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以我們在荷蘭觀察到的現象與主張為切入，分別是「Visual Storyteller」以及「Radical Reversibility」。前者關於攝影家身份的擴張，而後者則更關係我們如何激進反轉的觀看世界。

在探訪荷蘭過程中，我們發現許多攝影系學生、攝影家很少介紹自己是「Photograpger」（攝影師或攝影家），而多以「Visual Storyteller」自稱，這讓我們對「Visual Storyteller」一詞的涵義感到好奇。

在與Docking Station創辦人Marga Rotteveel訪談的過程中，我們初步認識了「Visual Storyteller」跟「攝影家」之間的差異 。一般來說，攝影家通常是指以影像攝製為主要發展的人，不管是接商業案、流行時尚、沙龍風景或紀實攝影等等；Visual Storyteller則更傾向於用影像來鋪陳敘事，不管是在議題探討、或媒材使用的方式上，都不會侷限在純攝影、平面影像的框架。

廣義來說，Visual Storyteller包含了攝影家以及其他視覺創作的可能。 Visual Storyteller不只會用「自己拍的照片」，而是同時運用歷史檔案、書籍、繪畫、裝置 、錄像、電影或表演等等方式呈現。換言之，Visual Storyteller更像是「編輯者」，搜集各種不同的素材並重組編織成敘事，相較於過往攝影家堅持自己拍照、放相、洗照片的過程與原作觀，顯得開放許多。要言之，「Visual Storyteller」在創作實踐上，有著更高的彈性跟自由度。

但嚴格來說，「Visual Storyteller」跟人們常見的「用照片說故事」、讓一張照片充滿感動故事，仍有些差異。「用照片說故事」大致上還是採取制式的僵固模組，可預期性高，主題跟影像之間的關係也過於直白，常淪為圖說。

Visual Storyteller則是更為開放性的逃逸出制式框架（有著更多的曖昧性與不可預期性），並重組影像素材，讓我們關注到更廣層面的社會、歷史、文化、認同、或轉型正義等問題，有著更多對既有框架的叩問。換言之，Visual Storyteller更傾向於紀實攝影精神的延伸擴張。

《Malaya book project 》是新加坡攝影家沈琦穎的作品，主要關注她過世祖父的歷史與自我身份。她說「對於我來說，尋訪祖父的故事也意味着為自己所做的事與自己所成為的人尋找意義」。在我們拜訪荷蘭的期間正好是她在Docking Station交換做Docker，而沈琦穎在媒材使用上也十分靈活多元。（圖片來源／沈琦穎個人網頁）

Visual Storyteller跟攝影家比起來有更大的彈性、自主性，以及更多元的使用媒材。但，今天我們生活在以視覺為主的時代，如果過於強調視覺面向，則有可能漸漸弱化我們其他非視覺的感知（觸覺、聽覺等等）與深度閱讀的能力。雖然，我們多少依賴視覺，但我們能夠重新翻轉熟悉的視覺經驗。也就是說，積極的Visual Storyteller得以翻轉我們習慣的視覺感知，並非停留在熟悉事物的再現，而是重新考慮我們觀看與感知世界的慣性。

這種Visual Storyteller對歷史的重新敘事，以及對現實的翻轉，我們可以參照荷蘭攝影教育學者Frank van der Stok以及他所參與的藝術團體計畫Radical Reversibility（激進翻轉）。

Radical Reversibility的概念圖，左上圓圈為「跨文化」、右上圓圈為「超歷史」、下方圓圈為「非人類中心」。（圖片來源／Radical Reversibility官網）

Radical Reversibility主要由三點要素構成：超歷史、跨文化、非人類中心。

「超歷史」指的是，創作者的作品不只侷限在當今，而是能跟過去作品互文對話產生新可能，即創作者像策展人一樣編選各個時代的作品，進而對線性史觀提問（強調「共時性歷史」的多元共存，而非「歷時性歷史」線性發展的進步觀）；「跨文化」則是指不以西方為主的視角，更關注亞洲、非洲、南美等區域所形成的特殊視角；而「非人類中心」則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同質化批判，更強調異質、實驗性、反轉的視角來觀看世界。簡言之，Radical Reversibility提供反西方中心、反人類中心、反線性歷史等等的主張，並跨學科的提供我們觀看世界的另類方式。

如果傳統紀實攝影較傾向以人類的角度紀錄，同質化人類的處境，例如攝影史上相當重要的《人類一家》展覽，呈現高度人類中心主義並把各個族群或地方的差異給均質化。那麼，Radical Reversibility則是嘗試從非人類的角度，重新打開不同的觀看視野。也就是說，這並非如實的紀錄已知事物，試圖教導讀者正確的價值觀（說教感）；而是「去學」（unlearning）的拋棄既有偏見與慣習，創作者與讀者一同邁向深不見五指的黑暗，進而探索新的路徑。

過往的學習法像是加法，重視知識、經驗的累積與疊加；「去學」則強調解構， 以及過程中學習心態和習慣的調整，並且一再重新建構的變動過程。有趣的是，去學不是指跟大師或專家學習哪些必勝套路，去學更關乎自己心態與既有習慣的調整。這通常會讓我們不舒服（因為要捨棄已習慣的語言或思考方式），但卻同時讓我們充滿探索未知的好奇精神。換言之，去學更像是沉浸在一個不斷辯證並重新調整的「過程」，而不保證有成功或失敗的結果。

綜合來說，不論是Visual Storyteller或是Radical Reversibility都提供了新的路徑來考慮「攝影」。前者更多元而立體的運用媒材，跳脫過往在攝影敘事上的線性、平面性、因果性思維；而後者則是提供了非人類的創造性視野，提出更多未知的可能與問題。儘管前者似也承接了紀實攝影的社會關懷精神，但卻逃逸出既有成規，積極利用多元媒材重新組織敘事；而Radical Reversibility則更偏向藝術創作，不侷限特定議題，更強調新感知的開發。

雖說Visual Storyteller更像紀實攝影關注與介入社會，而Radical Reversibility則更像藝術創作關注新感知的開發。但，他們都共享一種精神，也就是攝影跟其他領域間的擴張關係，並拋開「攝影應該是什麼」這個問題意識或成規教條（比方說什麼才是好照片），重新打開「攝影還有可能是什麼」的動態實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