪名成立。「有些機構害怕損害聲譽，或不想公開事件、或不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但這樣對員工、受害人或者被指控的人都沒有保障；或許到法庭能還他清白，但雙方需要證據去支持自己的說法。」
她補充，除了身體上的不當行為，性別平權還包含許多議題，「在香港傳媒行業的家庭崗位岐視更為嚴重。」雖然香港媒體裡女性地位也不差，不少女性出任管理層，但整體來說，行業中的平權較少被提及。
「傳媒工作本身比較苛刻，工作時間長，工時不穩定，需要輪班，如果女性要有家庭和小孩，就會較難去適應這種工作模式。」能夠兼顧母親和專業的工作的女性相對較少。
「要提倡的是家庭友善政策，不只是母乳室或親子同樂日，而是在工作安排上增加彈性，既然覺得員工是個值得留住的人才。」對比起媒體業，樊素心曾任職過大型商業機構，她以經驗指出，能安排到更彈性的上班時間，編排班表更加透明，可讓女性工作者在家庭和工作上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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