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載著首批武漢返台台人的中國東方航空班機緩緩拖入維修機棚，開始乘客檢疫，熬夜翻牆收看台灣電視台直播的滯留武漢台灣人也跟著鬆一口氣。雖然踏上台灣土地的不是自己，他們仍感到開心，微信的滯留台人信息群，立刻刷了整片「祝願第一批返台的夥伴順利平安。」

祝福之餘，大家也暗暗期待下一個排上機位的是自己。在他們的認知裡，2月5日還有返台包機。雖然晚了2天，但回家的路不遠了。

為淡化「撤僑」聯想，中方以「春節加班機」名義包機將滯留民眾送回，而非由台灣派專機接回，也不同意讓台灣的醫療團隊前往武漢檢疫把關。2月5日上午，當被通知搭機的滯留者坐進前往機場的接駁車，台辦人員突然告知包機不飛了，「是台灣不讓你們走。」陸委會則澄清，2月5日的加開班機從來不曾出現在雙方的溝通中。

接返國人的歡喜氣氛完全變調，行政院長蘇貞昌提出四點要求：第一，接下來任何包機必須以臨時出差到大陸、長期用藥、年長年幼的人民優先；第二，檢疫優先，落實上機前人員檢驗；第三，對方應事先提供名單供台灣確認，不能再像首班包機一樣關機艙門前才提出；第四，包機要政府對政府磋商，不許任何中間人居中處理。

目前第二班返台包機仍無下文，滯留者的歸鄉路依舊漫長。

從武漢封城日算起，台幹阿翰（化名）已在宿舍待了17天。原本熱鬧的小區，只剩下廣播反覆放送的口號：「不要因為天氣好，就往屋外跑」、「害人害己害國家」，街上空無一人。

從事服務業的阿翰，去年因為公司在武漢拓點被派駐到當地，外派3個月就遇到武漢肺炎（中國稱新冠肺炎）疫情，「買樂透的運氣都沒那麼好。」

今年1月，台灣朋友不斷提醒他要小心有傳染性極強的肺炎病毒，「但武漢這裡都沒有新聞。」他和中國客戶談起此事，對方說傳聞太誇張，要對政府有信心。

1月23日凌晨，他在微信朋友圈接到轉傳的「武漢封城」消息。他原定搭乘25號的班機回台過年，以為空路不會封鎖，隔天卻接到班機取消通知，這時已來不及離開。

阿翰的家人找陸委會幫忙，陸委會請他們找海基會，海基會則提供一支國台辦的電話，說阿翰可以撥打過去。

其實這時兩岸已針對如何帶回滯留台人展開協商，但阿翰不知情。這時他被拉進一個微信群組，裡頭都是急著想回家的滯留者。組織這個群組的人是資深台商會長徐正文，以及武漢的台協、台辦。

阿翰回憶，那時徐在日本休年假，看到滯留台人新聞後主動聯繫大家，並在群組裡號召志工，協助匯報滯留者的需求。他表示，所有包機回台問題都是徐正文幫忙安排，大家登記資料後等待通知，「我們的主要（包機事宜）窗口是徐委員，台辦處理機位。」最後徐正文統計出的滯留者名單有500多人。

緊接著阿翰居住的社區傳出群聚感染，偶爾看到救護車停在某個家戶門口，車上走下穿著防護衣，全副武裝的人。他不敢出門，不敢叫外賣，盡可能減少與人群接觸，只敢和同事每週外出一次採買回家自己煮。

他形容外出有如「冒險」，毛帽、手套、口罩全副武裝，不敢和外人交談，看到人盡可能閃遠，最重要得帶著酒精，摸任何東西之前都先消毒。幸好他本來就習慣戴口罩，宿舍剛好有消毒酒精，否則目前吃的不缺，但口罩和酒精根本不可能買到。

