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10日那天，中國官媒央視的一則新聞，抓住軟體工程師曉武（化名）的眼球。

截止到2月9日，武漢一共排查了3,371個社區村，按戶數算⋯⋯排查的百分比達到98.6%，人數排查百分比達到99%。

螢幕上，武漢市市委書記馬國強（編按：在2月13日被免職）鄭重宣布檢測武漢肺炎疫情的新進度，他說，至2月8日，武漢有確診重症患者1,499人尚未入院，經過兩天努力，1,499人已都入院了！央視同時在社群媒體使用了「#武漢人數排查達到99%」tag，上了熱搜。

曉武把目光移回央視之外的世界，在新浪微博上，從1月底開始，就有數以千計的求助訊息在跳動，訊息來自武漢，卻看似發自煉獄：

52歲的聶麗華，呼吸困難已經4天，需要吸氧，一人在家、無人看護，至今未能做核酸檢測； 32歲的秦小月反覆發燒，但封城之後沒有車、沒有公共交通，求助電話打遍了都沒有用，她問：「該如何去醫院排查？」； 52歲的曾迪與62歲嚴重心臟病患者浦宏連，高燒8天，無醫院收治； 90歲的黃仁強病情嚴重，在家中倒地不能起身，還沒來得及確診； 57歲的汪平，親人於一週前死於武漢肺炎，全家跟著染病，高燒不退但無醫院收治，社區與隔離酒店互推不管，已有3天未進食、呼吸困難⋯⋯。

這些，都是由病患的家屬、本人貼在微博上的公開求助訊息。按照微博2月5日的說法，全中國社會各界共發布19.5萬條求助微博，包括473家醫院院方，都只能透過微博求助。

「慘，太慘了，而且和新聞完全『對不上』，」曉武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說，這些求助貼文，包括姓名、電話、地址甚至看診單等資訊，「這些是最真實的故事，而且人民的聲音需要被記住。」曉武稱自己在家沒事，就花了約20個小時，架出「武漢人間」網站，將2月3號起的1,300多條訊息保留下來。

「我個人還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這些個體的故事，他們絕不應遭此劫難；而我們每個人，都不能說是無辜的，」曉武意有所指地說。他坦承自己不是第一次做「社會意義」的專案，以安全為由，不肯對我們透露更多關於他的個人資訊，人在中國的他也因為疫情而在家，他說自己的起心動念不複雜，反正在家沒事，所以動手做了這個網站。

這次疫情，他看見走投無路的人們，連最後的求救訊息，都被平台以限流甚至封號的方式，減低曝光，他認為自己必須做些什麼。網站架好的一週，他每一天都修正一些，才能夠睡得著覺。

「我希望網站可以讓更多人關注和感受每一位患病的同胞，作為一個和我們一樣的鮮活的人，通過他們第一人稱的口吻，體會到他們面對的困難、痛苦、絕望、生離死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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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從森林大火中試圖保留一片綠林，曉武的網站，雖然已有超過10萬人瀏覽，有網友幫忙備份、有網友來信要出力幫忙，但也抵不上中國政府傾國之力打的輿情戰。

他對上的，是習近平下的戰令。

「要加強輿論引導、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針對疫情召開會議，習近平清楚指示，啟動官方所謂的疫情、輿情、心理三大戰場。會議當天，微信安全中心跟著發布《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謠言專項治理的公告》，要把違規者判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至今，微信上「封號」聲不斷，許多人因不明原因，突然帳號不得使用，封號一度成為微博上的超級話題。還有人發明摩斯密碼貼文的方法，或是以「翠」（習與卒字的結合）、皇上駕崩等圖代稱習近平，來試圖躲過封鎖。

「研究結果發現，在中國官方正式公布疫情（編按：1月20日，醫生鐘南山於央視受訪）以及人傳人的可能性前三週，社交平台就開始封鎖相關字眼，而這有極大的可能代表在疫情散布的早期，平台就收到政府要求進行封鎖，」公民實驗室在報告中寫道，在12月31日，也就是李文亮在群組中發出警告訊息的隔天，中國直播平台「YY」的言論審查清單，就新增了45個關鍵字，大部分與武漢地方政府組織、生鮮市場、不明病毒、SARS症狀相關，只要用戶的訊息裡包含P4病毒實驗室、海鮮市場等字眼，訊息就發不出去。

