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19疫情最嚴峻、民眾最焦慮的時候，台灣的心理諮商服務被迫中斷，這樣的險境，正是因為政府對「通訊心理諮商」設下了一堵高牆，讓心理治療所、諮商所無法及時提供服務給民眾。為何申請通訊諮商像打仗一樣，機構被衛生局處退件頻繁？患者的隱私、資安、相關倫理的卡關外，中央與地方政府還有什麼顧慮？當不少國家在疫情時，敞開通訊諮商管道服務民眾，我們可以做些什麼，讓心理師、讓需要的民眾，穩定下來？
一直很猶豫在這樣緊張的時期該不該問這個問題。也很怕造成大家的困擾。學校的輔導中心因為疫情也不能預約初談了，我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2021年5月25日 Dcard）
最近狀態一直很不好⋯⋯心情起伏會很大⋯⋯有去找學校心理師過，但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結束了⋯⋯現在覺得美工刀在手上滑的感覺有點舒服吧⋯⋯（2021年6月9日 Dcard）
而這樣令人憂心的處境，正是因為台灣對於通訊心理諮商（包含電話諮商、視訊諮商）長期以來的重重限制。
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諮商全聯會）統計，目前全國約有5萬名接受心理諮商的個案，因為疫情嚴峻，多數選擇避免外出進行面對面諮商；此外，台灣普遍缺乏通訊諮商的管道，而讓需求者的心理諮商被迫中斷。大學諮商中心紛紛貼出「暫停服務公告」，許多心理師根本來不及和學生說明該怎麼銜接就暫時終止服務。
Facebook粉專社群「心理師的宵夜Tan」（下稱宵夜Tan），一位心理師匿名投稿，他憂心忡忡寫著：「有的單位也將未成年的個案暫停，孩子們連選擇的權利也沒有⋯⋯，父母親又如何和孩子好好的朝夕相處？」目前學校端一樣無法使用通訊諮商，僅能打個電話問問孩子的近況。
「通訊諮商的需求很急！超急！」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黃楷翔、小宅心理諮商所所長說，即便不是為了疫情，現在的人出差、外派、調職、搬家都是常態，通訊諮商不僅僅是為了方便，更是讓個案可以接受穩定的心理支持。黃楷翔說，心理諮商並不是耳鼻喉科，不見得能就近找，因為它非常依賴長期穩定的關係。
檯面上，通訊諮商需經主管機關審核過關才能執行，但檯面下，很多治療所、諮商所早就等不及，便私下接案。年輕一點的個案，大多很能接受轉到線上；沒有轉到線上的個案，就必須冒著染疫風險出門，跟著戴面罩、穿著防護衣的心理師完成諮商工作。
在數位化服務如此普及的台灣，我們早就可以線上購物、線上轉帳，線上學習、線上法律諮詢⋯⋯。奇怪的是，偏偏獨漏通訊心理諮商。
放眼國外，美國的通訊諮商已經發展十多年了，只要接受相關訓練就可以進行。去年（2020）3月，美國各州因應疫情發布緊急醫療命令，要「排除一切就醫障礙」讓所有醫療措施都可以使用電話或視訊進行。中國更是因為地方大、專業人員少，激發了遠距服務的需求，加上中國政府沒有制定相關法規，疫情之下，線上的心理服務平台業務量反而逆勢成長。
奠基上海、規模茁壯的「簡單心理」就是快速成長的平台之一，他們發現在COVID-19疫情期間，65%心理師遠距諮商的個案量增加。「簡單心理」在2014年成立，成立之前曾經借鏡的對象，不是別人，就是台灣。
「簡單心理」團隊曾經拜訪由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下稱華心，2001年成立）與趨勢科技建置的心理諮商平台──心療在線。心療在線於2008年成立，目的是為了提供全世界華人諮商管道，不論是原本面對面、後來可能出差外派的個案，或是想要找可以用母語溝通、懂得家鄉文化的海外華人，都可以使用這個平台。
《心理師法》第10條「以一處為限」的規定，是來自於早期對密醫的防範。為了防止無照醫師沒有固定職業登記處所，萬一出事就狡兔三窟、無從追究，因而訂定這條全體醫事人員一體適用的規定。就像醫師只能在診間看診，心理師也必須在固定空間和個案工作。