他翻牆瀏覽滯留武漢台人相關的新聞報導，底下有網友留言要他們「不要回來散播病毒」、「去死」，讓他感到心寒。家人、朋友的打氣訊息是他最大支柱。

2月2日，他的一名滯留在武漢、罹患紅斑性狼瘡的台灣朋友接獲通知，搭上3日首批回台的班機就診。他明白台灣在斡旋過程面對很大壓力，首班包機的成功給他不少信心。

群組裡不斷流傳2月5日的包機消息，但當天早上，這班飛機突然宣告無望，原本看到一線希望的阿翰，頓時落入失望深淵。

首批包機的「黑箱名單」傳聞、徐正文的北京市政協顧問身分接連曝光，徐正文接受媒體採訪時急切解釋，他有擬一份建議包括短期出差、老弱、有醫療需求的優先名單給海基會，但國台辦也有自己的建議名單，最終究竟有誰上飛機，他不會被知會，也不清楚。

阿翰則淡淡地說：「（能搭上首班航班）都是靠關係的。」對包機這件事，他已不想再評論。

從事文創業的台幹Chris（化名）已經在上海工作8年，與中國籍太太結婚生子。以往過年，他們會到太太位在湖北農村的老家探親。春運期間交通特別壅塞，Chris在1月18日先到，太太與孩子的車票晚了幾天，殊不知一紙封城令，將一家三口分隔在湖北、上海兩地。

封城不久，當地台辦就將暫住在岳家的Chris拉進一個微信群組，裡頭是滯留在武漢的台灣人。雖然農村的食物不匱乏，居民都獨門獨戶在自家活動，他仍擔心感染風險，家人也盼著他回台灣，於是他填寫台辦發給的返台意願表。

湖北省有12個地級市、1個自治州、4個省直轄縣級行政區。就Chris所知，各個地級市都有集結滯留台灣人的微信「集合群」，聯繫返台的過程中，沒有台灣的相關單位和他接洽，他也不認識徐正文，一切口徑以台辦為主。唯一和台灣單位接觸的一次，是因為護照不在身上，他致電海基會後，有專人協助他處理。

Chris認知的返台方式，是大家會在幾日內搭包機一班一班走，但沒聽說有「短期出差、老弱、有醫療需求者先行」的順序。對於「有關係」的人才能搭上3日首班包機的傳聞，他思考一會表示，「理性來說，我倒不覺得一定是關係，比較有可能是根據距離來的。」

湖北省有5個台灣大，以有多名台灣人滯留、位在陝西與湖北交界的十堰市來說，到武漢天河機場就要5個半小時車程。Chris認為，省台辦統計出要回台灣的人就超過900個，但目前各個地級市之間都已經封閉，若不是政府協調開車，根本到不了機場，拉車距離長、檢疫繁雜不說，路上也有被傳染的風險。首班飛機很可能讓武漢的人先走，周邊城市後行。

首班包機載運數十名陸配引發爭議，Chris則認為，有許多陸配其實是從台灣返鄉探親，並不實際住在當地。再說，很多在中國的台商都是攜家帶眷，要求陸配不得搭機「脫離現實」，而且「當初填表的時候是有說可以帶陸配的。」

看著新聞留言對首班包機甚至滯留台灣人的謾罵聲浪，甚至要他們別回來增加醫療資源負擔，Chris認為這情緒可以理解。雖然想回家，他也明白回台後的隔離場所、人員物力政府都得準備。防疫還是優先，他現在能做的，只有等待。

同樣想回家，和阿翰和Chris牽上線的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他們沒聽說陸委會所提的優先名單，也一直認為有2月5日的返台班機。台灣官方與滯留在當地的台灣人之間，為什麼會有這麼懸殊的認知落差？

「一切混亂，都是第一時間欠缺統籌單位，以及資訊不透明惹的禍，」武漢台商J先生（化名）從疫情爆發以來就在台辦、台協與海基會等單位之間協助物資調度、為當地台灣人尋求醫療等資源。談起包機風波，他嘆了很多口氣。

J先生表示，在武漢工作的台商，可以自由加入當地的武漢台資企業協會（簡稱武漢台協）。在武漢生活的台灣人，則可加入武漢台協等3個大型的在地台灣人微信群。

封城當下時逢春節，來探親、旅遊的流動人口不計其數，這群平日不住在武漢的人，封城後連到哪買食物都不知道，遑論當地台辦、微信群的運作方式。J先生認為，作為有一定規模組織的武漢台協，應立刻成立應變小組，設置對外的媒體窗口，統籌所有與台人相關的訊息，並從三大微信群先設法篩出滯留台人的名單，畢竟台辦系統不可能完全掌握在湖北或武漢的台灣人。但武漢台協當下錯估形勢，沒有設置應變小組，受困台灣人慌亂下只好各自尋找浮木。

