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2日，台北世貿中心一個會議室裡，美國在台協會（AIT）的出口管制官林安杰（Ariel Joshua Leinwand）站在投影幕前，不時脫口幾句生澀的中文，引起台下聽眾笑聲連連。

然而對於許多台灣廠商來說，這場由台灣國貿署主辦的「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管制規定宣導會」，討論的卻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嚴肅議題。

2023年夏天才抵台的林安杰，是美國派駐台灣的首任出口管制官。林安杰直言，這個前所未見的職位任命，反映了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性──截至目前，美國在全球各地一共只派出11個出口管制官，負責查核美國產品出口後的最終用途和使用者。

緊接在林安杰之後登台的國貿署官員提及，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包括烏克蘭、歐盟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曾通過管道來和台灣反映，關切台灣對俄羅斯的出口情形，希望台灣能和歐美各國採取一致的立場，強化對俄羅斯的管制。

出口管制為台灣政府和廠商帶來的壓力，也能從這場宣導會略窺一二。

國貿局官員在宣導會上強調，近年來地緣政治角力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經濟制裁和出口管制，取代了過去的軍事對抗，「只要戰爭不結束，這個制裁看起來是會繼續下去的。」

回顧歷史，出口管制和經濟制裁本就是「地緣政治角力」的產物。

台灣國貿署在企業內部出口管控制度的網頁上，便開宗明義提到，「20世紀前半葉，出口管制反映出東西方衝突的地理政治局勢。雙方均成立各種國際組織，強調國家安全，而促成了出口管制。」

政治經濟史學家尼可拉斯・穆德（Nicholas Mulder）則在《經濟武器：金融制裁與貿易戰的誕生》（The Economic Weapon: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中指出，現代的經濟制裁成形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讓不願直接投入戰爭的盟國，擁有戰爭以外的替代方案可以選擇。二戰結束後，美國則成了最愛使用經濟制裁的國家，憑藉軍事力量、以及自身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地位，讓經濟制裁無所不在。

安侯法律事務所的出口管制顧問翁士傑對《報導者》表示，現行和出口管制相關的制裁，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

首先，是針對個人或公司等實體的制裁。以美國為例，根據《出口管制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這類制裁包括「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一般俗稱SDN清單）、「實體清單」（Entity List）以及「未經核實清單」（Unverified List）等項目。

一旦被列入制裁強度最強的「SDN清單」，美國境內的所有人士和企業、以及在美國有業務營運的外國企業，皆不得與清單上的對象交易。若廠商要出口貨物給「實體清單」上的企業，則需先向美國商務部申請許可；至於出口給「未經核實清單」中的企業，也必須先在自動出口系統進行電子申報。

其次是針對最終用途的管制，近期美國針對中國人工智慧、超級運算等終端用途所執行的晶片出口管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最後則是針對特定貨品的管制，主要以「商品管制清單」（Commercial Control List, CCL）為代表，並有「出口管制分類編碼」（The Export Control Classification Number, ECCN）來對受管制貨品進行歸類。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最終用途和特定貨品的管制，並非完全限制出口，但廠商在出口受管制貨品之前，必須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如果產品被判定不會造成國安疑慮，便仍能獲得出口許可。

整體來說，台灣的出口管制法規和美國十分類似，同樣有「出口實體管理名單」、不針對特定國家的「軍商兩用貨品及技術出口管制清單」，以及針對北韓、伊朗等特定國家的貨品清單，各項清單皆參照美國、歐盟清單制定。

雖然出口管制行之有年、制度完整，但在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研究經濟制裁的資深研究員莎吉娜博士（Dr. Maria Shagina）對《報導者》強調，出口管制本就很難做到滴水不漏：

「像俄羅斯這樣的受管制對象，很快就會適應管制措施──他們可以找到新的中間人幫忙轉運，並持續利用現有的管制漏洞。雖然更嚴格的執法，可以讓俄羅斯更難繞過管制、或者需要付出更多代價，但終究無法完全阻止關鍵貨品流入俄羅斯。」

除了經由第三地轉運之外，在實務上，海關要執行出口管制也並不容易。

以針對俄羅斯的出口管制為例，根據現行制度，台灣廠商可先將貨品送至工研院鑑定，確認貨品是否在「軍商兩用清單」或「兩俄清單」內，若貨品落在清單管制範圍內，便必須先向國貿署申請輸出許可證，才能出口俄羅斯。

