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輕時欣賞過陳綺貞，被她自然、清新、脫俗、以及忠於自我等等的風格所吸引。然而，人的價值觀終究是會隨著時間改變，而我們又該如何面對昔日欣賞的對象呢？

這次陳綺貞在華山的創作展以及獲得文化部的補助引起許多爭議。有人認為，為何她只是展示自己的私人物件，滿足粉絲的朝聖心態就可以號稱創作展，並且領到文化部的高額補助；有人指出，這是文化部的官員問題，不是陳綺貞的問題，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申請補助；也有人認為，是華山藝文中心早就被商業文創淪陷的問題。大抵而言，因為補助的關係，陳綺貞的展覽變成一個「公眾議題」，惹來許多爭議。

然而，因為討論這些問題的文章已經不少，所以我不打算從「陳綺貞是否該領補助」這個問題切入，而是從「創作的角度」來看這個「創作展」對於我的價值，並且進一步從她的攝影創作角度連結到台灣盛行的「小清新風格」討論。

在進入展場前我心裡大概有個底，把這個展覽視為文創、商業、為粉絲服務取向的展覽，跟所謂的當代藝術八竿子打不上關係。但是當我晃過一圈後，我發現她呈現作品的方式還是有某些當代藝術常見的影子。儘管，她做的大多注重形式的絢麗，而較沒注意到展覽的細節以及公共價值。

她確實有做到在申請補助時強調的「跨界」，這讓她跳脫過去傳統表框掛牆的攝影展形式，開始嘗試許多「影像裝置」，與一些私人的「檔案文件」、「文字創作」，並結合許多「多媒體影音」與「互動」。不過，她卻較少思考這些裝置與觀者之間的關係，只是淺顯地做到跨界的絢麗樣貌。

回到陳綺貞的展覽，進入展廳立即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我」字裝置破題，陳綺貞關注的主題大抵上還是「她自己」。當然，我相信他似乎想透過「小我」，連結每個人的我，並進一步希望我們都能忠於自我。

這種忠實自我的感受可以說是濫觴自18世紀末的浪漫主義，強調個人精神的表達。如同攝影評論吳毅強所說：「在浪漫主義者看來，唯一重要的品質就是自我表達的真誠和本真，藝術家憑藉自己極度的個人化尺度來言說這個變幻莫測的神祕世界。」

但，這種對於「獨特自我」的過度關注以及強調，很容易讓我們耽溺在自己的世界而不可自拔，形塑某種小而美的幻影，忽略更多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等環境對於「我」的影響，以及「自我跟社會」的辯證關係。今年金鼎獎「年度圖書大獎」的得主高俊宏在得獎感言時也提到，「台灣視覺藝術現況傾向於『文青』及『小確幸』⋯⋯不論資深或年輕的創作者，大多僅在乎個人美感的呈現，逃避應有的社會責任與期許。」

此外，影像評論家郭力昕也觀察到這種注重自我與唯美表達的現象，他說：「台灣的某種自閉、內縮亦復安逸的社會情調，讓許多無論攝影或其他的年輕世代創作者關切的事物與題材愈見細瑣⋯⋯在比較年輕世代的創作者裡，似乎擴散著一種唯美、私密、唯物質性或純視覺性的創作取向。」（《再寫攝影》，2013）

從陳綺貞展覽開頭的「我」開始，再到她其他的攝影作品表現，我們可以窺知一二她間接對時下文青造成的影響。在她的攝影作品，充滿許多她自己、身體的片段、逆光唯美、模糊晃動、LOMO風、淡雅的色調、浪漫地到他方流浪等等。簡單來說，這個展覽傾向於強調陳綺貞「我」的風格，以及「我」的複雜內心。

這種強調個人內心的攝影，總是帶有強烈的情感投射，並且強調個人複雜、難以言表、感慨萬千的情緒、以及作者獨特的美學。然而，這種攝影表現容易招到評論家批判他們太過專注在個人、太離開社會脈絡、作者的情緒遠超過被攝體、只是單純把作者情緒投射在被攝體上；另一方面，他們選擇的拍攝角度通常也都是「唯美的」。上述兩個原因──「過於關注個人」以及「清新唯美的風格」，很有可能把攝影的可能性給簡化，而變成一種形式語言的尊崇。

許多評論者對這種類型的攝影提出批判，包括容易被商業收編、一種小資情懷、一種夢幻泡泡卻不經現實考驗等等。另一方面，有些網友也對這種小清新風格提出酸言酸語，大抵是酸他們不切實際，只是把一些文青符號套在自己身上，只是盲從，更甚至是一種空洞的假掰品味等等。然而，這種對於文青的「標籤」，卻簡化了這個特殊群體的複雜性。

或許，我們不能只是用上述的簡化邏輯理解他們，因為這只是塑造「自己務實」與「文青不切實際」的二元對立，甚至是透過這種批判（我不是假掰文青）間接建立批判者更為腳踏實地的身份認同。我想，我們不該只是製造對立，而是可以試著「感同身受的理解」。

今天，我們都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現實社會，並承受不少的現實壓力（學業、生活、賺錢、養家、生存等等）。由於普遍追求物質、現代科技、科學的崇尚等等，個人在社會中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精神上的追求也受到很大的威脅。