封城後，J先生透過人脈、微信等方式，在有1,100多萬人口的武漢市設法找出滯留台灣人；各地台辦則循區台辦、市台辦、省台辦層層向上匯報滯留名單；這時候徐正文也出面成立一個微信群，一個拉一個找出滯留者。

時間緊湊又混亂下，國台辦得到的消息是約有300人滯留，於是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1月28日說出「在湖北的台胞得到妥善照顧，不需台灣包機」的發言，提出包機協商的台灣官方則被已讀不回。

不料徐正文在2月1日召開記者會，聲稱有500多位滯留者等著回家，巨大人數落差讓國台辦傻眼，要求湖北省台辦重新統計滯留名單。

這時出現另一轉折，媒體爆出武漢台商K先生已高燒7天卻得不到醫療照顧，病況嚴峻。大量滯留台人與重病的K先生，促使中國對包機送回台商的態度轉彎。

J先生表示，兩岸在1月底協調包機事宜，態度卻神神祕祕，不只中方，台灣的海基會也沒講清楚說明白，導致多方臆測與滯留者的嚴重焦慮。

「這種政府對政府、可以安民心的重大消息，他們心裡就會想著牽扯到政治，不要講太清楚⋯⋯事實上，若訊息公開透明，民意應該都會接受（包機返台），畢竟國人不會不希望同胞回來。」

過程中幾乎無從接觸台灣官方人員，只和徐正文或台辦交流，也未必能翻牆關心台灣新聞的滯留者，自然也只接收到對方單方面告知的「2月3日、2月5日都有包機」，且深信不疑。而武漢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國民黨七人小組成員蕭永瑞受訪時也肯定說，「包機已確定，會一批一批走。」

這時已出現至少3份湖北省滯留台人的名單，一份是徐正文統計的500多人名單，另一份台辦系統彙整的名單則高達900多人。首班包機已敲定在2月3日晚上出發，龐雜紊亂的名單來到當地台辦人員的手裡時，距離包機起飛，只剩1天半的工作時間。

另一方面，海基會有一份彙整數百通台人求助電話後以弱勢急迫者為主的「優先名單」，據知情人士指出，在包機拍板前夕，名單透過武漢台商協會等管道轉給中方，但未獲回應。

此外，J先生說，封城後私家車不能出行，很多台辦人員只能在家辦公，甚至電腦也鎖在辦公室。由於初步名單有許多重複之處，加上台辦人員無法一起辦公，導致審核效率緩慢，只能先就已審核完畢且無誤的名單，讓看起來比較年長、有慢性病、帶小孩的家庭先走。因此，2月3日晚上的飛機，許多人是當日中午才接到集合通知。

至於是否有人靠權勢喬機位，J先生認為在訊息不透明下恐難釐清，但說實在空間不大，「武漢台資企業協會會長的母親已90多歲，她沒回來；最後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K先生非常想回台灣，家屬也苦苦哀求，但因好不容易透過武漢台辦找到床位，沒讓他回去。若有心操作，讓他們回來就好。」

然而台灣官方知情人士卻指，不管協助彙整名單的是徐正文、台協或各地台辦，最終的登機決定權就掌握在武漢台辦手上，而且被拿來做人情，說好的「急迫者優先」完全變調。

蕭永瑞在2月2日接受《報導者》訪問時，一開始她回覆只要在台灣取得身分證的陸配就可以一起回去，但後來又表示有中華民國居留證就有可能上機，但「我沒有得到最切確答案，如果沒有（指沒有台灣身分證），就沒有辦法。」這顯示直到包機前一刻，台協仍無法得知上機名單，台辦應有最終的決策權。

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強調，首班包機回來的人，與「優先名單」相符者只有2成多，「陸方不是沒有做（讓部分優先名單者上機），但飛機是用他們的，他們有主控權，最後比較不符合我們的建議名單。」