但令人訝異的是，廠商比對管制規範後，如果自行認定貨品不在管制範圍內，那麼即便沒有工研院的鑑定報告、或國貿署的輸出許可證，只要願意切結貨品非屬「軍商兩用清單」或「兩俄清單」，台灣海關依然可以放行出口——然而如果廠商存心瞞騙、低報規格，貨品出口後也很難追查。

針對這些疑慮，國貿署僅對《報導者》表示，海關放行後的出口個案，皆會逐案移送至國貿署查核；根據國貿署統計，2023年1月4日至10月間海關移送之切結放行案件，均非屬管制貨品。

然而台灣關務署公關科科長張晃嘉對《報導者》指出，海關在查核出口貨品時，基本上只會核對報關單；像工具機這類構造複雜的精密機械，海關人員也未必擁有相關的專業能力，因此就算真的拆開工具機，也很難當場確認規格是否落在管制範圍內。

張晃嘉並指，由於出口貨品都排了船期、機位，報關流程比較趕，和已經運抵國門、可以暫留在海關的進口貨品不同，因此廠商切結後通常便會放行，但放行後確實只能針對報關文件做查核。

但張晃嘉也強調，有類似現象的並不只是工具機而已，所有進出口品項都可能有申報不實的問題，因此終究仍要回到個別關員的經驗、能力和判斷，以及廠商本身的誠信。

針對可以先切結放行、後查核的作法，安侯法律事務所的翁士傑則認為，他從未聽過其他國家海關有這樣的作法，確實可能造成管制上的漏洞。

除了海關查核困難之外，台灣的出口實體清單也不無瑕疵。

雖然台灣經濟部會參照聯合國、歐美各國名單，但資料更新仍有時差──比如曾於2023年採購台灣工具機的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Lebedev Physical Institute），雖然已被美國列入制裁，截至2024年1月卻仍未出現在台灣經濟部的「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中。

工具機業者達佛羅的董事長張錦鋒則指出，如果業者存心想鑽漏洞，絕對都是做得到的，「CNC的精度可以調整，我可以在台灣把它做得差一點，到客戶那邊我再教他怎麼調好就好。」

不過張錦鋒強調，台灣廠商與其花心思走漏洞，還不如思考如何產業升級，找高階、合法的市場去拓展，這才是長遠之道：

「更何況現在看起來，就算俄烏戰爭結束，出口管制也不是短時間就會停止的事情。」

但無論如何，違反出口管制的後果，絕對都不容小覷。

依據美國法律，任何出口貨品只要含有一定比例的美國技術、零件，或使用美國設備製造，就受美國法律規範；若違反美國的出口管理條例，刑事罰最高可處100萬美元、或貨品總價5倍之罰金，公司負責人或職員則可處20年之有期徒刑；至於民事罰，最高亦可處30萬美元、或貨品總價2倍之罰鍰。

此外，違反管理條例的公司可能會喪失在美的出口權利，涉案貨品和技術也會被美國扣押；就算涉案公司在美國沒有分公司，也可能被列入實體清單，無法使用美元、或透過美國金融機構進行交易，也不得和美國公司進行業務往來。

更糟的是，境外公司的高階管理人員，也可能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美國法院提起「密封起訴」（sealed indictment），一旦前往美國、或其他與美國簽署引渡條約的國家，就會在機場直接遭到逮捕；美國政府有時甚至會冒充潛在買家，用「釣魚」的方式，將被告引導至美國可以引渡罪犯的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沒有直接受到美國法律裁罰，光是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也能為企業帶來的嚴重後果。國貿署官員在說明會上便指出，2023年新竹一間IC設計廠商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消息曝光後，上游廠商為了自保便不再供貨給該廠商，銀行也不願為該公司提供服務，導致該公司很可能必須解散清算。

張錦鋒也提及，達佛羅原本在瑞士有間代理商，然而該代理商被查獲將機器輸往俄羅斯、並被美方列入實體清單後，達佛羅便再也沒有繼續往來。為了管控風險，達佛羅也會不定期檢查海外所有代理商的狀況，避免誤觸實體清單地雷。