而在近10億人使用的微信平台上，公民實驗室則從中國疫情最嚴重的1月觀察到2月中，發現「審查名單」上至少新增516個關鍵字組合。以中國電話註冊的使用者，只要發出的訊息裡含有這516個字詞組合之一，訊息就無法送出去。

這516個字詞組合，有近200個與中央領導有關，包括習近平、李克強等字眼，對於他們失能的批評，如習近平總書記＋形式主義、習近平＋問責、習近平＋喊口號；或是對他們是否親自到了武漢、火神山醫院、懸崖式下跌等討論，都會被封。第二則是關於政府角色與政策，對於地方政府的批評、對紅十字會的不滿、「被狗吃了」，甚至連諷刺語「官狀病毒」也都上榜。

公民實驗室研究員洛特絲・盧昂（Lotus Ruan）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表示，這次的大規模封鎖，與中國政府於兩會期間、特定敏感時刻如六四等發生的網路審查，沒有太大的不同，但關鍵是，武漢肺炎疫情是影響全球的公衛危機，中國的審查卻連中性的名稱、事件、描述都會封鎖──當微信已成為中國國內甚至國際的主要訊息傳播平台之一時，這會嚴重影響疫情的判斷與發展。她舉例，被封鎖的關鍵字組合中，包括了封城、隔離，法院公告、美國疾控中心、冠狀病毒、西醫療法等相當中性的字眼也都被封。

「科普性的、知識性的訊息沒辦法流通，不管在哪個地方都是（處理）公共事件、衛生事件很大的問題，」盧昂說。

雖然沒辦法拿到內部公文，但長期觀察中國言論審查的公民實驗室指出，「我們知道公私部門是一同『管理』事件的，但觀察來看，連被報導過的（政策、事件名）都被審查。可能是平台業者怕無法控制言論，所以擴大範圍。」

公民實驗室在微信上的測試方法，主要挑選來自中國媒體的話題關鍵字，由於微信帳號有區分中國用戶與國際用戶，實驗室把可能被封鎖的字眼，透過國際帳號傳向中國用戶，結果訊息只會出現在國際用戶端的螢幕上，另一端中國用戶會看不到。以此方法做為測試。

盧昂解釋，能在中國媒體上刊登的文字，已經是通過第一關審查了，但連這些字眼的各種排列組合都會被封，代表平台認為同個議題、同個字句，在社交平台上的討論，有可能不被官方認可，或擔心討論熱度之大，無法控制，「以防失控，乾脆審查，」盧昂形容。

透過過去的文件以及研究，公民實驗室指出，在重大事件或是敏感時刻，中國社交平台企業都會收到政府壓力。即使無法明確知道中國政府對企業的具體指令，但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指出，平台最早可能從2019年12月底，李文亮吹哨的隔天，就收到了官方的指導方針、展開審查。

中國所謂的「輿情戰」，包括審查與宣傳。「宣傳與審查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中國，這製造了長久以來的矛盾，審查是由私營部門實施的，」盧昂指出，這一次廣泛地審查，可能來自於中國網路審查機制由官、民兩個層次組合下的結果。官方負責公布法令、指導方針，而後由民間企業投入資源、技術、人力，進行審查，若內容違法，結果由平台自負。

其中，企業的行為與政府指令會存在時間差。當企業自覺跟不上政府管理輿論的速度，或是覺得得不到清楚的指令，為了自保，就會加大審查力道。

企業端加大力度，是因為上頭施力。在2月5日，中國網信辦發布公告，要對網路平台實施立即的懲罰，包括應用程式下架、依法約談業者，如平台違法，要進行「全面深入整改」。

這份公告直接點名新浪微博、騰訊、字節跳動（抖音母公司）等平台進行專項督導。公民實驗室的報告，也是從2月初開始觀察到大量關鍵字被封鎖，微博也從在同時間開始管制求救訊息。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外交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亞洲研究負責人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接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訪時表示，隨著病毒在全球傳播，習近平面臨國際社會的審視跟批評，大打輿情戰，「重塑形象似乎是習近平為推卸責任、避免國際社會要求公開真相的孤注一擲之舉。」

但習近平的孤注一擲，化成過度廣泛的資訊審查，可能讓疫情的控制與公共健康跟著陪葬。

盧昂指出，此次中國對於資訊的「管理」竟連客觀事實都加以封鎖，對於疫情的影響著實令人不安。她提醒，在公共危機之時，對於資訊的管控，包括事實查核、對抗陰謀論、給予正確的訊息等，不是不能做，但必須在透明可監督之下進行。中國的言論審查不但不透明，是連談論事實也都封鎖了，「限制一般民眾的討論、實際資訊的交換，有完全相反的效果，並限制大眾（對疫情）的意識，也限制民眾的回應。」