禁止通訊諮商的函釋下來，等於是幫沒有心理師證照、但又有點市場重疊的「心靈導師」們清空戰場。當初以為可以保障權益地位的證照、區隔無照者的法令，反而變成了枷鎖，使得通訊諮商的發展受到限制。
自2017年至2019年，沉寂兩年的通訊諮商，直到2019年底有死灰復燃之勢──推手是政務委員唐鳳。他受訪時經常提起自己長達5、6年的精神分析經歷，一週4次與法國的精神分析師遠距工作；後來他與相關公會、創新產業共同努力下，終於讓衛福部在2019年底頒布〈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下稱作業參考原則）。
2019年的參考原則，對通訊心理諮商開了大門；然而，在2020年7月頒布的〈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修正規定〉（下稱修正規定），讓這扇門又半掩了起來。比起前一年，這個修正規定又增加了多項限制，例如修正規定排除了精神官能症者使用通訊諮商，並且要求諮商所、治療所必須與醫療機構簽訂轉介合作計畫，才能申請通訊諮商。
合法後隔了一年半，來到2021年疫情三級警戒的5月和6月，《報導者》追蹤全國200間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所，並在6月16日詢問衛生福利部心理與口腔司司長諶立中時，得知核准做通訊諮商的僅有14間。
造成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們都叫苦連天的低通過率，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申請過程實在困難。
由4位心理師主持的「宵夜Tan」表示：「其實不是大家不申請，而是申請的過程有些困難。」就連早在2008年就成立線上諮商平台的華心，也才剛被退件。
諶立中雖然一向主張開放通訊諮商，但受訪時他表示，因為尊重地方自治，中央只能訂個「最低標」，這個低標就是2020年7月的修正規定。接著，就讓各縣市衛生局處自由發揮，訂出自己的審核細則。
這一年，各縣市政府在制定通訊諮商標準上，產生了不是超高標、就是生不出標準的狀況。
諮商心理師陳劭旻舉了台北市的例子：「計畫書中除了載明使用的軟體外，還必須說明平台與網路的防火牆、伺服器、後台管理制度等各種細節，嚴格的標準直接擋掉一票平日與資工無緣的心理人；而怎麼確保當事人擁有充足的設備與軟體，一旦斷線與延遲要怎麼處理，空間中冒出其他人要怎麼辦，幾乎所有想到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必須寫清楚處理流程。與其說是計畫書，更不如像是說在寫網路連線Q&A特輯。」
洞察了心理人怕麻煩的心情，專門媒合民眾與心理師的線上平台「遠距抱抱」，在合作機構提出通訊諮商申請時，扮演資訊安全顧問的角色。開發這個平台的鳴醫創辦人謝懿笑著說：「台灣雖然各縣市隸屬於同一個中央政府，但遇到了責任性的問題，就變得好像聯邦制一樣。」像是新竹就等著參考台北的標準；台中一年只收件兩次，分別是4月跟10月。
2020年就已經闖關成功的台南元品心理諮商所所長黃雅羚，也是諮商心理師全國聯合會的理事長。她在6月的某個週末，邀請各縣市的機構交流申請經驗，發現情況很慘烈，幾乎每個機構都被退件兩、三次以上，退件原因五花八門，從語句不通順，到缺少通訊軟體的資安資訊、請機構提供帳號管理細節等等。
大部分機構會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衛生局處要求心理諮商所、治療所，必須與醫院或是診所簽訂合約，目的是要確定機構會適時的把個案轉介給醫生。諶立中說明，這項規定的目的，是確保比較缺乏精神醫學訓練的諮商心理師，能有可以團隊合作的醫師夥伴，以確保個案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得到醫療幫助。
黃雅羚表示，其實機構本來就會轉介個案給各精神科醫師，只是沒有白紙黑字簽約，因為每個個案的狀況不同，強制轉給特定醫療機構並不符合現實狀況。加上個案來自四面八方，難不成要到各縣市去找醫療機構簽約？
