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不過疫情的分隔，Donna和遠在香港的男友分手了。

愛情的開始，是交友軟體Tinder上的一次相遇，透過演算法，一次次右滑，彼此都獲得了代表鍾意的「LIKE」。即便是網路上的萍水相逢，幾次交談後，兩人很快走進現實世界中──男方特地從香港飛來台灣，兩人成為伴侶。距離並沒有演變成阻礙，兩週一次的見面反而不斷替愛火添柴。戀情就這麼持續了3年，直到COVID-19改變了一切。

隨著全球疫情升溫，Donna和男友再也難以踏出國門，兩人之間雖然持續以文字和影像來互動，但愛情變得氣若游絲，甚至愈來愈沒有真實感。接觸不到彼此，她說那替關係埋下了導火線，遠距離本就有不安，更需要期待作為持續下去的動力；只是遙遙無期的封關日子不知道有多長，見不到面，兩人生活更難有交集，戀情進入艱苦的肉搏戰。幾個月後，雙方信心皆失，毅然決定放棄。

結束這段遠距離戀情，Donna並沒有太多怨嘆，曾在交友軟體公司上班的她告訴自己，或許換新的人可以讓生活開心一點。於是她回到起點，重新打開交友軟體，試圖透過演算法尋覓新的可能。

像Donna這樣的故事並非特例，關閉的國門讓遠距離戀愛的屏障更厚了。儘管台灣疫情不若他國嚴重，但對於瘟疫遙遙無期的挫折，大家仍希望自己有情感或愛情作為後盾。

對照以性關係和性別學研究出名的金賽研究中心（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 Gender, and Reproduction）在2020年針對疫情下所發布的報告，內容就明確提及，疫情當頭，人們變得較為寂寞，而單身者是最寂寞的一群。面對寂寞，短期約會和隨意發送訊息尋求互動的人數正在上升，而長期戀愛目標卻被擱置在一旁。

重新回到交友軟體上的Donna也是上述一員。在找尋新交友機會的這一段時間裡，她說自己平均一個月只會和2人發展較深的關係；大部分時間中，和配對成功的對象都只有兩句話的緣分，而她依舊興致勃勃。「因為交友軟體可以有效縮短在外面搜尋『母體』的時間。選擇多，態度也不用非常積極，這樣多棒啊。人跟人的距離被有效地縮短了，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找到適合的人，」她強調。

或許是一段新戀情、或許是數個小時的聊天陪伴，也或者是一次次成功配對所帶來的滿足感，在安全社交距離規範之下，實體社交機會大幅縮減，交友軟體上的頻繁互動則促成了一種世紀之疫下的數位愛情關係。

害怕孤單而湧現的社交需求，不只是發生在傳統的交友軟體上，在以實體見面為主打的交友軟體上，也出現了一波「補償式交友潮」。

「Eatgether」便是以號召網友一起吃頓飯、參加活動等線下聚會為主的一款App；原本預期疫情會強烈衝擊實體聚會的交流模式，導致使用率暴跌，但軟體創辦人兼執行長吳崟睿卻發現，截至2020年11月初為止，整體用戶數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來到了100萬人，是2019年（50萬人）的2倍，其中，平常較不活躍女性，活躍度更是成長了5%。

對應這股成長，吳崟睿認為，這反映了疫情之下現代人對交友的渴望，尤其是戶外集會減少、也沒辦法出國，社交受到壓抑；等到狀況稍稍趨緩，「補償式交友」的風潮就像一顆久壓的球，很快地回彈到交友軟體上，特別是女性用戶在揪團聚會時所得到的踴躍報名，成為她們成就感的來源。

壓抑的社交需求，透過軟體被填滿。只不過交友軟體的配對，不只帶來短暫的滿足，也醞釀了不安。

關於這股趨勢，專責在中文分析的蛛思產品行銷專員蕭麗芯受訪時向我們說明，關於交友軟體的上萬則文章經過了大量的文本濃縮後，可以看出討論集中在遠距離戀情難以維繫、交友軟體詐欺橫行、以及對於是否要建立一段關係的疑慮。她表示，這是台灣使用者運用交友軟體上，負面情緒遠大於正面情緒的一年。

2020年，關於交友軟體的討論中所呈現的情緒，人工智慧判讀出整體的正面情緒僅有4%，負面情緒則高達43%。

對於這樣的結果，蕭麗芯感到意外。她指出，一般的搜尋主題裡，中立情緒通常會到70%、80%，因為多數文章只是陳述事實，並沒有特定的正負面立場。

「43%負面情緒」的數字反映出什麼現象，背後的成因依舊需要解讀。以中文背景來探究背後的成因，蕭麗芯發現，43%負面情緒的文字裡，最常共振的字眼是「不安」，躁動與不安成為多數文章的共同點，「很難」、「擔心」、「生氣」幾個字頻繁出現在討論中，這不只是單一使用者的杞人憂天，而是廣泛的現象。