著有《網路安全與網路戰爭》一書的現代戰爭專家辛格（Peter W. Singer），也發表專文指出，中國此次展開的輿情戰，是極權者慣用的手法：審查、轉移焦點、謊言。

他點明，「中國使用這3項手段的方式，清楚展現為了維權展開的網路戰，如何反向傷害公共健康，」他指的正是這次公民實驗室報告所證明的，在2019年12月31號、李文亮吹哨隔天，中國如何選擇先審查，而不正面處理公衛危機，「這揭示了極權政府心中真正在乎的是什麼，」辛格說。

跟著中國政府的輿情戰豪賭的，不只是中國人民的公共健康，更包括全世界。

在2019年12月31號，除了李文亮提出的警訊，全球傳染病防疫系統「全球疾病警報地圖（HealthMap）」、ProMED、BlueDot等組織，都公開發布類SARS疾病在武漢出現的警訊。

這些透過人工智慧運算來預測全球疫情的系統，在武漢肺炎之前，已成功預測伊波拉、禽流感的發生，在SARS發生後，資料科學與公衛專家們透過醫療、保險、消費、飛航、地方新聞以及社交網站公開數據，試圖加強全球預警機；但中國試圖刪除、管理、掩滅非「正能量」的網路內容，卻為全球預警系統的成效，埋下地雷。

曾運用Twitter資料追蹤流感應用、並發表文章的加州聖地牙哥大學HDMA（Human Dynamics in the Mobile Age）中心主任鄒明祥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解釋， 社交平台上的內容，對於災害防治的準備、反應、恢復、長期的應變都有幫助，決策者可以透過這些數據，即時的理解政策的效果、民眾的反應，並且掌握疫情。

他以武漢求救訊息為例，數千名來自武漢各區的求救訊息中，地理位置可供政府判斷哪裡需要增設新的偵測點，中國網路實名制的設計，也可能讓政府進一步掌握人口分布情況。求助訊息的數量，也可以理解政策的效果，例如方艙醫院的設立，有沒有成功降低求救的數量？最重要的是，這些求助訊息，細緻而真實，對於未來傳染病傳播預測模型的建立，相當有幫助。

鄒明祥回憶，當時，SARS的疫情因為中國政府延後回報，國際社會錯失第一時間反應的契機。SARS後，專家們另尋他途，希望建立全球性自動化的數據分析系統，對未知疾病的傳播進行預測。但系統的成效仰賴資訊透明、分享的程度。

17年後，人們的確有了新技術，但此次疫情卻又被老問題耽誤了。

「（當時）很多中國傳來的訊息一下子就不見了（指被審查刪除），如果在疫情的早期來說，這樣的資訊是關鍵，能夠愈早知道，擴散可能就不會這麼嚴重。像伊朗，就有類似的情況又發生，」鄒明祥認為，透明化、公開化，才有機會發揮集體智慧，加速找到疫情的解方。

政府管控訊息，除了審查，還有主動宣傳。在美國生活的鄒明祥指出，其實不只中國，美國官員遇上武漢肺炎，也曾以「口罩並不真的能防治新冠病毒」說法，試圖降低民眾搶購口罩的恐慌。他提醒，公共危機發生時，在公開資訊與避免群眾恐慌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常是決策者的挑戰，但無論如何的前提是必須保護民眾隱私。他以公布確診病例的資訊為例，可以透露病例移動的路徑紀錄，但不能公開病例的住址、姓名等。

疫情的治理，不只需要在一國之內，公開、透明地分享必要資訊，全球也是同理。鄒明祥解釋，「如果有特定區域、國家封鎖資訊，沒辦法知道疫情的現況、起始點或來源，我們也沒辦法進一步得知傳播效率、未來可能的預測模型的建立，沒辦法分析各地區的差異，找出影響疫情傳播的條件。」

「如果資訊能夠共享，人們集體在一起合作，做的決策會勝過寡頭政治、精英政治，也許才會真的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鄒明祥說。

中國式的現代抗疫似乎決心與開放、透明反向而行。是否能控制疫情、杜絕下一次傳染疾病發生，待時間證明；但確定的是，中國民眾及全球對中國公共衛生資訊透明的期待，SARS之後再次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