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即將在本週六（2018年10月13日）開幕，這是台灣當今表演藝術蓬勃，許多團隊已習慣在全球舞台流浪與生活的多年之後，國家遲來的重要投資；從時程來看，它是台北兩廳院（國家音樂廳暨戲劇院）成立逾31年後、在雲門舞集成軍邁向45年後，第一座在任何意義上，真正座落南台灣的國家級表演場館，我們應該給予祝賀、關注與期勉。

衛武營大劇院的構想來自2003年5年5,000億的「新十大建設」，歷時15年從規畫至興建，投資經費破百億，它的量體規模甚至超過兩廳院，共有戲劇院、歌劇院、表演廳、音樂廳共5,861席。它也是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最後一道工程，同「台中國家歌劇院」、「國家兩廳院」三館分立南、中、北，自此全台正式進入全新局面的大劇院時代。

衛武營的大亮點是「葡萄園式」結構：觀眾席如葡萄園型態階梯區塊，錯落分布環繞演奏者，使得不分價位的觀賞區皆能享受親密度佳且均質的聲響，背後有「民主 ／ 平權」的設計意理，包括柏林愛樂廳、東京三得利廳音樂廳、洛杉磯迪士尼廳、2017年開幕的漢堡易北愛樂廳都採類似設計。

另外還有規格特殊2,248席的超大歌劇院，配有可升降總面積約80平方公尺樂池，可演大型歌劇、需樂團伴奏的大型舞蹈及當代跨領域製作等。這個場館極度考驗衛武營，因為西洋歌劇演出成本極高，也需兼顧在地觀賞喜好，不可能如西方定目劇製作，時常上演。不過若翻轉思考，努力研發各種在地素材的跨領域歌劇或歌舞劇製作，成為台灣既大眾化又前衛的實驗場，它可能演變成衛武營最具國際特色及競爭力之廳堂。

可想見，未來南部觀眾不必再忍受高額交通成本，藝術家也不必以「到台北演出」為舞台夢想標竿，南北藝術學子終可有更多彈性選擇，它將深刻連動南部人的藝術與生活世界。此外，高雄或可望翻轉工業城市命運，衛武營中心的英文全名為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國立／國家高雄藝術中心），將來的「葡萄園式」全球劇院版圖裡，位於柏林、東京、洛杉磯等地，台灣的唯一一座就在高雄。

台灣的文化發展，有很長的時間，的確重北輕南，資源過度集中，造成排擠效應，藝術養成體系逐漸同質化、建制化與山頭主義，「天龍國」人的品味也日益刁鑽、菁英及類型化，生產—消費端都不鼓勵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與實驗，僅剩零星的「違抗」；更何況，這還是一個連「實驗」及「跨領域」，都建制與規格化的時代，台北表演界的創新，漸流於符號與風格化文案般的舞台展演，無法有變革的動力，這種國際大都會城市主要劇院間的保守現象，台北沒有例外。

衛武營藝術中心誕生於民主社會，它也必須是民主、強調參與的，與兩廳院落成於威權過渡時期（1987年），並透過一個極規訓概念的教育部社教司的運作，極為不同；它行政上隸屬文化部，交由具公共性質的國內首創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營運，採專業主義運作，背後的文化是從「威權—正統文化建設」—「藝術專業化」—「藝術公共化」的轉型邏輯；但在地理位置上卻又偏離政經中心，「藝文界大老」也不多，而且沒有既有的類型與知識束縛，相當有潛力可以構建自己的文化敘事與品味，說自己土地的故事。

衛武營開幕季音樂劇《簡吉奏鳴曲》，選的是出身鳳山農村、在1920年代組織農民運動的革命家簡吉，即為佳例。

不過，生在蓬勃民主社會裡的衛武營，「民主」也是它的挑戰。在「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時代裡，衛武營如何定義、畫分、選材、生產與流通藝術，並帶動南部體質發展，尤其全世界的精緻藝術都面臨正當化危機及「菁英」原罪，它如何在生猛品味雜食的南台灣存活，考驗藝術家，也考驗我們怎麼重新接合藝術與日常生活的關連。

英國重要的社會學者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以「日常生活的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談及後現代處境裡，由於符號與全球化流動，神聖與世俗領域不再二分，藝術的光環喪失了，普通人民的經驗崛起，藝術與生活場域的日益模糊，使得我們的日常生活更「美學化」，我們的美學則更「日常生活化」。這是大師留給當代奇妙的洞察，也是解方；藝術唯有重拾與面對日常經驗，我們才得以超越。

（圖片出處／衛武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官網）

我認為衛武營還有以下幾項事情可做。

首先，衛武營最根本且最為成熟的基本構造，乃是表演藝術專業；它接收了台灣1990年後受國際化及深受全球化競爭洗禮，受最好品質藝術教育的工作者，部分厲害的年輕群體已相當嫻熟在國際間移動與串聯，這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而藝術總監簡文彬在歐洲劇院工作多年，積年累月觀摩藝術生產製作，這是簡文彬與其他策展型或行銷—行政藝術管理專家的區別。能否製作出連結在地與國際的作品，是國際各場館較量的重要指標；衛武營朝精實、專業主義的藝術品質，應可期待，不過能否擁有營運能力，則是下一個階段對藝術總監的總考驗。

除了藝術主場，我認為衛武營還應該拉出一個視野，自許成為南部的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re），容許更多異質、具實驗性、非傳統定義的藝術與生活方案，進到場館內外；同時，須開放性的探索在地生活文化與藝術間的可能性。

