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號稱國際城市世界級金融中心，專業人材雲集，何以港府應對抗爭運動的方式，是如此野蠻粗暴及低劣，進退失據。從這場曠持日久的抗爭運動，看到香港已經由170年來大英帝國間接管治的模式，過渡到習近平帝國的直接管治模式。

2012年中共決定撤換特區領導人，不少人誤以為北京為了糾正前一任梁振英的極左政策，改走相對溫和政治路線，才欽點較為港人接受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接任，這個人事彷彿是2003年曾蔭權接替提早離任的董建華的翻版。林鄭月娥也聲稱自己會專注民生，減低社會政治爭拗、彌補撕裂等等，結果她上場後卻出現更極端的政策。

首先是取消當選議員資格擴大化，由2人增至6人，更在各級選舉（如立法會、鄉郊代表選舉）中引入政治思想審查制度。另一方面借反港獨的名義，收緊自由空間，以殖民地時代的惡法對付被指控為港獨組織的「香港民族黨」，驅逐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第一副主席及《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並訂立《國歌法》，將侮辱中共國歌變為刑事罪行。在政治融合以外，林鄭月娥亦大力推動過千億的東大嶼人工島計畫，配合中國大陸融入大灣區規劃；將中共龐大的過剩產能輸到香港，千億工程大部份由中國央企承建，賺取外匯，這種「一帶一路」模式，控制了香港公共財政資源的分配。

上述種種政策最令香港人不滿，全屬閉門黑箱作業，欠缺在香港特區政府及社會精英、各諮詢機制及專業團體的醞釀過程。有人從林鄭月娥個人強悍性格去解釋閉門造車式管治作風，但事實上，由《送中條例》修法可見，這種脫離本土政治精英階層，由上而下的施政方式，非關特首個人性格，而是北京直接管治香港的新模式。

過去兩年香港特區的管治綱領及具體施政，均是由共黨制訂然後交予林鄭月娥執行，所以才出現黑箱作業閉門造車情況。如果決策是源於香港內部，百年來政策皆有一套諮詢式政治吸納方法，如經過法律改革委員會討論、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等既有程序。《送中條例》修法之惡劣，是假借港人陳同佳涉台北謀殺案，以引渡時間緊迫為借口，繞過所有既定諮詢機制，突然推出，意圖在3個月內通過。香港本地利益相關者均反對修例，包括商界丶政界、新聞界、公民團體以至國際社會，這法例唯一得益者只有中共。

由於政策是由上而下，反對及溫和意見均被拒諸門外，而林鄭月娥在北京支持下，公然蔑視一切批評及修改建議，在立法會中指責修改建議全屬廢話。這並非單一個別事件，耗費巨大公共財政資源的東大嶼人工島計畫，其實是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智庫「團結香港基金」組織提出，政府主事官員發展局長在政策公布後，對財務狀況丶規劃大綱竟然一無所知。

由此可見，特區影響深遠的施政，已非源於香港內部決策系統，這與英治殖民地間接管治模式，有明顯分別。九七前的英治政府，總督雖然由英內閣委派，但其施政卻有真正高度自治，由本地殖民地政府公務員去制定，經總督會同行政局批准執行，香港在自治下才有空間發展出一套諮詢式參與程序，吸納本土精英意見，為殖民地外來政權施政，提供合法性基礎。

北京起用曾蔭權目的是為了緩和矛盾，爭取時間實施全面管治香港政策，擴大對特區自治的干預。除了特首與中央的關係，由禮節性述職變成實質上司下屬的工作關係。第二個重要改變，是加強中聯辦作為第二支管治隊伍角色。

2008年1月29日，時任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上撰發表文章《「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文中強調香港在英殖民時期沒有自治權，港英當局是管治香港的唯一政權力量；而九七回歸後實行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根據鄧小平強調的「在中國的管轄之下」，為切實推行管治工作，應在香港設置第二支管治力量。第一支當然是 「香港特區建制隊伍」，第二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意指港澳辦、中聯辦等部門。雖然中共從來不承認曹二寶「第二支管治隊伍論」，但事實上卻在過去十年，正以落實「全面管治權」的名義在實施。

2005年起，中聯辦通過協調建制派候選人的名義，執行政治賞罰，一步步控制議會及地區派系椿腳，他們也利用問責制滲透行政機關，在經濟上加快兩地融合，大規模執行跨境基礎建設，開放大陸的自由行，令香港經濟命脈愈來愈依靠內地。在意識形態上，則大力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宣傳大陸經濟成就及民族復興。在2008年京奧前，北京對港政策所以成功，並非香港人已經「人心回歸」，支持中共領導偉大民族復興，而是走出亞洲金融風暴，全面經濟復甦下，人人感覺良好。

2008年京奧前夕，民調顯示香港人對北京中央的支持度達到歷史高峰，甚至超越特區政府。一切轉變來自2012年北京及特區同時進行領導人更替，習近平同梁振英上場，中聯辦第二支管治隊伍終走上台前。梁振英當選翌日立即高調到中聯辦謝票，梁振英執行香港共產黨幹部的極左政策，加上中國強硬鎮壓維權運動，意識形態控制加劇，香港人與中共之間已經失去互信，結果2014年因為爭取真正雙普選而爆發了雨傘運動。這場七十九日的佔領抗議行動被北京用冷處理方式拖死，但由於政府及抗爭者均自我約束，沒有大規模流血衝突，2014年9月28日發射催淚彈後，鎮暴警察便退場。