位於高雄的回甘心理諮商所，去年12月就送件，總共送了3次，終於趕在疫情爆發的當下通過審核。所長徐于婷也認為與醫療機構簽約的規定，的確有點違反情理，因為診所與醫療機構同樣都可以進行心理諮商，何必要幫助競爭者來搶食同塊大餅？
不少受訪者指出，要求諮商所、治療所與醫療機構簽訂合作契約的要求，已經挑起長久以來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市場重疊，並且對彼此專業不信任的長期糾葛。一位受訪者更直白表示，「就是專業相輕和搶地盤的矛盾」。
在台灣，可以跟民眾做心理治療、心理諮商的人有三類：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精神科醫師是從醫學系畢業的醫師，受過生物醫學與精神藥物的訓練，是三者中唯一可以診斷、開藥的。
臨床心理師為臨床心理研究所畢業。大多數人在醫院的精神科、兒童心智科等進行心理衡鑑、協助醫療評估，例如失智症的評估、腦傷的復健治療。也有少數會自行出來開設「心理治療所」。
諮商心理師為諮商心理研究所畢業，也是三者中最晚開始發展出來的。6成諮商心理師在學校服務，其他則會在社福機構、開設「心理諮商所」，或是成為和不同單位合作的行動心理師。專長著重在一般人的常態發展以及生命困境，像是感情與親子議題等等。
臨床心理師較諮商心理師更早發展。2001年，本就屬於醫事人員的臨床心理師要立《臨床心理師法》的時候，諮商心理師搭了便車，和臨床心理師包在同一個《心理師法》，成為醫事人員。這也導致了，比較偏向精神疾病治療的臨床心理師，以及比較偏向人生困境諮商的諮商心理師，要被用同一套嚴格的醫事法規管控。
謝懿摸透了公部門的避險心態，他透露申請通訊諮商的撇步，就是要讓公部門覺得「你（申請諮商者）比他們還要更嚴格」。
謝懿這樣形容：「諮商所在申請的時候還要自斷臂膀，把自己搞的更難做事。⋯⋯比方這樣寫：個案來機構的時候，我會先給他一個評估問卷判斷他的自殺風險，確定他是安全的，我還會經過三、四次晤談，才會轉成線上⋯⋯總之把自己搞得很複雜，他（公部門）就會覺得你很棒。要比他們的規定還要更嚴格，他們就會覺得這樣很安全⋯⋯執行流程寫得很仔細，仔細到你根本不可能實作，這樣就能讓他們看到你的誠意。」
另外一個撇步就是，「數位科技的東西不要寫太多，不然他們會很『難過』，」謝懿笑著說了雙關語，「因為他們會覺得沒有辦法掌控資訊安全，沒辦法確保隱私權。」
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在台北和桃園分別有兩家心理治療所。他回憶「成立一個治療所」的過程：備好文件，跟衛生局提出申請；衛生局書面審查外，還會來現場勘查坪數、消防設備等條件，然後就可以進入行政程序。
「為什麼我們一個已經通過的心理諮商所要進行通訊心理諮商，還要經過專家小組的同意？」黃天豪不解，「為什麼進行通訊諮商，比成立一個心理治療所，還要困難？」
他也提出質疑：「你認真去想，我已經被准許做心理諮商跟心理治療了。有人規定我用什麼方式嗎？我可不可以用語言、用畫圖、用牌卡⋯⋯難道今天用電話，就不是心理諮商了嗎？」
這其實是最根本的問題：為什麼一個合法的治療所、諮商所，使用通訊諮商，還需要政府核准？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退休教授林家興，早在2017年心療在線被下架時，就提出這個質疑，他疾呼廢除「不准心理師做線上諮商」的函釋，也呼籲機構不要去申請通訊諮商，讓受影響的民眾直接向政府施壓。他說：「我個人是覺得不要去送審，因為惡法不要去遵守。但我的聲音非常的孤單⋯⋯。」
就在被疫情所迫，機構如火如荼申請審核的當下，衛福部在5月17日又發了一只令許多心理師傻眼的公文。這份衛部醫字1101663441號函，考量到疫情嚴峻，民眾可能不方便出門，因此讓所有「醫療機構」的視訊診察就地合法。只要跟衛生局處提出，兩三天後就會通過，不需要經過落落長的申請流程。