翁士傑則指出，美國商務部的工業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會對敏感領域的產品定期隨機核查，也可能直接向美國公司、或是外國銀行在美國的分行，索取外國企業的資料。如果BIS發現可疑情事，便會和該國外企業進行聯繫，一旦企業拒絕提供資訊，可能就會被列入「未經核實清單」；若查核後確實有不法情形，該企業便會進一步被列入實體清單之中。

然而《報導者》調查台灣工具機經第三地輸入俄羅斯、流入軍工業和核子研究所時，發現多數廠商皆認為「賣斷給國外代理商後就無從管控」，卻不知業者必須負擔最終流向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對於誤踩管制紅線的風險毫無意識。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一位不願具名的職員則指出，台灣的工具機廠商多半是中小企業，和台積電這樣的大型企業不同，通常沒有資源、能力在國外設立分公司或直營據點，只能與具有維修、保養能力的當地經銷商合作──這種做法雖然可以節省成本，卻也加深了掌握貨品流向的困難度。該名職員對《報導者》如此形容：

「海外經銷商要違規轉賣，就像打地鼠一樣，你永遠不知道地鼠會從哪個洞冒出來。」

研究出口管制的拓殖大學教授佐藤丙午亦對《報導者》指出，和台灣相比，日本配合國際出口管制的歷史更長、經驗更豐富，除了有政府單位把關之外，亦設有民間組織「安全保障貿易情報中心」，專門為日本企業提供出口管制的諮詢，整體制度相對完善，「而且日本的工具機公司規模比台灣大，更有能力投放資源做內部控管，避免觸犯管制措施。」

但林安杰強調，美國執法並不只針對大型企業，就算只是一人公司，也都有義務進行查證，確認貨品最終不會流入被制裁的對象：

「如果真的有疑慮、或沒有能力查證，那我會建議最好不要出口。」

如此說來，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如何在詭譎的地緣政治環境中自保呢？

林安杰建議，廠商應該留意可疑的警訊（red flag），比如買家地址和實體清單中的廠商相似、買家不願提供產品最終用途、買家所屬產業與購買貨品功能不符、願意支付高於市場價格、貨品最終目的地為貨運公司等──如果交易過程出現這些現象，廠商就必須提高警覺。

廠商在出貨之前，也應該查詢美國的「綜合篩選名單」（Consolidated Screening List）──除了廠商名稱之外，也可以使用地址來查詢，如果買家公司名稱沒有在清單內，但同個地址卻有另一間公司被列入清單，這時就要留意被制裁的公司用其他名義下單採購。

此外，中小企業如果沒有太多資源做查核，也可以使用免費的科技工具，來確認交易對象是否可疑，盡可能避免買家將貨品轉賣給受制裁的國家或公司。

比方說，「Wayback Machine」可以查詢交易對象網站的歷史紀錄，讓廠商檢查買家過去的業務範圍和交易對象，也可以使用Google Map的街景服務來查核公司地址，確認登記地址無誤，真的有廠房、倉庫等設備。此外，Facebook、LinkedIn等社媒平台上，往往也能看出不少蛛絲馬跡，查到買家的商業網絡。

由於美國對出口管制的法律追訴期為5年，因此林安杰也建議，所有查核過程、以及和廠商溝通的紀錄，都要保存至少5年以上，萬一受到美方查核，也能證明自己做過「盡職調查」。

翁士傑則提醒廠商不能有僥倖心態，以為把貨品賣斷給經銷商，後續流向就事不關己，因為美方執法，「是整把葡萄這樣抓起來的，⋯⋯（他們會）覺得你是共犯。」

「以前那種只要有生意機會，不管在哪裡都可以去試試看的世界已經不再了。」翁士傑強調，地緣政治角力加劇，勢必也會增加廠商違反出口管制的風險，台灣企業必須培養風險辨識、買家查核的能力，選擇風險較低的市場或合作對象。

更關鍵的是，若企業能建立完善的法遵機制（Compliance Program），除了可讓員工有明文規範、標準程序可循之外，也能對執法者展現遵循管制的決心，未來萬一不幸捲入違規事件，也有證據能呈現給執法單位，減少被懲罰的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