北京自恃已經看穿了港人抗爭的底牌，認為不外如是，於是這5年下來全力在政治上收縮自治、以至自由空間，包括在各級選舉中引入參選人思想審查機制，為中共國歌進行立法，將侮辱國歌列為刑事罪行；中聯辦官員成為議會操控黑手，驅逐《金融時報》編輯、重判雨傘運動領袖，其中旺角騷亂本土派領袖梁天琦被判刑6年。中共認為他們在特區這場尖鋭的政治鬥爭中已取得全面勝利，於是支持林鄭月娥用快刀斬亂麻方式通過《送中修例》的修例。

2018年底，林鄭月娥上京述職，得到習近平以「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誇讚。林鄭月娥達到了政治生涯的高峰，也種下了2019年的政治死亡。她以為《送中修例》不過是一地兩檢法案審議的翻版，泛民的反對力量渙散，傘運後社運分裂，本土派同民主派互相攻擊，所以可以採取「快刀斬亂麻」快速通過。

北京同樣也深慶得人，北京幕後操盤，再交由林鄭月娥這位能吏打通港府各關節位，政治工作由中聯辦負責，控制議會、媒體及商界，支持修例工作。這種模式再繼續多三年，就可以一步一步完成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而最後一步就是23條的立法。

事實上中共早已拋棄一國兩制幌子，即使有一套所謂《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府體制，但幕後操控的已是黨國機器，他們正以極端手法管制香港，《送中條例》修法也因此沒有什麼談判空間可言，因為林鄭月娥名義上是特首，但實際只是個台前代言人。在有恃無恐下，6月9日百萬群眾上街，正因背後有中共撐腰，導致她無視民意沸騰，認為只要强力通過，鬧兩鬧後便回復正常，尤如一地兩檢，只要能通過審議就成功。結果送中觸發的恐共情緒一發不可收拾。

這種絕望下的反抗，產生了兩大影響深遠的後果，首先是香港問題國際化，成為中美角力的一張牌。

由於警察暴力鎮壓令國際震驚，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達成共識，支持國會參眾兩院快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11月初，警察進攻中文大學引起國際傳媒嘩然，法案迅速通過參議院，美國總統川普在11月底簽署生效。中共面對這條美國法案無計可施，只能咒駡，港澳辦發表聲明指美國國會「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凖則」；北京祭出的反制措施，只不過是禁止美國6個民間團體入境。

這是1997年之後，首次美國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中共一直反對香港問題國際化，對任何外國政府的批評，一概視為干涉內政，即使英國是《中英聯合聲明》締約國，也被北京指責不容說三道四，官方更多次公開表示《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獻，沒有約束力可言。

而美國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正打得難分難解，面紅耳熱，林鄭月娥適時送上這張「香港牌」，美國趁機而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制裁機制，是當香港失去高度自治時，美國會取消有別於中國的一套對港政策，包括獨立關稅地位及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這是自1992年《香港關係法》通過之後，美國再進一步加強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國際監督角色。

香港人本來對於「香港問題國際化」存有戒心，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民主派領袖李柱銘主力爭取國際支持，監督北京對港政策，《香港關係法》就是他推動的成果，當時中共官員及親共媒體力斥他為漢奸賣國賊，香港主流民意對此採取冷淡態度。時移勢易，今天《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背後有大量香港民意支持，紛紛向白宮進行聯署爭取，這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心態的徹底改變，認為北京已經背棄高度自治承諾，香港人只有向國際求助，靠外國勢力制衡中共。法案將香港納入了美國亞太戰略規劃之內，這是香港問題從未有過的新形勢。

第二個深遠影響是由「民主抗共」過渡到「民粹抗共」。中共以大中華民族主義進行的統戰策略完全破產。

自1949年以來，香港是中國政治動盪的避難所，對於5、60年代持續政治運動，被標籤為黑五類的「國家敵人」用各種方式偷渡來港，1957、1962、1972及1979的4次逃亡潮，人數達幾十萬；這些逃難來的人本身存在「反共」意識，但同時又有民族主義，這形成了九七前香港對主權移交的矛盾心態──既對中共不信任，但又支持結束殖民地，有民族主義又不認同爭取獨立。於是在六四後催生了「民主抗共」、「民主拒共」的主流論述，認為香港在英治時代建立一套選舉及議會民主體制，便可以抵拒主權移交後中共的干預。

主流民主派支持民主回歸，反對台獨、藏獨、疆獨及港獨。但由於中共刻意拖延香港民主進程，民主派逐漸失去了年輕人支持，九七後出生的香港人，抗拒中國人身份，認同香港人身份，這成為香港本土認同運動的基礎。雨傘運動後，對中共及其代表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更加反感，本土運動對學生影響很大，他們存在強烈反中情緒，否定過去泛民與中共既鬥爭又合作的關係，認為應該高舉反共旗幟。這種視香港人為命運共同體，中共是外來入侵者的想像，在反送中抗爭運動中向全社會擴散，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計劃在2019年12月的調查，就「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作出分析，狹義或廣義自稱「香港人」有78％，是1997年有紀錄以來新高，相反廣義自稱「中國人」是21％，則是1997年來新低，更驚人的發現是在18至29歲受訪者自稱「中國人」僅2％。這種香港人認同是一種民粹，他們擺脫了過去精英對中港關係的論述，訴諸於一種基於受外來壓迫，蒙受苦難，奮起反抗的情感動員。

國際化及民粹抗共，令中港關係出現了範式轉移，而中共的直接管治模式，又會令民粹抗共進一步升級，往後北京只會持續收緊對香港全方位控制，強硬路線持續一段長時期，特區政府傀儡化被全面架空，以中共公安、國安、政法委系統的官員取代國務院官僚，主導對港政策，以政治手段解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雙方都在激進化，下一波的衝突，可能會比反送中運動更激烈，甚至更血腥。

（閱讀原始英文版，請點：Simon Lau: Say Hello To China's New Model For Controlling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