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是什麼模樣？在失去的時候，記憶會更清晰。失鄉人被刨根的恐懼，來自下一代可能再也不懂得他們的鄉愁。

「你如果問我，參與八八重建最遺憾的事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你：『就是無法阻止小林村一分為三的結果。』」

這不只是小林村前自救會會長蔡松諭的遺憾。八八風災10年後，我們走訪多名小林遺族，迄今他們心中最深的糾結，不僅是永遠無法改變的喪親悲劇，還有遷村政策，讓小林歸屬感的人情鏈也斷裂。

徐、潘、劉、陳、周，訪問小林人不出這幾個姓氏，不是親兄弟姊妹，就是表兄弟姊妹，關係最遠不過學長學弟、學姊學妹。日治開發山林樟腦政策下，平埔原住民大武壠族聚落先在這裡成形；國民政府時代，一批嘉義大埔移民來討生活，採竹、旱作，也在這兒開枝散葉；還有如蔡松諭父親這樣，被戰爭阻斷返鄉路的零星外省族裔。

庄頭到庄尾200多戶的小林村，居民組成儼然是個「小台灣」。原住民、漢人、外省人，即便文化背景相異、歧異也在創建家園的共生中磨合、交融，全部成為「小林人」。

風災後小林村9到18鄰被山崩土石掩埋，遷村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但小林村如同「切割式」遷村，異地重建家園支離破碎，形同二次「滅村」。

八八風災由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 世界展望會與慈濟基金會負責永久屋興建，當時行政院做出兩個關鍵決定：一是不蓋中繼屋、直接蓋永久屋；二是降低永久屋興建門檻、50戶就能興建。如此決策下，紅十字會在五里埔蓋「小林一村」、90戶；慈濟災後20天快速規畫「杉林大愛村」，小林人初時抵制，後因自建案遲未獲政院回應，擔心無處可居者只好遷入，一共60戶，諷刺的是，入住者無奈以「小愛小林」的自嘲，如今成了正式地名。災後2年，府院同意專案興建仿舊小林村落形式的「小林二村」，由村民參與設計規畫，取名「日光小林」。

然而，266戶小林遺族，自此分隔三地。現在，會去哪裡找「同鄉」聊聊、聚聚？小林人一談起這，就哽咽無語。

462個名字，刻在公祠的石板上。這裡，是小林人唯一能「一家團聚」的地方。也是距離舊小林村最近的地方。

10年前暴雨致山崩、土石流那天，甲仙鄉小林村傳出被覆滅的訊息，劉秋民是第一個前往確認的人。當時甲仙災情亦慘烈，路淹、橋斷，已搬到甲仙住的劉秋民，仍涉險徒步走進五里埔通往小林的路，親眼目睹「小林攏嘸去呀！」10年來，他似乎一直在和自己反覆確認那天的畫面：「故鄉，還在嗎？」

7月酷暑的甲仙，氣溫飆到將近39度。劉秋民趕個大早，5點多從甲仙上小林公祠，不上工的日子，他幾乎天天來這裡報到，揪同鄉的阿宏，一起除草、剪樹。公祠依偎著角埔溪，溪裡乘載著全是他的成長記憶，「小時候要是像這麼熱的天，我們會就跳進這個溪裡游泳，溪的每一塊石頭，我都嘛認識。」寡言、靦腆的劉秋民，眼神異常清亮，談話的時候，目光總是不自覺望著老家的方向。

公祠距舊小林村大約2、3公里，「現在只能走到這裡了，」他說。一家4兄弟，長大陸續外出討生活，剩下最小的弟弟住在老家，八八時和阿嬤、爸媽一起走了。劉秋民是板模工人，哪裡有工作、哪裡去，八八發生時正好甲仙有工程，他留在甲仙；8月9日事發那天，他突然一陣胸悶，「雨好大，打電話回去家裡，一直沒人接。」不安的他，索性走回去，結果看到一輩子揮之不去的影像，「厝攏看未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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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女兒救了我們吧，」劉秋民說。當時他本來把念幼稚園的女兒和兒子送回小林，給他媽媽帶，「女兒太愛哭了，哭到老師都受不了，太太只好把她帶下山。」八八發生前不久，他們一家四口才搬到甲仙住。

