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的公投落幕，有關婚姻平權的公投結果引發了熱議。但不同世代的同志，對於這份公投結果，有人感到悲憤、崩潰，特別是身處社群網路與通訊科技發達的新生代同志，但也有老一輩的同志覺得台灣的進步其實很快。

1980年代末期，台灣同志運動萌芽，那時的社會對同志陌生而充滿偏見，大多數的同志謹慎隱密地躲在暗櫃裡，不與人說。2003年後同志遊行展開，讓散落在台灣各個角落的同志個體獲得堅定的支持與安慰。隨後同志平權運動者祁家威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請願，眾多民間同志團體開始串聯，他們走進公共領域，爭取同志的平等權利。「多元成家立法草案」終於在2012～2016年的反覆修訂與爭吵辯駁中孕育成形，2017年大法官釋字748號通過「同性兩人婚姻自由」的釋憲，尚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權的《民法》終於鬆動。

我們採訪了出生於不同時代的三位同志朋友，他們分別成長於同志議題噤聲、萌芽、熱議的三個時期。希望藉由這三個故事，重新回到時代的紋理，帶領讀者認識不同世代同志們身處的大小社會。

在傳播媒介單一、資訊還不暢通的1950與1960年代，西方的「櫃子」一詞還沒有傳入台灣，當時也還沒有「同志認同」的概念，老年同志們往往認為自己的同性性傾向是不正常的，許多老年同志在年輕時沒有出櫃，多是在懵懂的狀態下走進婚姻。1980年代媒體報導將愛滋病因歸咎同志，對同志族群貼上了「危險」的標籤，也把老年同志推向集體噤聲。

61歲的Oliver便是半生隱匿在「婚姻櫃子」裡的「老同志」。

看著電視上轉播著公投的結果，Oliver嘆了口氣。雖然小兒子Budd在選前幾天便預測這次公投會大輸，自己也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但看著近乎3倍的票差，雖然感到些許悲傷，但對Oliver而言，是由完全黑暗年代裡走來，隨即看到的是30、40年逐步累積的光亮，公投後他在Facebook上寫下：

「很多朋友在公投結果出來後，非常難過喪氣，但是我覺得在大家的努力下，能有三百多萬人出面力挺，實在是很難得⋯⋯三百多萬票，好大的力量，已不容人忽視，大家不要氣餒，繼續加油吧！（每三個人有一人支持同志，哇！）」

61歲的Oliver曾有過一段10年的婚姻。在當時資訊有限且保守的社會風氣下，出櫃是不曾想像的。他們也被推擠跌撞地進入異性婚姻的長隊。

「那個時代很封閉保守，沒有公投可以表達、沒有遊行、沒有什麼性別教育，很多人可能聽都沒聽過出櫃這種事情。」當時能獲得資訊的管道很有限，沒有智慧型手機和交友軟體，僅有的同志資訊是隱藏在雜誌《愛情青紅燈》最後的交友資訊，而當時少有的同志景點是台北的新公園，也就是現在的二二八和平公園。感情的培養也只能靠著一來一往的信件和漫長的等待，「那個年代沒那麼多誘惑，也沒那麼多想法，你就跟著安排走入婚姻。」

Oliver出生於新竹眷村，身為軍人的父親對他一直有著嚴格的要求，進入異性婚姻一部分是因為父親的期望，而另一部分，則是他當時對於老年生活的恐懼。在婚姻生活中，他的同志身分祕密，常讓他有種鴕鳥心態，就像是把頭埋進沙子裡，妥協而接受感情裡的一切──一切的差異、背叛、出走與無奈。

2016年，Oliver在Facebook上公開發表了一篇由小兒子Budd撰寫的〈我的同性戀爸爸〉一文，身邊的親朋好友得知了Oliver的同志身分。Budd在這篇文章講述Oliver如何獨自扶養兩個孩子，寫著：「孩子們需要的成長環境是關愛，而不是模組化的一夫一妻的家庭結構。」父親的同志身分，並沒有給兄弟帶來不好的影響，他覺得，Oliver就是爸爸，而不是「同性戀爸爸」。