她總結說，「畢竟使用交友軟體本就容易造成不安，但疫情之下使用者增加，使用時間拉長，卻讓大家更加陷入不安的旋渦裡，這就形成了集體的不安。」

想像著不知道何時到來的真命天子／天女、擔憂著老是延期的聚會和不一定會成功的搭訕⋯⋯能夠端出大量選擇的交友軟體，配合著能夠模擬人性完美配對的演算法，成為人們尋找新關係時的不二之選，因為大家始終期望著一帖「愛情靈藥」。

根據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家羅森非德（Michael Rosenfeld）和新墨西哥大學社會學家湯瑪士（Reuben Thomas）的研究，在2017年，美國有39%的異性戀伴侶是透過網路認識而交往，同性戀伴侶更超過60%。其中，在台灣擁有不少使用者的交友軟體「探探」公布數據也顯示，2019年已經完成1億7千萬次以上用戶配對，儘管這些配對不代表一段實質存在的穩定關係，但同年還是有超過2,000人經由探探交往而結婚。

透過交友軟體促成戀情和婚姻的例子並不少見，背後的大功臣不外乎是神祕的演算法。

但電腦何以得知誰適合我們呢？早先關於交友的服務，多半採用的是「搜尋」，也就是透過年齡、性別、地理位置和外貌特徵等條件進行過濾，搜尋到心儀的對象。千禧年後，隨著技術演進，演算法開始佔有一席之地，數學家們會在不斷調整的過程中編寫出一套模型，利用各項特徵的加總來為使用者推估潛在的配對對象，知名的配對網站OkCupid就有辦法計算出一套「速配指數」。

2000年初期，OkCupid首次利用演算法，會員在建立帳戶時需填寫基本資料和回答問題，每個問題可以分別調整重要程度；一旦用戶在配對時，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會經過加權，接著系統會以幾何平均數來計算兩名用戶的速配程度，算出速配指數，用戶就可以藉此提高配對的成功率。

關於演算法的模型一直發展至今，但加入了更多更複雜的參考指標。2016年，Tinder公開了他們所採用的演算法，稱為「ELO分數」。這種評分機制是參考西洋棋在配對選手實力時所採用的指標，也就是儘可能的替每位選手找到實力相近的對手，促成更公平的競爭和更具挑戰性的對弈。在App中，Tinder會幫每個使用者都算出了一個ELO分數，當分數比你高的人右滑「LIKE」你，你的ELO分數就會大幅增加，但當一個ELO分數比你低的用戶將你的照片往左滑「NOPE」時，你的分數便會下降，進而促成同樣魅力值的配對。

儘管貼近「門當戶對」的概念，但這樣的做法卻導致Tinder成為一個顏值取勝的微型社會，低分數的人只能跟低分數的人配對，因而這招致不少關於階級和歧視的批判。

撻伐聲浪過後，2019年ELO分數遭到取消；2020年，Tinder再次更動了演算法，他們聲稱改採用戶實際距離、使用頻率、年齡、性別偏好進行配對。為了持續改善配對成功率，Tinder也在全球推出互動式影集《Swipe Night》，台灣亦在首波名中。

在末日前倒數3小時的情境中，《Swipe Night》影集要用戶要在7秒鐘內透過滑動自行決定劇情走向，像是要選擇拯救狗狗還是朋友？要帶零食還是急救箱？或甚至得取捨一個人的性命值不值得你伸出援手。選擇的結果將會被加入App的個人檔案中，演算法將據此找到價值觀相近的人選，進一步強化配對可能性。

在這套被稱為「價值觀演算法」的機制下，真能有效促成配對嗎？透過數據來看，在美國，這樣的做法讓Tinder的配對率增加26%，互動訊息量提升了12%；在台灣，Tinder則強調用戶起碼進行了數百萬個選擇，促成更活躍的互動，且多數用戶選擇找尋伴侶陪伴，一起承受末日的結局，在影集中更有40%選擇參加百人派對，狂歡到世界的盡頭，反映了多數用戶普遍喜愛能有人陪伴的心理。

然而頻繁地滑動背後，日新月異的AI科技真能幫我們找到「靈魂伴侶」嗎？

專長研究人類行為模式的數學家弗萊（Hannah Fry）在其著作《數學的戀愛應用題》（The Mathematics of Love）提到，OkCupid的用戶很相信演算法，但多數結果是演算法認為合適的對象，聊沒多久就發現彼此不合。即便是速配程度高達90%的兩人，初次傳送訊息後繼續對話的比例也只有17%。由此她推論到，兩個人的共通點愈多，當然更容易聊天，但也僅限於此，不代表能夠真正經營一段關係。

