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有「社大之父」之稱的台大數學系教授、知名教育家黃武雄，看到台灣社會歷經殖民、戒嚴，終於解嚴後，在文化、教育上的缺口，於是提出廣設社區大學，達到「知識解放、催生公民社會」的目的。如今，遍佈全國的83所社大，陪伴近40萬名學員。而且，就算你不是社大學員，你的生活也可能受到社大影響。

早在PeoPo公民記者平台成立前，公共電視就已經透過社大的脈絡了解基層民力，思考公民記者可能的未來。現在很流行的參與式預算，10多年前社區大學已經嘗試過類似型態的審議式民主，由居民共同決定台北市北投溫泉博物館的未來，社大成員組成了治水監督聯盟，監督8年800億的治水預算；千里步道運動則串連全台灣的步道網絡，藉此倡議親近自然、守護大地；舉辦了10多年的全國農村願景會議，致力於解決台灣農村凋零的困境⋯⋯

放眼世界，沒有一個終身學習系統像台灣的社區大學如此「多事」：要開課、照顧上千名學員，還要經營社區、匯聚人才、舉辦公共論壇、帶動社會參與，進一步影響政策。社大在台灣各地點燃草根活力，被外界盛讚「社大好野」，連文化部長鄭麗君也認為，社區營造和社區大學是台灣過去20年最成功的兩項公民運動。

社大的成就之所以難得，是因為它以極有限的資源、被邊緣化的地位、身兼政府委託的教育單位及社運基地雙重身分，奮力實踐理念也得兼顧生存。

台南北門社大的主任柳秀慧，在初識社大時相當驚喜：「怎麼會有這麼讚的地方？」以前在民間組織，要自己發起運動、組織動員；在社大，卻是政府給錢給人讓他們實踐理念。但這樣的驚喜，持續不了多久，因為社大堅持的「公共性」，與市場生存法則幾乎是背道而馳。

社大分為學術、生活藝能、社團課程。在起步時，社大期待文史、生態等學術課程可以更加普及，但實際上卻乏人問津，大多數學員是辛苦一輩子的退休人士，更傾向烹飪、歌唱等休閒課程。礙於生存壓力，許多社大被迫開設大量休閒娛樂課程，逐漸把「提升公民素養」放一邊，這也造成了社大「才藝班化」的現象。

台南社大台江分校以「大廟興學」聞名，希望能恢復廟宇原有的教育功能，因此在廟裡辦學、辦演講、辦音樂會⋯⋯。執行長吳茂成講起社大有種難以打斷的熱情激昂，但談到招生問題，他說：「社區大學不應該把重點放在招生成不成功。如果一個學校只是思考開班成不成功，那麼補習班就可以了。」

部分比較有風骨的社大，很自覺的不要走向補習班、才藝班；但也有另一種社大，打從創辦開始就不打算堅持公共性。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謝國清提到，少子化讓許多科技大學招生困難，所以希望能藉著進修推廣部經營社大，來補足學校的缺口。在為了籌錢的前提下，這些社大也很難有參與公共事務的動力與空間。

為了讓學員有接觸公共議題的機會，不少社大在學期中安排公民週，要求學員參與公共論壇。有一派社大人覺得，公共論壇聽多了，就算無心公共事務的人也會「弄假成真」；但也有學校認為，公民素養不是靠形式來培養，而是要透過更幽微的方式來引導。

像具有漁村特色的台南北門社大就設計了「蚵仔煎之旅」，帶著參加者跟農民一起採菜，並搭船出海撈蚵仔，最後自己做成蚵仔煎。這個活動是讓參加者透過體驗，把社大想保護沙洲的精神傳達出去。

對於人跡稀少的偏鄉社大來說，還要堅持公共性就更難上加難。以高雄地區的旗美社大來說，2,100平方公里的學區，僅有14萬的學習人口，而且都是交通不便的山區，絕對不像都會區搭個捷運就可以上課。

「比較容易的作法，是在人口稠密、學習條件最好的地方開課，但偏鄉就會被忽視，」校長張正揚說。所以旗美社大針對不同地區的人口稠密度，設計了不同的開課人數門檻。一般學區18人、偏鄉13人，深山裡面的原民區只要10個人就能開課。此外，旗美社大也有與眾不同的招生方式。

在年輕人大量流失的偏鄉，社大的課程簡章不能只是放上網路。旗美社大的課程除了靠學員間口耳相傳，還必須透過地下電台、鄰里廣播，甚至在垃圾車上拉布條，提醒鄉里社大報名時間。

社大過去辦學艱辛的另一個原因，是缺乏中央層級的法令保障。這也是18年來社大人內部熱烈辯論的題目。

「我們為什麼要立法，就是因為社大的穩定經營不能只靠人，我們寧可讓它制度化，」社大全促會理事長謝國清說。只是，哪些方面要立法？哪些部分要留有空間？社大內部則意見分歧。

拿「社大可不可以發大學文憑」這件事來說，社大第一代，如黃武雄教授等人，期待社大應該提供大學文憑。18年前，有很多中高齡失學人口，他們在台灣經濟起飛時，為了工作而犧牲學習機會。社大創辦的目的也希望能彌補他們的遺憾。