Budd原本計畫要將文章匿名投稿給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主辦的「讓愛自由故事大募集」活動，讓更多人在婚姻平權議題裡聽見同志家庭孩子的聲音，文章後來未被採用。當Oliver要將這篇文章PO在自己的Facebook上時，Budd卻拒絕了，因為他沒有想要公開父親的身分。Budd害怕直接曝光自己和家人，會招來不必要的攻擊，也很難預測反同團體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

不過，即使Budd再三告誡，Oliver還是在自己的Facebook上公開發表了文章，當時的他覺得，自己59歲了，對於他人的評價早已不在乎。那一晚，他在Facebook上發文，「現在的我再也不必戴面具面對老友了，真好！」

文章PO出去後便迅速在網路上流傳，Oliver回想那一天：「一覺醒來，世界都變了，一萬多個讚，還有很多的分享和評論。」但也正如Budd所預想的，攻擊的聲音緊隨其後，他們評論：「同性戀的爸爸，兒子長大也是同性戀」、「爸爸出櫃，再帶個男媽媽回來，孩子怎麼辦」、「我反對同性戀認養小孩，或是用醫學達到生育下一代，相愛是兩個人的事，但小孩不是兩個人的事」、「同志合法將帶來販賣兒童」、「有同性戀（父母）長大的孩子說自己很不幸福」等批評。他們認為同性戀的父母無法幫助孩子培養「正確的」性別認同。

早在20多年前，Oliver便向孩子坦承了自己身為同志的身分。當時兩個孩子都還在讀國小，自己也已和前妻離婚。他的出櫃是在一個平常的傍晚，Oliver開車和孩子們一同回家，途中他將車停在路邊，對孩子們說：「有件事情想告訴你們。」Oliver曾想過孩子們可能會有的反應，但沒想到在他沒說出口時，孩子們便先說：「我們早就知道啦，爸爸是gay，可是那又有什麼呢？」事後Budd回憶，兄弟倆很早就透過父親和他陰柔的朋友們中，知道這群照顧他們的父輩可能有的祕密。

雖然和兩個兒子已經討論過自己的同志身分，但是在家族的聚會上，大家還是會默契地迴避這個話題。Oliver也說，前陣子因為公投，LINE的家族群組裡，每遇到一些親戚在群組中發表反同言論時，由於不願和親戚撕破臉，他總是選擇隱忍，直到後來當晚輩們紛紛站出來為平權發聲時，他才終於忍不住，在群組裡舉了一個例子：

一架飛機上有500個乘客，其中有40個要求素食餐，其他大部分的人要葷食餐，請問航空公司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1. 大部分人吃葷為什麼這40人要找麻煩，對不起只有葷餐，吃與不吃隨你便。 2. 來個公投大家來決定要不要給這40個特立獨行的人準備素食餐。 3. 請這40個人換另一個吃素的班機。 4. 為了公平的用餐權益，同時準備兩種餐。

現在Oliver遇到反對婚姻平權的言論，會選擇站出來，為同志們發聲。在家具行工作的他，也曾經遇到同事在議論著同性婚姻，他說：「其實現在很多人還是過去那個最傳統的想法，依舊認為兩個男人在一起是不道德的，是會得愛滋病什麼的。」甚至有一次在小學同學的群組中與同學爭論，Oliver最後竟被同學們踢出群組。他雖然有些失落，卻不後悔，「我們爭取婚姻平權，是因為要不要結婚是我的事情，是我的選擇，而不是別人來決定我是否可以結婚，也不需要得到別人來批准，因為這是人權的問題。」

Oliver和現在的伴侶已相識近10年，不過談到婚姻，他覺得自己不會結婚，但是將來有一天老了，會彼此扶持，相互照顧。

經歷了同志從被他人鄙視、排擠，Oliver認為，現在同志終於逐漸被台灣社會認同，也終於在《憲法》中被保護了。對於公投的結果，Oliver樂觀說：「即使這次輸了，但已經有300萬人支持我們，這是一個強大的力量，以後也還會更多。」

對比老年同志的懵懂與掙扎，在1980年代後期進入青春期的中年世代，同志們從集體噤聲中解放出來，他們經歷同志運動的組織化、校園中的同志社團也逐漸成立。這個時代中的同志，大多在大學有了同性戀愛，在確定自己是同志後，嘗試出櫃，有人獲得了家長的理解，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幸運。何語蓉就是先走進異性戀婚姻，最後百轉千折再回來面對自己的例子。

