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能否出國領獎，是中國的政治溫度計。

這一次，楊繼繩再次因他厚達80萬字的紀實作品《墓碑》成為焦點。2008年《墓碑》在香港出版以來，已歷10次再版，得到各界重視；2013年《墓碑》曾獲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2015年瑞典史迪格．拉森獎（Stieg Larsson Prize），但當時的他得以親臨瑞典頒獎典禮。此次，則是獲得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基金會（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頒發獎項，但他被禁止前往領獎。

不過，楊繼繩所擬的獲獎演講致詞卻在網上大為流傳，文中「記者是真相的保衛者」與被禁止出國的境遇實為強國諷刺。

楊繼繩，1940年出生，1968年清華大學畢業後進入新華社工作，2001年退休，2003年擔任《炎黃春秋》副社長直到2015年離任。這份刊物也因經常議論共產黨歷史與人物時而受到官方注意。

上下兩冊厚重的《墓碑》，寫作動機先是為父親立碑。1959年，楊繼繩就讀高中時父親餓死，生前兩個月腿部已經浮腫，這是飢餓的典型症候，當時的他並不認為這和時代有任何關連。

楊繼繩自小少先隊、共青團，大學時成為共產黨員，篤信共產主義理想。然而，30多年後當他在省級檔案館裡透過浩瀚的會議資料、調查報告還原當年政治社會局勢、地方景況以及對親歷者的訪談後，他確信父親的餓死不是個案而是當時農村普遍的共通遭遇，《墓碑》也成為千萬餓死者的墓碑。

媒體對《墓碑》的報導，多集中在楊繼繩所提出的1958年至1962年大饑荒期間3,600萬人餓死的數字，對於這個驚人的數字，他在書中也給了形象的比喻，例如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長崎原子彈死亡人數的450倍。數字之外，更是因饑餓吃樹皮、吞沙子甚至數千起人吃人的人間慘狀。

楊繼繩的書在中國被禁，中國政府不願他接受美國表揚，這都與中國政府如何記載、詮釋，並希望外界如何理解大饑荒悲劇有關。翻開目前的教科書，可以看出端倪。雖然中國從小學到高中的教科書雖都是多種版本，但教科書的撰寫與審核有相當嚴格的政治標準，可以說，教科書再現官方觀點。

歷史教科書裡找不到大饑荒的敘述，只有描述同時代的政策失敗。底下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國近現代史》（下冊）的描述：

在這裡，根本沒有觸及到大饑荒問題，對毛澤東的定位也是在「有過」與「糾正」中力求平衡。事實上，教科書的這段描述，沿襲自1981年共產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因此可以說，35年來大饑荒並未出現在共產黨文件與教科書中。

那麼，《墓碑》又如何論述這一段歷史？

《墓碑》的副標題──「1958年到1962年中國大饑荒紀實」，字裡行間已點出全旨。不同於教科書所說「1959年到1961年的嚴重困難」（中國另有三年困難時期的說法），楊繼繩將大饑荒的起始點前移，同時將結束點後推一年。

1958年，毛澤東開始站在共產黨權力的制高點，這一年，「大躍進」起跑，也就是激進向社會主義躍進的運動。大躍進的出現，意味著中國與蘇聯互別苗頭，1957年蘇聯提出15年超越美國的口號之後，毛澤東也旋即宣示「東風壓倒西風」、15年內超越英國。

大躍進不是單純的生產活動，而是全民狂熱的政治動員。為了超英超美目標，開始全民煉鋼，家家戶戶拿鐵鍋、拆鐵門將之在小火爐上煉鋼。《人民日報》乃至地方報紙的頭版新聞，經常就是某某生產隊鋼鐵或農作又高速生產。此外，文化群眾運動也是大躍進的一環，其旨在創作大量歌頌大躍進的「紅歌謠」，這些歌詞內容千篇一律，例如「共產黨是紅太陽」、「東風壓西風」、「社會主義是天堂」等。

然而，大躍進所許諾的社會主義天堂如何墮入大饑荒的地獄？

趕超、躍進的激情當中，中央官員不斷上調生產指標，基層幹部也無所不用其極，用盡手段對農民超額徵購餘糧，表示超速生產成功；然而，這些浮誇的數字其實都是壓榨農民將手中所有的糧食全部交出。為此，部分地方還出現農民不交糧食，便予以棍棒毆打至死的案例。

此外，儘管農民瀕臨垂死邊緣，仍有官員中飽私囊，奢侈地享受食物。更嚴重的是，浩劫之際，地方的糧倉其實仍有大量囤積的糧食，甚至中國政府仍提供食物援助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兄弟國家。

《墓碑》止於1962年，一方面，饑荒人數開始下降，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另一位領導人劉少奇，在7千人大會上公開批判大饑荒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此刻，大躍進才告結束。然而，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批判，又為日後共產黨高層的鬥爭埋下伏筆。值得注意的是，《墓碑》並不僅於勾勒大饑荒慘狀，最後回歸中國政治體制中的糾錯機制能否出現，徹底杜絕因政治強人極權而起的體制崩潰。

在民間與學界，研究討論大饑荒者大有人在，不過，《墓碑》卻是最為鉅細靡遺的完整作品。8年來，中國讀者或購自香港或上網下載，《墓碑》在中國的存在已是公開的秘密。

值得討論的是，為何2013、2015年楊繼繩都能到國外領獎，獨獨今年不行？

楊繼繩2月獲獎前數日，共產黨下發的文件應是根本原因。這份文件規定退休幹部與黨員，在政治上與習近平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嚴格遵循出國審批程序、禁止參加宗教活動等。規定頒發之初，一般認為這是針對大量退休幹部與黨員在信仰匱乏的年代裡，成為基督教等教徒而來。不過，嚴格審批出國程序的規定，「意外地」限制了楊繼繩的受獎之行。

只是被颱風尾掃到的意外嗎？這個規定的背後之意是習近平限縮言論空間的一環。2012年年底習近平掌權以來，有意識地針對不同領域頒行辦法，逐一限縮言論空間，從大學、媒體甚至退休幹部皆然。

值得注意的是，辦法的頒行是國家機器力量的直接介入，此外，媒體也在側翼推波助瀾。楊繼繩無法出國領獎之後，《環球時報》也發表〈對西方獎項多一些心眼不過分〉，直指楊繼繩的作品別有用心，作品談的不是歷史而是政治。

《墓碑》無法在大饑荒的事發地中國出版，本已荒謬，而今，《墓碑》再被指為西方勢力有意的拉抬。就這樣，將近60年前的浩劫就這麼被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