諮商全聯會黃雅羚的群組裡，很多心理師歡呼「終於開放了」。黃雅羚氣結：「請你們看清楚，是『醫療單位』開放。」也就是說，有醫師在的「醫療單位」才有被就地合法，而由心理師開的諮商所、治療所，因為屬於「醫事機構」，所以沒有被開放，還是得乖乖申請。
黃雅羚曾提問，在這段還無法通訊諮商的期間，原來的個案該怎麼辦？衛福部的回答是，請個案打電話到衛生局處，衛生局處會視情況轉介給醫師，一旦個案拿到「我准你做通訊諮商」的醫囑，他就有機會與原來的心理師「重逢」。大部分的個案，聽到這迂迴的流程，就可能放棄了：「我不過是想談個親子關係，竟然還要打去衛生局，再到精神科掛號拿醫囑！」
限定1：排除精神官能症
即便申請通過，依據當前的規定，通訊諮商也有各種「限定」。
通訊諮商的使用對象，排除了腦部病變、精神病、精神官能症者。黃天豪說，他可以理解為何排除腦傷個案，因為在通訊諮商裡操作數位工具上可能有困難；但精神官能症，例如焦慮症、憂鬱症、強迫症的人都不能做通訊諮商，這是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通訊諮商只能做沒有精神疾病、狀況穩定的個案。黃天豪問：「通訊心理諮商最需要的人是誰？是嚴重度不高的人，還是有精神官能症的人？誰的風險比較大？誰在疫情的時候，會最需要心理諮商？」
官方的說法是，萬一個案在線上諮商的時候想自殺，遠距的心理師無法攔住。但其實在美國，進行通訊諮商時，是需要先跟個案確認位置的，台灣可以仿效。此外，「台灣長年以來有個東西叫做『生命線』，」黃天豪說，「我們一直都是靠電話在攔住一個人的自殺傾向。為什麼電話救的了人，但卻認為通訊諮商救不了人？」
對於第一線心理師提出的質疑──「為何線下可以接的個案，到線上就不能做了？」諶立中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回應，醫界有些聲音，表示對部分心理師的臨床能力不是太有把握，所以顧慮到「當心理師遇到有疾病的個案時，知不知道要轉介？很多個案明明是精神病，一直在那邊給他諮商、諮商、諮商，但就是不用藥，就把時間給拖壞了。」
限定2：排除初談
在來訪的人初次到一間心理諮商機構，通常會安排初談（intake）。目的是判斷來訪者的身心狀況，並且媒合適當的心理師。但現行的通訊諮商中，卻排除了第一次來訪的人。也就是說，只有老個案才能使用通訊諮商；一個從來沒去過某個諮商所、治療所的民眾，必須先跑一趟機構與心理師碰面，之後才可能轉成線上。
諶立中說明，因為通訊諮商無法完全取代實體諮商，所以使用已經彼此孰悉狀況的老個案會比較適合。畢竟很多資訊，還是需要面對面才能蒐集得到。
限定3：必須在機構執行通訊諮商
很多人可能會想像，拿到通訊諮商資格的心理師，可以在家用自己的筆電接案。其實，這也是不准的。拿到通訊諮商資格，心理師還是必須要到機構，在機構的空間、使用機構的電腦來接案。
宵夜Tan團隊說：「在疫情期間，這樣的移動對心理師來說也有染疫的風險。」通訊諮商的最大優勢，就是可以避免大家出門增加病毒擴散的可能。也因此，要求心理師必須到諮商機構，就喪失通訊諮商可以防疫的強項。
關於這點，肇因也是《心理師法》第10條的「⋯⋯以一處為限」。在醫療法的大山下，所有的醫療、醫事人員，都只能在固定的空間中執業，這是一體適用的規定。
「台灣的《心理師法》，是『既管和尚又管廟』，」拿到加州心理師執照的林家興說：「美國只管和尚不管廟。我一旦取得了心理師執照，要在哪裡做心理諮商幾個辦公室都隨便我，我要去老人院做也可以，要去醫院做也可以。」
在去年3月，疫情爆發的時候，陳秀慧正在美國德拉瓦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擔任心理博士。「本來說先停課兩週，結果一直到現在⋯⋯，」陳秀慧說，當時很緊急地接受了6個小時的通訊諮商訓練，訓練內容包括資安、隱私、相關倫理規範等等，考試通過後才能執行。「那樣的訓練，能讓心理師穩下來。」
當陳秀慧聽到台灣的規定如此嚴格，她很能體諒政府的擔憂：「因為在諮商關係中，個案是權力是比較低的，他們要展開脆弱的地方給心理師看；加上這是一個新的業務，也因此大家都會比較小心謹慎。」陳秀慧建議，真正要保障個案的權益，與其一堆繁文縟節，還不如開設相關課程來裝備心理師。