因此，文青企圖以一種「柔軟的姿態反動」，追求獨立小眾、悼念逝去的青春、擁抱簡單的生活風格、以及忠於自我的精神。重要的是，他們不特別重視傳統的「議題先行」或者「說教意味重」的創作方式，而是更加強調個人的「經驗」或「解放」。

此外，張鐵志受訪時也觀察到年輕世代價值觀的轉變，認為他們雖然「小」，但更強調個性、自由、自我實現，現在的年輕人已不同於過去的世代（以物質或功利導向）。他受訪時也提到，近年很多台灣人經歷「後物質主義」（生活焦點轉移至非物質層面），漸漸熱愛小確幸，導致巷弄小店林立，很多人愛在書店、咖啡店享受慢活生活，以追求小日子為理想。

要言之，這種對於消費社會的軟性抵抗也是一種政治行動，而不只是完全跟現實脫節的無病呻吟。誠如文化學者章玉萍指出，「對形式和感性的重視，是對現代都市生活所充斥的工具理性的一種精神層面的反抗，通過對無功利性的、瑣碎平常的生活的審美化，個體從中獲得的是情感的釋放和想像的舒展。『小清新』風格正是這樣一種溫和的救贖。」

但是，這種「反消費主義」，立即被企圖反對的消費體制收編，資本主義需要的就是這種反動力量。此外，與那些較為批判、政治性較強的藝術不同，無傷大雅的小清新風格更受到商業市場的歡迎，能大肆炒作，並成為一種眾所皆知的「文青符號」。麻煩的是，「不流俗的清新符號」通常需要靠「大量消費」獲得，所以小清新與消費主義一拍集合，成為大眾消費的風格。

值得注意的是，「文青」跟「小資」還是有所差別。文青通常有更大的創作慾望，自我反芻地做出一些關於自我的作品，但是小資通常偏向進行符號的消費跟品味的追尋。音樂人黃大旺也曾討論這些像是文青的小資：「他們把一堆消費符碼穿戴在身上，以為自己就是潮，那麼一味追求小資生活情調。」換言之，文青跟小資還是有所差別，前者會透過創作活動進行自我認同（陳綺貞就是很好的例子），後者則是透過消費追求文青的符號。

弔詭的是，文青的初衷（利用「清新脫俗」來「反消費」），反而被資本主義的體制吸納成一種流行，成為一種空洞的消費符號，成為形式上看起來是「文青」，但實際卻是「消費」的現象。

回頭來看台灣的當代藝術，這種更為關注個體小我，不特別關注政治或社會議題的問題，不只是大眾文化的現象，在當代藝術也有類似的模式出現。2007年策展人林宏璋曾提出「頓挫」（Frustration）一詞來形容年輕創作者在政治藝術上的缺席，轉向於個體的內心世界。策展人王嘉驥也提到，「年輕世代的創作者大多只談自身，只談自己的感覺，只談自我。弔詭的是，這個自我因為無力與外界的社會以及世界對話，最後往往淪為某種『喃喃自語』的狀態。而這種『喃喃自語』的內裡，很可能是一種對於社會與對於世界的普遍無力、無奈、牢騷、失語失憶，或甚至虛無自溺的某種反映或再現。」

大抵來說，「文青」與「頓挫世代」這種對於「個體的強調」與「歷史感的缺席」都有所重疊。頓挫世代指的是藝術學院的年輕學生，他們在創作的表現上更為多元（利用的媒材、創作的語法也較為多元）：而文青則是社會的文化現象，他們在創作手法上較為單調（不外乎惆悵的文字、跟單調的攝影語法）。但他們除了在政治上的無力叛逃外，同時也喚起我們對個體的意識。

本文從陳綺貞最近的展覽展開，試圖反思文青「歌頌自我」的文化現象。除了用一種批判的角度看待他們之外（他們離開社會脈絡，自溺地活在自己世界，與消費主義沆瀣一氣），或許我們能多一層同情的理解，這種現象是當今社會的反映，也是一種不同於過去的激烈、而是採用較為柔性的方式抵抗社會的政治表現。

儘管，我分析了文青、小清新、小資、頓挫世代的概念，討論今天年輕人不再被傳統拘束，更加注重個體意識的面向。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些概念在現實中早已相互滲透又含混不清。

我們不該不加反省地擁抱文青符號，又或是理所當然地批判文青族群。真正重要的是，要能理解「文青」本身的雙重矛盾，章玉萍說得好：「『小清新』對精神世界美好單純的嚮往和對現實生活的粗糲混沌的規避，既可能是現代生活中個體一種微觀的解放，也可以是另一種形式的陷落。」

回到陳綺貞的展覽，這展覽當然不是一無是處，她也試圖以新的方式呈現作品，並展現她自己的個人魅力。但是，過於在形式上雕琢，卻免不了內容的貧乏，而展覽對於公眾的意義也相較薄弱。或許，陳綺貞在展覽試圖透過小我的覺知「解放」觀者。可惜的是，那個解放的觀念卻被絢麗的跨界形式所阻礙，我最後只記得不斷的「重複自我」，而難以連結「我跟這個展覽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