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京濱工業地帶的工業區的許多廠商，原先是位於都市的中小企業主，從1965年開始由公害防止事業團（以下簡稱事業團）協助遷廠，主要原因在於1960年代頻仍發生的公害事件；此外快速的都市化，使得生產環境面臨艱困挑戰，例如居民對於噪音的抗議、地方政府限制大型車輛進出人口密集居住區域等。

廠商組織的過程，需要耗費許多心力。以羽田鐵工工業區為例，這裡最早遷移進來的廠商，多半是來自東京都大田區的鐵工業者，主要是由於噪音、震動等環境公害問題，促使東京都政府有搬遷的構想，而業者也有明確的遷廠動機。但實務執行時，依舊得面臨政府處理中小企業遷廠經驗不足的問題，主要是公共設施及個別廠商實質應負擔義務的分配。中野豐說：「羽田鐵工工業區是海埔新生地，早期沒水也沒電，其實不易拉配線、水管。經過漫長遊說，最終相關管線鋪設成本，由東京都政府負責一半，廠商則負責另一半；而用電的部分，廠商則採用共同受電的方案，由協同組合負責分配。」

羽田鐵工工業區的廠商，就在日本政府規定的2年內遷廠完成。

在資金方面，主要是透過事業團建立的財務機制，建立一個長攤提、低利息的機制。以富士市浮島工業區（富士市浮島工業団地）為例，協同組合向會員收取會費償還貸款，在19年間還清貸款，期間跟會員收的會費大約是4億日圓，還完貸款後就無需再繳納會費。而建設廠房的資金，亦可由事業團以5％利率借貸給廠商；若符合中小企業產業升級的標準，還可以得到中央政府跟縣政府的補助金。

同時，協同組合的共同事業是有賺錢的，扣除人事費仍有盈餘。這些共同事業包括了電力、停車場，還有自來水廠、下水道、瓦斯以及貨運郵局，其中以電力收入最高。

廠商組織協同組合的方式，依各地的狀況而有不同，基本上日本全國各地的工業區，其內的廠商幾乎都屬同一個業種，但富士市浮島工業區並非單一業種。

杉山清是浮島工業區協同組合的名譽顧問，他是我們的參訪對象中，少數完整經歷集結廠商、籌組協同組合到今日的企業主。他提到當初有許多申請要加入工廠的財務狀況非常不好，協同組合的優點，就在於體質好的廠商可以扶持狀況差的廠商，大家一起組隊打拼。不過並不是所有申請者都能如願加入，杉山清回憶道：「我們初期有8個發起人，主要是透過商會作為招募的窗口，有100個公司申請說要進來。當初有幾個篩選的基本原則：廠商必須是製造業，但不排放高濃度廢水。因為工業區兩側都是河道，會汙染水質、影響農業。進來後可以利用事業團的制度，利率才5％，同時搭配縣政府提供的資金則是2.7％的利率。」

這樣中小企業的結合，到底有什麼好處呢？以實質結果來看，比起進入工業區之前，企業生產量或營業額多了2到3成，而且在區內廠商有彈性的互相支援與協力下，可以有效率地共同處理工業用排水，或一起處理好與社區鄰里關係。

在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京浜島中央鍍金工業団地協同組合），我們看到電鍍業的廢水如何運作共同處理設施，不全然依靠官方，而是展現出企業的能動性。

內藤雅文是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理事長，他提到這邊的工業區互相之間的連帶感很強，是因為二戰後初期，某電鍍過程需使用的原料有國外進口總量限制，中央政府在進行進口額度分配時，是以協同組合為對象，之後再由各組合內部自行協商，決定個別公司所能進口的量。由於這個歷史因緣，使得同組合內的廠商有著一定向心力，後來這個管制結束後，協同組合仍然保留下來，變成互相友好的公司、互助協力的機構。

1970年之後，日本發生頻繁的工業公害事件，開始建立公害防治規範。原本電鍍業廢水都放到河川裡面，在那個公害嚴重的年代，電鍍產業並未成為民間公害倡議的主要對象，但業者卻因這樣的氛圍選擇遷廠，後續並依法在遷廠時做好環工設備。

內藤雅文指出，在這個過程中，要因應汙水下水道相關單位的檢查，個別廠商要自己做有困難，當初大概50、60歲的同業前輩，決定向政府申請遷廠移轉到這裡，共同解決公害問題。