「框架有其必要性，但也要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有所彈性，」她認為不要等到出事才來緊縮框架，「出事的對象，都是一條人命，一個人生，一個家庭，甚至是一個族群。」不論是主張法律規範，還是主張專業自律，其實大家目標一樣，都是為了民眾著想。
做為主管機關，諶立中也很急，他對於目前仍看不到盡頭的疫情衝擊民眾心理健康，拉高聲音說：「我不是擔心，我是嚇死了！」疫情會影響經濟、經濟狀況會直接影響自殺率。他聲音低沉了下來：「我希望這個疫苗要趕快來，年底是極限了⋯⋯。」
不斷在通訊諮商的開放上協調各界意見的諶立中說，他早在20年前，就和彰化師範大學的教授一起建置線上諮商平台，後來沒有成功，他個人長期對通訊諮商是支持的；但除了對部分心理師的專業能力有所保留外，也受限於台灣極度嚴格的醫療法規，想要鬆動並非一蹴可幾。諶立中不斷強調，從嚴格管制到開放通訊諮商，「不是零跟一的選擇，而是零到一的過程，而從零到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只是，為了台灣民眾的福祉，這條路，請不要走太久。
通訊諮商雖然很方便，但除了「情緒上很難與個案同步」之外，還有幾個需要留意之處：
- 資安、隱私難控管 實體的諮商比較不會有資訊安全的議題，即便要錄音，也都是在心理師和個案討論同意後進行。但若是通訊諮商，就比較有可能會在某一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錄音、截圖外流。 另外，金門醫院精神科醫師徐志雲也擔心，即便不是透過電腦外流：「會不會有同住的人在視訊畫面以外聽取整個諮商過程？往往不是醫師和心理師這端能夠控制。」
- 觀察較難 心理諮商有很大的部分是依靠非語言的觀察。諮商心理師全聯會的理事長黃雅羚舉例，當個案說「這都過去了」，一個心理師在面對面的情況下，可以憑著個案的眼睛下垂，了解到個案「可能還沒過去」，但是視訊諮商的時候，就比較難藉著螢幕觀察到表情、肢體細節。徐志雲也分享，實體診療時，醫生會從衣著、體味、病患對診間環境的反應等來判斷病患的身心狀態，但通訊診療時，就會限制了這些資訊的蒐集。 不過，小宅心理諮商所所長黃楷翔也表示，通訊諮商可以看到對方家中布置、與家人相處的情況。反而有更多可以談話的素材。此外，在防疫期間，面對面時必須戴著口罩，通訊諮商說不定還比較能觀察到個案的表情。
- 媒材操作有限制 最適合使用通訊諮商的方式就是「談話」了，但實際上，諮商常常需要藉助各種媒材協助個案表達。宵夜Tan團隊也指出：因為線上諮商沒辦法與人做真實接觸，無法帶對方實際進行一些體驗性質的心理劇、藝術治療。
- 與個案的關係改變 於美國執業的心理博士陳秀慧回憶，從面對面的諮商改為線上諮商，最大的挑戰就是關係的改變。大部分的心理師都採用嚴格的框架工作：必須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與個案會談。所以一旦改用視訊，就會覺得怪怪的：「他看到了我的房間，我也看到了他的房間。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太大影響，但其實我們已經打破了某一些界線，關係也可能有一點點改變了。」
- 判斷自己的極限，適度分流與轉介 也因為這些挑戰，心理師們在從線下轉到線上時，需要接受相關訓練，盡可能拉升諮商效果。除了倫理與技術問題，在美國，去年已歷經類似情況的陳秀慧分享了一些經驗給心理專業人員。 第一，因為通訊諮商對許多人來說都是新嘗試，最好要有「同儕督導」（peer supervision）的社群，可以互相提醒與支持。 第二，疫情當下，心理師也要留意自己的狀況與極限。像她就會先把長期有自殺傾向或是重度成癮的個案，轉介到比較大的機構或醫院。因為醫院的通報系統比家中的完善，萬一個案有狀況，也比較能即時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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