當年愛哭的大女兒，今年高三了，曾經是「阿嬤帶的孫女」，她心裡常常想起阿嬤，「心情不好的時候、想阿嬤的時候，我也會一個人來公祠，靜靜坐著，」她說，弟弟也曾看過總是認真做事、沉默不語的爸爸在偷偷哭泣，知道爸爸心裡牽掛老家，「爸爸雖然不會說，但他是很重情感的人。」

老家沒了，劉秋民把過去朋友拍的小林村照片放大，掛在廳前。「過年的時候是最難過了，現在已沒有老家可以回去。同學、朋友，不是走了、就是散了，」連兄弟也住在不同的永久屋裡，「各自圍自家的爐了，小林人愈來愈遠了！」這是重感情的劉秋民最無奈的地方。

頂著赤焰的烈日，他帶著工具去公祠，見溪邊哪裡的樹長高了，三兩下就快步下切到溪床邊，砍砍、修修。總是不時要來確認，樹會不會高得遮蔽了視野。「這樣，看小林，比較看得到。」外人眼裡，望去的已是荒煙蔓草一片；在劉秋民眼裡，永遠看見的是那條住滿親朋好友、滋養自己的「小林村」。

每年5月初、7月初、8月底和10月底，徐報寅就得往奇萊山或阿里山跑，他是製茶師，一年有80天要到離家200公里外討生活，製茶每年4、50萬元的收入，是主要生計。

和多數小林人一樣，他家是農戶，從小就在田裡打滾。小林老家原本種芋頭，八八後遷村，選擇入住日光小林，但離田地太遠了，「五里埔那裡還有87戶農民，日光小林就剩我一個農人了，」徐報寅說，雖然他在五里埔牛寮附近也有塊田，「但每天從日光小林開車去那裡種田，一趟要2、30公里，光油錢就受不了。」

但務農是根本，他仍在日光小林附近租了2、3分地，繼續種芋。除了賣新鮮芋頭，也學做了芋圓、芋餅，芋圓賣給甲仙的芋冰城，「不過，今年初夏多雨，甲仙遊客少了，賣得不好。只好硬推銷給親朋好友。」徐報寅有原民獨有的正向特質，訴說困境，也總能自我消遣。

為什麼不到永齡農場工作？這片八八風災後由永齡基金會承租57公傾台糖土地、為在地創生在災後快速興建的農場，當時基金會創辦人、鴻海科技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宣稱將建立「BOPT」（Build-Operate-Profit-Transfer）模式，確保產生利潤（Profit）後，移交由災民自主營運管理，如今呢？「永齡農場裡都是上班打卡的農工！哪有農民是朝九晚五工作的，像這樣的7、8月天，農人只會在太陽出來前或傍晚才去田裡，我們會自己看天工作呀，」徐報寅笑笑說。

不僅當初說好的「經營轉移」遙不可及，永齡聘用的員工也不全是在地人。根據高雄農業局提供的資料，永齡農場現有145人員工，在地的慈濟大愛村和小林人數大概74人，旗山、六龜鄰近居民32人，永齡團隊則有39人。

高雄農業局副局長王正一解釋，最初確實設定，如果有機農場銷路穩定，農民可以自主，永齡就要退出，由巿府協助農民籌組合作社，自己經營農場，「但是後來困難重重，收益並不能平衡，每年永齡虧好幾千萬，如果是民間企業虧了是要裁員的，永齡還照顧這些農民，他們是有勞保的。」農業局認為，永齡農場是做公益、是很好的模式，除非永齡基金會不願意接手了，不然巿府會繼續合作，最新簽約到2021年底。

「很好的模式」，但目前在永齡工作的小林人，只有4位。王振上是其中一個，「家人都在風災中走了，過去出外在越南工作，現在只想守著媽媽，不想再離家了。永齡每月有2萬多的收入，算是不錯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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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多數人和徐報寅想法一樣，耕種自己的田地才是農人。「自己的故鄉自己顧，如果可以在家好好工作，誰會願意為了生活跑來跑去？」八八風災後，徐報寅也曾積極投入自救會和社區重建協會，希望在這片新的家園裡，開創出「能留下來」的活路，結束四處漂蕩的「游牧農民」生活。