推進到現在負責經營的社大第二代，則有不同的想法。「18年前，我們6成的學員是高中畢業，現在9成都是大學畢業。這是多麼重大的變遷，我們怎麼可能還守著18年前？」文山社大校長鄭秀娟說。

經營者發現，學位不再是學員來到社大的主因，情感交流才是。主管社大的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黃月麗也不贊成社大授予正式學位，否則社大師資、辦學方法等受到限制，往後就沒辦法那麼「野」。

在內部溝通多年後，社大終於退了一步，放棄爭取授予文憑。也因此，社大的立法達成內部共識，在今年9月，《社區大學發展條例》草案終於送進立法院，象徵著社大逐漸擺脫諸多辦學窘境。

例如，多數社大是「借住」在中、小學的閒置空間，但只要學校對場地另有規劃，社大就需要搬遷。新北市蘆荻社大就深受寄人籬下之苦。2008年前，蘆荻社大位在三重高中體育館裡，但學校將體育館委外經營，蘆荻社大只好搬家。當時，不只校方，連學生都非常受傷。

蘆荻社大主任李易昆回憶：「學生不是下了課就走了。那時候的空間，白天有家庭主婦來畫畫，下午也有叔叔伯伯會來練二胡，很有學校的氛圍。因為學校沒有錢裝潢，都是學員當志工，自己做土水，自己做木工；所有的家具都是學員捐來的，7張辦公桌的形式都不一樣，都是捐來的。這個空間是他們一起打造出來的⋯⋯」

位於新民國中後棟的北投社大，很幸運的擁有一整棟樓可以自行規劃使用。學校處處可見學員的繪畫、陶藝作品，週三還有小農市集。但這棟樓本來是國中生使用，並沒有無障礙空間，所以北投社大接手時，必須整建適合高齡長者的廁所和電梯。因此全促會也希望縣、市政府提供的空間，除了穩定、合適外，也應該將設備整備完畢。

專法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擺脫若干不合理的要求。以前的社大審議委員，有高比例的大學教授，這些學者將大學遊戲規則套用在社大中，例如要求社大的老師需要有教學研究成果或是教材研發能力。然而社大的老師都是兼任，也不一定是學術界出身。

也有學者希望社大比照學校，建立教職員申訴管道，由一定人數的老師、行政人員、專家組成代表。如今北投社大校長謝國清還在抗拒台北市政府出的這項作業：「我們老師都兼任，工作同仁只有9個人，訂出申訴管道其實不切實際。」因此專法中也規定，縣、市政府設置社區大學審議會，來評核社區大學的辦學成果；重點是，審議會的委員必須有三分之一以上有社大實務經驗。

走過連「家」都找不到的拓荒階段，如今專法勢在必行，也確定社大未來會在更有保障的環境下辦學。

「立法是個宣告，代表社大運動1.0的方法與形式要告一段落，」文山社大校長鄭秀娟以立法作為分水嶺，對於即將到來的社大2.0卻很焦慮：「這幾年我對社大的經營，已經感受到停滯、焦躁！停滯是因為，我們會覺得我們能做的事情已經到一個程度，但又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做研發的工作。」

社大中堅分子感受到社大的老態，原因包括年輕人才的匱乏、資源有限，辦學方式愈來愈像狹義的學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過往開風氣之先的社大，如今逐漸與當代議題脫節。

「有一度，社大跟不上台灣新的運動。不再有第二個千里步道，不再有第二個農村和河川運動的串聯，社會企業也沒有跟到，反國光也只有很間接的接觸，」負責橫向連結全國社大的社大全促會秘書長楊志彬說。

與社會脈動脫節，有兩種可能原因。「社大早期常緊急動員，但後來覺得不能頻繁動員，因為學員覺醒還不到這樣的程度。過去的動員方式，某種程度來說是把人工具化，也把社大自己工具化，」楊志彬說明：「隨著社大辦學經驗愈來愈豐富，對人的自主性更尊重，我們跟社會運動的關係就要釐得更清楚。」

另一種聲音，則認為社大被政府馴化了。

由於社大強調公共性，學費必須低廉，因此不可能完全自給自足。每所社大，大約有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經費必須靠地方及中央政府補助。「國家支持，伴隨來的就是行政要求、評鑑審查，從內到外不斷的綑綁。一次評鑑就要花時間去整理一整年的資料，工作人員做這些，就沒時間去籌備運動，」楊志彬解釋。

今年5月，社大舉行第18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提出「公民社會白皮書」的想法，分別就能源、年金改革、國土規劃等議題做討論，期許社大能與當前重大議題接軌。雖然，「公民社會白皮書」還沒有形成確切操作方向，但已宣示了社大要找回影響力的決心。

從國土規劃到高齡社會，從國民年金到氣候變遷，只要是社區能使的上力的，社區大學全都關心。但社大並非專家，形成的意見也不專業，「不專業也沒關係。我們只要把大家的意見整合串聯，然後教授、學者、業者，就會用專業的方式來帶領我們做事，」文山社大校長鄭秀娟說。在事多如麻的現代社會，社大的傻氣與多事，顯得可愛又可貴。然而，未來專法一旦通過，社大面臨的各項新挑戰，卻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