41歲的何語蓉，是2018年歐巴桑聯盟的台中市議員參選人，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3年前，她與丈夫離婚，結束一段12年的婚姻。3年後，她以拉子單親媽媽的身分參選市議員，而性別平權是她特別強調的政見。

在大學校園對於同志逐漸變得友善的環境中，何語蓉並未擔心自己的同志身份會帶來困擾，當時也和一位女生交往。不過，當她選擇把同志身分帶回家庭中，父母的反應卻重挫著她的認同。

「我好像做錯一件什麼事情，讓我媽也不是責怪我，而是大部分的時間和力氣都拿來責怪她自己。」她的母親認為是自己的失職，怎麼讓女兒變成了同性戀。何語蓉沒料到從小給予她自由空間的母親，會因她的出櫃如此自責、恐慌。

面對母親的自責，何語蓉也慌張了，內心的脆弱令她想著：「我是不是真的不正常？那到底什麼叫正常？我有可能變正常嗎？」

母親的否定，讓當時的她更想和伴侶確定彼此的關係。但她的伴侶也出現擔憂與猶豫，「我的伴侶就是會覺得，當時對她來講，她也沒辦法承擔在一起後，就要跟父母親們決裂的風險，」何語蓉說，當時她的情緒是無比憤怒。

不斷的自我懷疑，加上當時對伴侶的情緒，使何語蓉後來決定步入了一段長達12年的異性婚姻：「我在婚姻裡很努力配合另一半，但是這麼多年下來，最後還是離婚，而且最後還是他外遇。」回想過去的婚姻，她認為自己努力配合，嘗試扮演好太太、好媽媽，和丈夫之間卻存在一段距離：「真的有些東西，就是我們兩個人，做了所有戀人會做的事，但我們其實不相愛。」

婚姻關係的結束，也是她重新探索自我的開始。「沒有自己的愛，是得不到愛的，如果你在愛的付出裡面，你沒有你自己，你始終是不會有愛的。」何語蓉花了一、兩年的時間，學習接納自己，「我為什麼要一直做社會期待我的事情、父母期待我做的事情？我到底是誰，我可不可以完全地接受我自己？」

過去在婚姻中，她總是刻意避開與同志來往；離婚後，她認識愈來愈多的同志朋友。「我發現那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這是普遍在同志圈子裡，大家常會面臨的處境。」

她選擇打破20年的沉默，決定出櫃。

「我一個人的故事，我是會死的，我帶著這個故事進墳墓就沒有了。可是故事就是一直在上演，那到底有沒有人願意好好叫社會大眾來正視這些事情，然後來對話呢？」

2017年，她站上同志大遊行的舞台上，牽著9歲的女兒，向眾人公開出櫃。女兒緊握著她的手，讓她擁有足夠的勇氣站在舞台上，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

同樣地，決定代表歐巴桑聯盟參選地方議員，也曾讓何語蓉感到擔憂。「如果我說我結婚，有兩個小孩，那我不會恐懼；但如果說我離婚，我是一個同志媽媽，我很恐懼，為什麼呢？」她意識到社會對於同志族群的負面標籤，以及對於同志的不友善，所以即便感到害怕，也依然選擇要進入公民場域為同志發聲。

何語蓉認為，如果台中市真的有一位同志媽媽成為議員，之後談論學校教育時，就更有機會被書寫進去。相對異性戀者，同志似乎得要藉由許多正面的故事，才能證明自己值得被肯定，這過程雖辛苦，卻是一條必經的道路。

競選期間，她走入街頭巷弄，宣講性別平權與自己提出的政見。曾經有幾位路人上前指責她的輔選團隊，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化將加劇台灣少子化，或導致愛滋病氾濫。「有一個是罵完就走，就來不及了，其他就是立刻在現場解釋、釋疑。」

對她來說，沒有一次上街，是真的能完全戰勝恐懼。「選前每一天要上街頭做短講前，都還是會害怕啊，你會幻想會不會有人經過你旁邊，跟你說，死同志不要出來選之類的。」

在她公開出櫃後，許多同志朋友主動向她表達感激與鼓勵，認為她的故事發人深省。一次受邀到高中演講，她的故事更激勵一位高中老師向班上同學出櫃，和她一同訴說自己身為女同志的故事。