「初期2、3年，真的有看到希望，做小林工坊、推動休閒觀光，每個星期都有導覽團來。時間久了，效應也淡了，現在大約一個月來一團吧？」徐報寅最不解的是，小林工坊眼看就要發展起來，紅十字會捐了400萬蓋的工坊，最後卻莫名得還給高雄巿政府，每月要付租金給巿府，以致無力支持，「到了後來，（日光小林）內部對社區發展也有不同的看法，路線分歧了，力量也分散。」

於是，他又回到走山製茶的生活。沒做茶的時候，繼續種芋頭。

「以前保力達P加伯朗咖啡或沙士，早上就開喝了，和表哥、朋友一起挖生薑、挖芋頭，一灌下去，100多公斤的薑就扛上肩了，一整天可以喝掉10幾瓶。現在會愛惜身體了，錢夠用就好了，很多事有努力過就算了，因為我們小林人不能再少了，」他說。

災後看到有人為了爭搶永久屋、長輩遺產，為了各種利益撕破臉，讓徐報寅很感慨，他口中「不能再少的」，除了健健康康的小林人，還有曾經濃密的小林人情。

吳家蓁是個幹練的「小林媳婦」。曾在高雄做網拍、擺地攤，最好的時機月入10多萬。八八風災後投人小林自救會，希望替風災喪生的公公「積福報」。

那時自救會缺一個文書處理的人，先生劉清維叫她去幫忙，「記得在打死者名單時，每打一個名字，清維就在旁一個一個說：『這個是誰』、『那個是誰』，他都記得啊，真的很感傷。」她決定留下來，繼續進入重建協會工作，為了增加專業技能，還進入高苑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進修，月領2萬4千元。

劉清維的阿嬷、爸爸、阿伯在風災中喪生，「當時大嫂正好生小孩，媽媽到甲仙幫忙照顧，讓我們家多留下了幾個人。」國中畢業就到高雄大寮念書、工作的他說，「小林年輕人多數要到外地念書、工作，但外出也會互相照應，連工作機會都會互揪，像是大寮就是我們小林人『基地』之一。」

雖然在外地，家永遠是繫住遊子的根。「到城巿工作有時候還是不習慣，『外面人』太複雜了，累的時候就會回小林清靜、清靜，找同學朋友聊聊，」劉清維談起從前，卻已如隔世。

老家和親人一夕間消失，失去後盾和依靠的小林遊子，激起強大的歸鄉意志，要「把小林村建回來」、「把小林人生回來」。災後第三年，是青年返鄉高潮，日光小林入厝時席開250桌，小林子弟一共拼出了30個新生小寶寶，自稱是「台灣生育率最高」的地方。劉清維和吳家蓁也聯手貢獻了2個「小林寶寶」。

「我們真的很想留下來，」吳家蓁提到，後來協會申請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培力就業計畫，推動地方媽媽手工皂、烘培坊，還有「日光小林」品牌的中秋月餅、手工果醬等等，「最好的時候，中秋和過年可以分到3班。」但培力就業計畫從八八專案的35個名額，階段輔導結束後，回歸到勞委會一般性就業方案剩5到10個，外部政府資源逐年減少、內部發展意見也有分歧，在地工作機會愈來愈少，「確實也不能只靠政府方案，還是要自己發展起來才行，」吳家蓁中肯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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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不容易，台灣成功案例極少，如果只靠「災區」悲情行銷，大眾關注度很快退潮。正在開展家庭的年輕夫妻，沒有收入，只能二度離鄉。3年前，吳家蓁和劉清維離開拼了6年的日光小林，夫妻倆在高巿仁武區開起了小火鍋店，生意漸漸做起來，正計畫再找地方擴店。

「我們家老二是八八的4週年那天出生的，我8月7日去醫院待產，心裡一直在祈禱：『拜託！讓寶寶8月8日出生。』」肚子裡的兒子彷彿回應了媽媽的心願，真的在8月8日那天來為劉家添新血，「過去的這一天太悲傷了，每年一到8月8日，想到都是親人離開的痛苦，現在，這天能讓清維真的感受到『父親節』的喜悅。」小林媳婦用她的方式，轉化小林的悲情、增添生命力量。