就如同Tinder在商業上所造成的巨變，這樣方便的交友工具對於愛情也帶來不少負面影響，我們滑動得愈多、認識愈多人，並不代表因此愈能和人建立親密連結。

基於相同的觀察，2020年11月，第15屆台北數位藝術節中的「01_LOVE 愛情數據」展就邀請了20多位台灣、美國、西班牙、中國、德國、土耳其等國的藝術家，分別以各自作品提出一項共同的詰問：隨著情感演算的技術增進，現代人選擇機會大增，但我們真的更容易找到愛情嗎，或是科技其實改變了我們對愛情的想像？

在這場展覽中，西班牙藝術家莫爾（Joana Moll）透過創作《約會交易商》率先揭露了愛情演算法背後的商業邏輯。

在這場如社會實驗般的創作中，莫爾與非營利組織「策略科技」（Tactical Tech）與美國的約會資料交易公司USDate進行了一場交易，以136歐元（約新台幣4,600元）購買了100萬筆約會資料。資料中包含約500萬張曾創建個人帳戶的使用者相片，使用者姓名、電子郵件地址、國籍、性別、年紀與詳細的個人資料，甚至包含了種族、性傾向、興趣、職業、詳盡身體特徵與個性等。

而USDate網站的資料庫中，不同條件會有不同的價格，每筆約會數據的「個人單價」會隨著使用者學歷、身材、種族、身高的總和而有所不同。

對此，莫爾認為，龐大的約會經濟體系下，交友軟體公司正在以用戶的隱私進行交易，導致實質上使用者每天都在從事免費的剝削性勞動；而且用戶如果不接受公司訂下的規則就會出局，進而導致社會孤立。

當現代愛情已然參雜了更多商業元素，愛情數據展策展人李彥儀告訴我們，展覽更想呈現的其實是「愛無能」的現況──也就是有愛，但不確實。

「因為當代愛情在數據與技術的介入下，不再單純只是兩人之間的情感交流，當彼此的相遇是由演算法建議、科技所驅動，相遇的過程就會輕易被產品化。當公司透過操控雙方的溝通來獲利，這個世代的戀情因此建立在算計文化之上，連愛情這種原始的政治，都在朝向無風險、無心碎、無錯失、無責任的保險機制發展。像是使用交友軟體，就猶如操控著一台高效率的愛情機器，」另一位策展人陳湘汶和她一同說到。

面對仍持續的疫情，不管是追尋文字上的相互慰藉，又或許只是暫時沉浸在配對成功所帶來連結感中，透過交友軟體來互動已然成為常態。

長年研究現代人親密關係和手機App交友文化，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楊又欣提出自身觀察。他認為，即使交友軟體上的互動相對淺薄，親密關係多半是建立在日常互動中，像是早午晚的定時問好、上班加油、晚餐吃什麼等；但這種按表操課的乏味問候，卻在目前這種不確定的社會背景下提供使用者一種安定和確定的感受，因為問候成為大家少數可以預期的事，撫慰的感受是立即性的。

不過大量互動除了帶來慰藉，也讓當代的親密關係更加走向「工具化」。楊又欣解釋，在他的訪談過程中發現，互動過後，多數使用者會將交友軟體上的匿名關係進一步延伸至社群媒體上；然而兩人在Facbook或Instagram上成為朋友後，關係就只停滯在可見的按讚數或朋友數等，這些量化指標因此成為展示自己受歡迎、有魅力的指標，進而讓網路上的親密關係成為一種妝點自己的符號和工具。

透過頻繁地滑動來尋求親密關係，這樣的互動模式看在長年開設愛情心理學課程、探討愛情發展的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副教授詹昭能眼裡，儘管是彌補了實體社交的缺陷，卻也多少限制了人們對於愛情的多元想像。

「現代社會中，人跟人之間是疏離的，大家都忙碌沒時間交流，那導致發展親密關係的條件急速惡化，再加上彼此不信任、保持距離，每個人因此活在泡泡中，看起來好像互動很多，但其實都只停在表面。我常這樣形容，現在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際關係，你好像認得每一個人，卻很少與對方深入交流。但愛與被愛的需求不會減少，怎麼辦？就往數位去，因為網路簡單，只消按個按鍵，馬上就能得到回饋，」對於交友軟體的頻繁使用，詹昭能如此分析道。

交友App著實為現代社會打開了一道交友的方便之門，讓使用者能在短時間內接觸大量潛在約會對象，取代了傳統面對面的方式，進行更有效率的社交；而納入心理學、數學和社會學等多種專業的演算法，也聲稱能替每個人計算出可能的適合對象，進而提升配對可能性。

回到現實裡，不管是哪種關係，大都需要時間來醞釀；而交友軟體的邏輯，靠著大量滑動省去尋找眾多資訊的時間，終究只是數學意義上的靈魂伴侶，寂寞的人們透過滑動來尋求慰藉，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碎片化的關係中，一個數位愛情的嶄新時代在世紀之疫下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