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明選定了6位阿嬤做為拍攝的對象，其中有3位是住在花蓮縣的原住民阿嬤，她們當時都在原住部落附近的日軍營區擔任打掃雜務工作，後來卻被迫充任慰安婦；另外3位是住在新竹縣新埔鎮的客籍阿嬤，她們當年原本應徵食堂服務生及看護助理的工作，卻被騙到中國海南島成為日軍性奴隸。

這6位阿嬤的背景實際上反映了台籍慰安婦受害地點的兩種類型：一在本島，一到海外。然而，不論在本島或海外，也不管受害時間長短或原因為何，痛苦的經驗並未隨著戰爭結束而停止，社會及家庭的壓力仍如影隨形地跟著她們一輩子，讓她們抬不起頭來，甚且嫌惡自己的身體。

黃子明平日在報社工作，要拍攝這種必須建立高度信賴感的對象，記者的身分剛開始反而成為一種阻力，他通常利用休假日去阿嬤家裡拍照，而且一待就是一整天，甚至連續兩天。黃子明的出現對阿嬤其實也形成一種壓力，後來他才從婦女救援基金會社工那裡得知阿嬤的疑慮，調整與阿嬤的互動方式。就這樣黃子明以一己之力拍了近3年，和阿嬤甚至她們的家人由生疏而熟識，拍攝情況也漸入佳境。

2003年，婦援會希望黃子明能協助記錄阿嬤接受身心治療課程活動的過程，由於多位參加這些課程的阿嬤不願暴露身分，因此採取閉門上課方式進行。不過，黃子明認為，這是能深入拍攝阿嬤內心世界的難得機會，最後仍決定加入。

參與多次身心治療課程之後，黃子明發現，透過藝術治療讓阿嬤可以在很自然的情境裡說出自身的傷痛經驗，以及對人生的回憶與想像。他記得，阿嬤盧滿妹很愛美，塗面具時畫了兩個紅紅的腮紅。原住民阿嬤則幾乎都畫紋面，事實上他們本身並沒有紋面，這代表他們在族人文化傳統裡面被排除，對他們而言是很難釋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