到城巿繼續打拼，日光小林的家已空空蕩蕩，劉清維和吳家蓁感嘆，「一個村莊要發展起來，真的不容易！」一個小林，切成三半，連找朋友串門子還得開車去，「如果賺到錢的話⋯⋯賺到錢，我們就回去了！」儘管二度離鄉，他們心裡還是期待，有一天，「新的小林」可以發展起來。

小林自救會會長、重建發展協會會長、社企執行長、國賠官司代訴人⋯⋯10年來，蔡松諭身兼多個小林「發言人」的角色，同時也是遭致各種評議的「標靶」。衝撞了10年、吶喊了10年，從一條單身狗成為即將迎接第三個孩子的老爸，回首前路才發現，因小林悲劇起起落落的人生，是引導他對自我生命的溯源──認清自己最重要的一個身分，是「蔡阿卿」的么兒。

「媽，我工作穩定後，這2年想搬回高雄去，以後隨時都可以回小林。」這是八八發生前，蔡松諭和媽媽最後的一通電話。他沒想到，最後是以「重建家園」的方式返鄉。

現今倖存下來的小林人，除了大難現場逃出的44人，幾乎全是當年離鄉遊子，蔡松諭也不例外。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律組畢業後，工作跌跌撞撞，八八那年他結合法律背景和網路資訊，在台北創辦線上法律諮詢的生活智庫，終於摸索到方向，事業有點進展，就碰到了毀家滅村的巨變。老家滅村消息傳出時，外地的小林人急如熱鍋上的螞蟻，蔡松諭在PTT上發現有小林子弟「急尋同鄉人」，就這樣結合起來，開啟一群以六年級離鄉子弟為核心的小林重建10年工程。

從遷村選址、永久屋形式、社區創生、國賠官司，蔡松諭都是搖旗手。交往10年、從女友變成太太的江珮欣說，「壓力最大的時候，應該是爭取小林二村（日光小林）興建的時候，他每天不停問我：『妳覺得馬總統（馬英九）會不會給我們蓋？』」當年蔡松諭不滿府院未與災民討論，災後不到一個月，就決定要他們遷村到慈濟興建的杉林大愛村，「這是關乎我們後代子孫的事，怎麼可以這樣匆促決定？」

蔡松諭抗爭到底，要求由小林人自己蓋回自己的小林村；但這個過程長達一年多，杉林大愛和五里埔已完工、有人陸續入住，「自己蓋的小林村究竟有沒有著落？會不會最終落得沒有住所？」這是小林內部第一次對蔡松諭產生質疑，但日光小林爭取成功，化解這次信任危機。之後結合社會企業開創小林品牌判斷失準、失敗做收，讓蔡松諭跌了更重的一跤，過去一呼百應不再、團結的小林也不再；打了8年的國賠案，最終更一審判決，只有蔡松諭一人孤伶伶在現場聆聽「15人勝訴」的宣判，當庭痛哭，儘管他是三審已遭判敗訴的123人之一。

這些年，自救會會長、重建發展協會會長⋯⋯身分一個一個卸下，蔡松諭才沉澱下來思考──自己生命的重建之路，又走到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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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花了一年時間，以八八重建為名、完成家族書寫，新書《小林村的這些人那些事》就從他的父親「蔡阿卿」說起。「父親14歲就來台灣工作，遇上二戰，再也無法回到廣東揭陽故鄉，從新竹、彰化，輾轉到甲仙，先是噴灑農藥、後是當挑夫，常要把貨從甲仙挑到小林村或者那瑪夏去，這兩段路要翻山越嶺、涉楠梓仙溪而行，也因為這樣，有機緣落腳在小林村，成了他第二個故鄉，」蔡松諭說，他每遇到人生低潮時總會想到14歲的父親身影，「那麼小的年紀，可以撐過那麼艱難的歲月，我應該也可以。」

當年，蔡阿卿接連遇上了貴人，被他喚為「多桑」的平埔族大哥收容他、娶了那瑪夏姑娘而遷走的閩人「大麵仔」柑仔店讓渡給他，因而在小林開設第一家正式掛牌的雜貨店「小林商店」，從那樣艱苦歲月、靠著自己肯吃苦和小林良善的人情，建立家業。「我們家當年是小林村有第一支電話、第一台電視的地方，幾乎都用來『服務村民』。小林農民可以來店裡來賒帳，媽媽的陳年帳本從不追帳，」蔡松諭感慨時，就想想他的父母會怎麼做。