當時，京濱島已完成填海造陸，東京都政府規劃把有噪音、震動等問題的小企業集中在那裡。電鍍業者的申請，一開始是被否決的──因為耗水量比較高，且京濱島汙水處理設備能量不足，就算電鍍業者有辦法確保水源，電鍍廢水也得送到鄰近的昭和島的共同廢水處理設施，因此廢水放流量必須減少為原本的十分之一。

面對這個難題，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就找了學者、廢水處理廠商，一起研究如何把廢水放流量降到原本的十分之一。過程中，東京都政府有請大學老師協助，但所提出的建議都被業者認為天馬行空，往往只能靠這些業者自己不斷摸索，閱讀相關資料，才終於找到方法，解決用水量及電鍍廢泥再利用的技術。

為了要達到管制標準，廢水必須接管線連到共同處理設施，並要求個別工廠不能任意排放。每家工廠的廢水要輸送到廢水處理設施時，先儲存在儲藏槽，然後由協同組合的工作人員抽水到共同處理設施。透過這個方式，共同處理設施漸漸能夠達到標準，而上軌道後，就不會讓下水道局「刁難」。個別廠商的廢水先放在儲藏槽有個優點，可以依不同廠商的廢水性質，有效率的個別化的處理。

電鍍工廠集體遷移有其好處。在經濟負擔上，雖然個別工廠也可以做到，但集體遷移可以共同分攤，也互相監督對方，這讓工業區互相之間的連帶感，不僅是因為前面講到的歷史因素，也因為這樣一同努力想辦法達成目標而感情變好。

直到2002年，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才讓每個廠商都符合ISO的標準規範。內藤雅文對於ISO的理解是：「ISO決定這個公司明天會變成這個樣子」，因為ISO是訂一個粗略的目標，但要讓共同處理設施能夠運轉順利，京濱島中央電鍍工業區協同組合得訂定出很多不同的子目標，對每家公司訂出明確的目標，並加以規範。如此一來，才讓共同處理設施獲得ISO90001的認證。

之所可以達到這個狀態，總體來說，內藤雅文認為有三個要點：掌握各廠商營運現狀、財務資訊公開、廠商間本身就有友好的關係。也因為協合組合的公開，促進廠商彼此信任。

集體遷移之後，廠商的生產量或營業額多了2到3成，可以以此來償還遷移支出。而透過業者的自行研發，降低汙水處理費用，同樣也使業者負擔的成本降低。

除了這樣的內外分工，有許多地方政府願意積極任用調職至事業團的公務人員，促使環境規範的提升，促進產業升級，增加競爭力，並讓中小企業共同負起企業市民責任。

而在台灣，無論是環保署或者是經濟部，他們都是扮演類似管制端的角色，只是前者比較是「強管制」，而後者則是「弱管制」，而經濟部時常不斷地想將強管制的部分，調整為弱管制。或許經濟部會以台灣有「汙染防治輔導團」來與日本的「公害防止事業團」類比，但依據我們實質訪問台灣業者以及環保單位的經驗，汙染防治輔導團往往是在業者被裁罰後，到廠區進行環工設備的銷售，但常常規格不符其製程，讓輔導淪為形式。

對照日本的經驗，主要是讓廠商瞭解汙染改善的操作概念，聚合集結廠商，針對中小企業較分散的汙水、廢棄物課題，建立一個對話平台，讓業者、環工業者以及政府輔導研究單位協力，共同開發出最適科技且具經濟效益的處理設備。

台灣走過威權體制，在快速的工業發展過程中，許多的社會溝通、法規建制，往往由國家挹注行政資源解決，並強行排除反對者，因此民間社會常會說這是「鴨霸」，於是社會矛盾與衝突不斷加深，在民主化的當代社會，我們如何做出改變？台灣的業者是否願意往前走一步，踏入一個暫時撇除彼此社會角色仍充滿矛盾的空間，共同對話？

社會的進步，從來不是靠著什麼政治人物多進步，而是這社會願意將這些矛盾的價值放到同一個平台；社會的進步，靠著不是彼此的怨懟及忿恨，而是在種種矛盾下仍願開展對話。

我一直記得拜訪富士市浮島工業區時，廠商Sugiyama公司的老老闆，鞠躬感謝事業團的森嶋彰教授，不單只是處理產業問題、土地問題，更是與業者們一同處理社會矛盾問題。而在台灣當代的情況底下，問題加劇複雜，如何一步步解，仰賴政府、仰賴民間社會，更仰賴業者如何往前邁進，無論拿筆、拿鋤頭、拿板手，這社會應讓大家都是公平而有正義的。

如何借鏡日本，相關整體的配套仍待謹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