20年前，向母親出櫃失敗的經驗，讓何語蓉選擇進入異性婚姻，符合父母的期待；20年後，她藉由自己的故事，幫助其他同志能夠面對自我。她的母親也接受她和現任女友的感情，甚至會開起玩笑說：「我家4個女兒要跟男生，我都寧可她們跟女生在一起，這樣子妳會覺得我很奇怪嗎？」

談起選舉及公投結果，她說對公投結果的那個失落，大過於自己選舉的勝敗。不過她也認為，價值觀的改變確實需要更長時間的衝撞。療傷過後，她要繼續回到公共場域發聲。即使有挫折、有恐懼，原先的倡議和價值不會因而停止。

相較中年或老年同志，「自我認同」對新生代同志而言似乎不是主要的困擾。他們是21世紀的網路原住民，十幾歲便開始在社交軟體上認識同志朋友，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也早已接觸了性別平等教育。

31歲的Walis成長在同志運動蓬勃發展。歷經台灣同志大遊行從最早的1,800人增加到現在的3萬多人。但是，城市中熱烈的同志運動氛圍卻似乎難以進入他的保守的家鄉。

2015年，Walis代表高雄同志熱線參與台中同志大遊行。遊行結束後，他來到了距離台中僅一溪之隔的草屯鎮，回到他的家鄉。夕陽西下，正是晚餐時間，草屯窄窄的街上充滿家家戶戶用餐的歡笑和飯菜香。他慢慢踱步到門前，家裡燈火通明，大門開著。隔著一層毛玻璃，他看不清屋裡父母的身影。

那一瞬間，Walis覺得時間彷彿靜止了，許多回憶湧上心頭，他想起兒時與父親一起顧店，想起母親帶他和弟弟一起去打電動的情景。只要再往前邁一步，就可以回家，但他終究沒有勇氣跨出那一步，默默離開。Walis並不知道父母有沒有看見自己，也特地戴上了口罩：「我不想被家人給認出來，因為認出來之後，我不知道如何去跟他們回應。幹，我不知道這樣回來走一遭，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可是我又好想回來走走我的出生地。」

如今31歲的Walis，已經有5年時間沒有回過家。有家歸不得，而阻擋他和父母之間的那道牆正是他的同志身分。

「第一，你不用再回來；第二，戶口名簿你會被除名；第三，族譜上面不會有你的名字；第四，你永遠都不是我們家的人。」26歲那年，父親知道Walis是同志後，生氣地對他說了四句話。這短短的四句話就將Walis阻擋在家門之外。

不過這並不是Walis第一次因為性傾向而與家人產生衝突。15歲那年，母親發現了他寫在筆記本上和男友的感情故事。由於Walis的母親13歲就開始在工廠當女工，婚後便成為了全職家庭主婦，教育程度只有國小畢業的她，不理解整篇故事的意思，只好用螢光筆畫出「男朋友」、「口交」等關鍵字，來推斷文章含義。看到圈出的關鍵字佔滿整本筆記時，母親邊哭邊質問Walis是不是同性戀。面對崩潰大哭的母親，Walis謊稱裡面的內容都是看了小說後才虛構的，並不是真實的。

Walis的否認雖然暫時緩解了家庭風波，卻也讓他開始掩藏自己。從15歲到25歲，整整10年間他都在扮演異性戀。出了家門，他能做自己，但回到家時，他便模仿兩位異性戀弟弟的行為舉止，改掉雙腿併攏的坐姿，換成像弟弟一樣腿張開翹腳的坐姿，以符合父母心中「陽剛男子」的樣子。

但做自己的代價卻是要承受外界的歧視。Walis高中時因為自己的陰柔氣質，常常遭受同學的霸淩，被嘲笑是「娘娘腔」。Walis說在他的家鄉，人們多從事農業，或是開一家店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簡單。這裡並沒有管道讓人們深入暸解同志議題，「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不瞭解。」

偽裝了10年實在是太累了，所以當26歲父親發現他在Facebook加入「彩虹人力銀行」社團時，再次激動地質問他是不是同性戀時，厭倦帶著面具生活的Walis決定向父親坦白。