首班包機風波後，台灣要求中方一定要採取最高安全規格的防疫作為，在防疫安全前提下討論後續接返事宜。滯留在當地的台灣人，仍在等待返家時間表。

外界高度關切14歲血友病患者小安（化名），仍與母親困在湖北省荊門市。母子1月19日回娘家探親，卻遇到封城，小安的最後一針保命藥「雙特異性單株抗體」將在2月8日用罄，讓留在台灣的爸爸心急如焚。

「雙特異性單株抗體」是去年11月納入健保給付的血友病新藥，施用後能顯著減少病患出血次數，施打次數也比傳統凝血因子少。這類新藥所費不貲，以小安需要的劑量，每週施打一劑，一個月藥錢高達156萬。小安媽媽向數百公里外宜昌市的醫院求助，卻只找到舊的血友病藥。

她擔心新、舊藥混用會有問題，向海基會求助，海基會立刻轉達陸委會。問題是，依現行法規，病人得親赴醫院看診領藥，並得帶健保卡，否則要先負擔高昂藥錢。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請衛福部長陳時中協助，難題接著來到健保署長李伯璋手上。

幸好《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規定，長期用藥的慢性病人，因「經保險人認定之特殊情形」，得委請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開給相同方劑。在健保署協調下，高醫中和醫院院長直接與小安爸爸接洽，當面把兩週用量的藥交給他。

健保署高屏業務組專委許碧升說明，從前會用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條規定的，主要為行動不便或遠洋漁工，但人數不多，醫療院所也較無意願，畢竟當面問診開藥最符合病人權益。但封城事件情況特殊，健保署與陸委會合作，滯留者若有用藥需求，可循相同法源，簽立切結書後由家人代領藥。

昂貴救命藥用寄的不放心，陸委會原想委託返工台商運送，接著2月3日的包機拍板，眾人原以為小安會在飛機上，請台商先不必送藥，未料小安滯留在湖北，並未被列入首批返台名單中。

邱垂正指出，目前封城區域為「只進不出」，已經委託返回荊門的台商，盡速將藥送到小安手上。

首班包機引發軒然大波後，滯留武漢台人問題仍須解決。中國態度轉趨積極，台灣卻必須考量防疫能量步步為營。

2月6日，國台辦向台灣提出申請協助返鄉的979人名單，提出由中國東方航空2月6、7日各執行2班、8日執行一班的安排。當晚，馬曉光隨即措詞強硬的抨擊「台灣方面依然藉故拖延」。

陸委會則在7日凌晨發表聲明駁斥指控非事實，強調首批接返人員2人有呼吸道症狀、1人發燒，經後送就醫，其中1人確診，產生防疫破口，足見陸方未落實防疫作為，造成同機人員交叉感染風險，不符合雙方商定的防疫優先共識。

陸委會也強調防疫非兒戲，「如果用已提交多少人的名單、必須於幾日之內運送完畢，這樣急就章、草率的處理方式，勢必造成疫情傳播風險遽增，形成雙方防疫上的莫大危機。」陸委會呼籲陸方放下政治思考，回歸人道落實防疫控管，讓滯留人員早日回台。

邱垂正指出，根據兩岸協議，任何專案包機皆能由雙方的民航機關商定。雖然2月8日的春節包機期限已屆，但後續的接返行動，與陸方就是透過雙方民航機關，採春節加班機溝通模式商討，因此會繼續進行，沒有期限問題。

在兩岸特殊與敏感情勢中，未來「春節加班機」模式如何將滯留台人送回，已是兩岸關係與台灣防疫工作的重大考驗。

（2020.2.10更新）

仍與母親滯留在湖北省荊門市的血友病患者小安，2月10日凌晨終於收到從台灣輾轉運送的保命藥物「雙特異性單株抗體」。根據海基會祕書長姚人多以及當地台商表示，藥物在9日由海基會職員從高雄帶往桃園，原定送上華航班機，運往位在荊門市南邊的湖南省長沙市，不料該航班取消，只得協調華信航空送到河南省鄭州市。

基於疫情管制，河南省車輛無法開到外省，於是荊門台協會長簡俊男向台辦申請通行證後駕車500公里，在河南、湖北兩省交界的休息站與鄭州台協專人交接藥物，將藥品連夜運到小安與母親的住處，再開120公里返家。姚人多表示，他致電向簡俊男道謝，「簡會長只很酷地告訴我，『不用謝，這是我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