例如，英國倫敦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即允許隔壁鄰居的市政廳音樂及戲劇學院（The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 Drama）排練、舉辦協奏曲選拔，變成廣受社會矚目的樂界青春之星選拔；也提供倫敦交響樂團（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常駐。每年文青、知識分子齊聚的思想之役節（Battle of Ideas Festival )，類似TED Talks但更強調對人類處境、文化潮流、社會正義及環境議題等思辨性的點子大會，都在巴比肯舉辦。北倫敦獨特的多元族裔氣氛、社會運動活力，也感染了中心的節目方向，舉凡世界音樂、爵士、藝術／實驗電影及多媒材創作，都受到院方接納。

試想，若能在衛武營看到更多新住民、移工帶來不同品種的文化活力，或引進或轉化再創造，衛武營將擁有足以重新定義台灣藝術文化的能力。

再來，從西式古典音樂在台灣的現代性發展來看，一直有一條屬於「南部」的路徑，特殊重要。

諸如日治時期、出生岡山的鋼琴家高慈美，是醫生與牧師世家典型，還有來自屏東的小提琴教母李淑德，早期英氣勃發的蕭泰然來自高雄壽山的長老教會家庭，譯介諸多古典音樂賞析的邵義強、3B樂團的胡乃元，都是台南人，而現在國家交響樂團（NSO）的兩位首席吳庭毓、李宜錦，皆來自高雄。

南部過去因經濟、政治及教育資源因素，人才外流，為免再生遺憾，衛武營應與現有南部社群的音樂及藝術科系師生，打造共同體。教育是所有藝術生產最開端之處，就印象所及，至少成功大學、中山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台南大學，台南藝術大學、嘉義大學、實踐大學都有相關科系，衛武營應該為藝術學子培養在地認同，那裡是通往人生舞台之所在，也讓藝術畢業生願意留在南部。此外，可透過教育部、台中以南的各地教育局尋求支持，擴大結盟各大學藝文中心，與年輕觀眾接觸。

同時，藝術家應打破迷思，塑造多重典範，可充分吸收台北兩廳院的工作經驗，但不必凡事唯「台北」馬首是瞻，或者追逐台北大老「下鄉指導」。南北兩地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地緣網絡及消費習慣；藝術經驗可貴之處，往往來自於它無法脫離土地而獨自運作。南部人應該用自己的語彙，為獨特的經驗發聲。

以英國為例，英格蘭的利物浦、伯明罕及曼徹斯特都走上一條與首都倫敦差異、各有所長的路徑，更別提蘇格蘭愛丁堡，透過藝術節及藝穗節（Fringe），用力反對英倫品味，深掘世界人民與愛丁堡的關聯。

第三，衛武營可作為更多引發支持藝術與反對「建制化」藝術間的思想論壇或公共機制，讓藝術真正重新接軌日常生活。可以論辯、吵架、高談闊論，演練從「心靈傾訴」出走舒適圈，到公共空間互動，並產生社會交往的親密關係，如同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曾指出18、19世紀在英、法及德國曾出現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人們透過公共音樂會、沙龍活動、組讀書會、辦報刊，讓敘事、溝通交往與私人主體相遇。

藝術永遠是造成社會交往的有力媒介，衛武營至少可讓兩種群體相互對話：一種是藝術鐵粉，另一種是藝術的對抗者，它們的並存將確保藝術永遠與眾人有關，它既關乎正當性藝術，也永遠創造反對論述（counter-discourse）。藝術才會有新的動力。

同時，我也深盼南部能有更多公民團體、知識分子、行動主義者及草根作家能開始關心及介入藝術，將公共熱情帶到衛武營，翻轉它的既有框架與知識，藝術需要論述者的支持與議論，它才會壯大。

社會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對藝術的深描，反思它與20世紀精神文化及社會關連，影響後進；文化研究奠定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肯認藝術帶來的創造力與文化「平常性」（ordinariness），都是思想進步與希望泉源；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貝克爾（Howard Becker）從爵士樂志趣，找到解析藝術世界生產與組織之道。我們需要有更多南部知識分子參與、書寫與論述。

衛武營的未來，還需仰賴政府、營運者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眾董事，尤其是熟悉社會力、產業、經營通路的董事能協助引進並發展資源。例如，蘇格蘭政府透過Made in Scotland（蘇格蘭製造）及Creative Scotland（創意蘇格蘭），獎勵在地藝術家發展，讓好作品留在蘇格蘭。我很高興聽聞簡文彬提及，衛武營是屬於「眾人的劇院」。這個訊息，特殊重要，因為藝術關乎人的經驗，表演永遠有一個面向是在演練同理心（empathy），它是共同文化的根源；那些親身體驗並設想他人歡愉與受苦的經驗，即為藝術經驗，那裡有社會、個人傳記，品味交織，與我們躲不開的約束及政治有關。同時，藝術永遠關乎生活方式的選擇與搏鬥，需要面對面經歷，無法被「虛擬」生活取代。

我是高雄人，小時候是個學藝術的孩子，我總記得，母親用偉士牌機車把我送到文化中心學書法、聽音樂會，在那個封閉、壓抑的童年至少年時光，能到至善廳聆聽「劉富美、陳主稅師生演奏會」已經是生活中的極奢侈，若能到至德堂聆賞「維也納少年合唱團」，就差不多是後來到台北「國家音樂廳」的感受。

學藝術是需要「資本」的。一個南部孩子怎麼會懂？但母親渴望我從藝術文化裡，「學點什麼」，則是真實的期待。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記得母親目送我學習藝術時的遠望，那裡很可能就承載著藝術的奧祕，以及理性有盡之處；藝術永遠關乎夢想、真摯與自我實現；關乎我們是誰以及想要變成什麼。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親愛的高雄，終於擁有一座「眾人的劇院」，年邁的父母親坐捷運就可抵達年輕時的遠眺，在海港藍天、工業污害交相輝映裡升起希望，我們已感覺知足無比，因為它的名字叫做衛武營國家藝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