身為蔡阿卿5個子女中的么兒，蔡松諭從小備受寵愛，「我是村裡唯一讀法律系的人，在永久屋、國賠官司抗爭時，有村民對我說：『真感謝你爸媽生下你。』」10年路雖然很長，但距蔡松諭心中想把前人留下、如旭日般燦爛的小林精神種籽傳承、綻放的路，還很遠。

開回「小林商店」，是蔡松諭最新的想法。挺著大肚、10月將臨盆的江珮欣，一路看著他為了拼回小林，流汗流淚、還換來許多誤解，忍不住說：「也夠了吧！」不過她明白，先生心中對小林還有很多捨不掉的執念，「我當然也只有支持下去。」因為那裡面，有更多是一個孩子對父母無限的追念。

1999年921大地震，是台灣首度因重大災難進行大規模遷村，但921是以「個別遷徙、集體安置」和「集體遷徙、集中重建」等模式處理；2009年的八八風災，是政府首次進行「強制遷村」，為了講求「效率」、未經受災村民內部充分討論、共識的遷村決策，當年即引發激烈的抗爭與反彈。學者專家更批評，這樣由上而下主導的「父權式遷村」，只解決了住的問題、未顧及文化及情感歸屬層面，會讓災民離鄉愈來愈遠、甚且瓦解他們的「根」。10年後來看，當年的諸多隱憂，如今都不幸成真。

曾任921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長的農村發展基金會董事長謝志誠，也參與當年定調強制遷村、蓋永久屋的莫拉克重建推動委員會第一場會議。他提到，「會議上一開始就不斷批評921的組合屋拆不掉、後遺症多，不能蓋中繼屋、直接蓋永久屋，但事實上，921組合屋沒有拆不掉的；就算直接蓋永久屋也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當時興建永久屋機構主導性太強。」

謝志誠直指，「家屋」是政府最難處理的部分，因為它是「私權」，政府的公有地或徵收的土地，能不能直接贈予是大問題。「所以，八八風災時，當NGO跳出來要捐地、協助興建後，對政府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但無論921或莫拉克風災的重建特別條例，都明白寫著「災後重建應以人為本」。 謝志誠直指：「那個『人』，是哪個『人』呢？應該是迫不得已被遷村的人，不是政府、也不是NGO，不要把災民當成小孩子，好像他們什麼都不懂，那是他們未來的家，這個家希望蓋在哪裡？要怎麼規畫？廁所、廚房要在那裡？要找什麼建築師？有他們生活的延續，要讓他們自己決定。即便決定過程中，同一個村子的人、會有不同的意見，但這就是民主的代價，效率不是唯一指標，重點在磨合過程中的共識和選擇。」

「遷村不能僅以一般變更居住場所的『搬家』行為視之，而是一種族群或部落的『集體遷徙』，需關注其所可能面臨的文化、生計、人際、歸屬等問題，」謝志誠與其他研究者共同發表的《莫拉克災後遷村策略對社區凝聚之影響》研究裡還同時點出，「莫拉克風災後的異地重建過程對受災社區所造成的撕裂，其關鍵並非在災民對留鄉或離鄉的個人意願與選擇之差異，而是肇因於倉促的重建過程。」

8月9日小林滅村，8月15日頭七法會，8月25日就被要求第一次遷村公投，9月6日行政院重建會議上慈濟提出杉林大愛藍圖，9月19日小林村家祭辦理第二次遷村投票，「災後40天，還忙著辦後事、甚至無法面對親人離開的事實，就被要求二度進行遷村公投，」蔡松諭如今提到仍感不平，當時不願入住大愛村的人，還遭輿論批「小林人貪婪、不知感恩！」

「異地遷村是不得已的做法，把他們遷離原本生活的地方，要他們重建起過去的家園，是佷難的事，像小林這樣被分成三地，要再連起來是更難的。其實無論什麼樣的災難形態，遷村原則都一樣：『讓災民自主』。」謝志誠如此呼籲。

「如果可以重來，我會希望，只有一個小林村，只要一個就好了！」這是災後10年小林人的心聲。然而，歷史已不會給他們第二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