當時Walis重考後正在高雄念大學，當晚他寫了一封家書，在Facebook上傳給父親：「今天會想講是因為性向這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圍繞在我們身邊，每次發生都是雙方不開心的結果，這次我選擇對你們公開承認，我不想因為我喜歡誰、我愛誰，而去破壞我腦中想要的家庭和諧。」Walis在信中表明自己的同志身分，並希望父母能夠理解自己。但身為退伍軍人的父親，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甚至不再將他當作家人。

接到父親回覆的時候，Walis正在餐館打工，他躲到廚房哭了一場，覺得自己就好像白先勇筆下的《孽子》李青──因為被父親發現喜歡男生，李青在棍棒之下被趕出了家門。父母的不理解讓Walis很低落，甚至曾有過輕生的念頭。

當時他試圖打電話給高雄同志熱線傾訴，卻一直是忙線。打不通熱線卻給了他另一種啟發：「電話一直打不成，我覺得無法被接住，那倒不如我去學習如何接住人。」他開始擔任高雄同志熱線的志工，增添志工的人力，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在第一時間找到傾訴對象，獲得幫助。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個爸爸在電話中就一直不斷地問：『我兒子到底可不可以變回異性戀？如果我讓我兒子去花錢找女性性工作者來跟他發生關係，那我兒子是不是就會變成異性戀？』當下聽了我會覺得跟我爸、我媽某一塊很像，他們都深處在很大的情緒風暴裡面。」

最後，在Walis的勸說協調下，那位父親開始與同志兒子理性溝通。

幫助別的同志家庭達成互相理解的過程中，他覺得自己也被療癒了。不只是同志熱線，Walis也透過國中、國小的演講，讓更多櫃父母可以更理解自己的同志小孩，幫助不少同志家庭。而那些無法從自己父母獲得的認同，卻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得到了補償。

現在，Walis因為工作的原因從高雄來到了台中，一邊在全家打工，一邊參與中部地區的同志運動。他加入台中的歐巴桑聯盟，並計劃以歐巴桑聯盟成員的身分競選下一屆台中市議員。Walis認為，歐巴桑聯盟在性別議題的政見還能夠增加，因此想要親自參選，宣傳禁止歧視性語言，並且進一步推動性別平等。未來，Walis還將繼續推動更多關於同志議題的運動，他規劃要搜集台北以外地區的同志故事、二二八時期的同志故事，讓更多非主流的同志故事能被看見。

同志運動愈走愈前面，但面對著自己家庭中衝突，Walis卻仍然不知該如何處理。他能做的只有每次在Facebook上發佈同志相關的文章時，刻意設成「公開」，希望父母看到這些貼文後，能夠知道同志運動是有意義的。

離家後，Walis只回過草屯鎮三次，次次過家門而不入。談起對家鄉的想念，Walis說他是「意識上不會想念，但潛意識上會想念。」家鄉時常跑入他的夢中，尤其是在過年的前夕，會夢到草屯過年熱鬧的景象，菜市場裡充斥著叫賣聲，夾雜著各種食物的香味；過去Walis家都會舉辦十幾桌的流水席，大家熱鬧地聚在一起。「回想這個夢，我猜可能在理智上是不會想要回去的，可是潛意識裡，我還是很思念過去的時光。」

近年春節，Walis都是一個人在高雄。他會提早準備好一個星期的菜，一個人窩在家裡，哪也不去。跟他一起投身同志運動的朋友已經開始規劃過年回家，興奮地商量著要訂哪一家的合菜，當他們問到Walis時，他笑著說：「我不需要什麽合菜啊，我只有一個人。」

三位不同世代的同志，各自以不同方式經歷了「出走」、之後再選擇坦然正視，更親身投入同志運動的這段過程。

面對各世代同志面臨的課題，36歲的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精神科醫師的徐志雲有深刻觀察，特別這次公投後對新世代的同志而言，是相當大的打擊。徐志雲說，公投前，一大批原本沒有計劃出櫃的同志選擇以出櫃的方式來拉票，「他們簡直就是用自己的人生遭遇，和自己的同溫層下去賭！既要處理公投的議題，還要處理出櫃之後的家庭風暴。有人極失落和痛苦，甚至有輕生的念頭。」他解釋，「像是公投平權案中，愈常泡在Facebook上看到這些議題的人，愈容易接收到極端的訊息。那些更有針對性或者是更極端立場的互相謾罵，更容易被推到自己面前。」但也正因此，他們的情緒更容易遭受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