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歲的黃福龍，在廟埕上拉起上衣，是一道長長的疤

「肝癌啦，」講話的是他40出頭的兒子，烏崁社區發展協會會長黃健忠、民進黨澎湖縣黨部主任委員。3、40年打漁生活中，黃福龍捕的龍蝦曾多到連肉都不想吃，海參端上桌，孩子會撇頭。

身體的病痛也是當時留下的。為了抓龍蝦、石斑，黃福龍咬著軟管、靠船上同夥「打」空氣潛下海底。「所以我跟他們說，長大不要再做這個了啦！」黃福龍看著黃健忠說。

烏崁社區的這對父子是澎湖的異類，他們把社區港口外圍起來，禁止採捕，成為澎湖第一個自發性的海膽保護區，放流一千個馬糞海膽苗作為產房，自稱「澎湖第一膽」。

海膽近年幾乎跟澎湖觀光畫上等號，海膽蓋飯、炒蛋、沙西米，很受歡迎。每年開放採捕的日子一到，不用3天，尋找馬糞海膽幾乎等同大海撈針。因此，每年海膽的數量都會點燃觀光發展、生態保育、漁民生計等論戰，一個物種成為澎湖在地發展、海域管理的縮影。

在烏崁，漁民發起成立保護區，讓撿海膽維生的漁人當巡守隊隊長。他們打什麼算盤？

洪明廉叼著煙走來、防寒衣一路都在滴水。這個季節，他以撿拾海膽維生，一個下午沿海作業回來，「5個，就5個而已，」他瞇起眼回憶著以前上百顆起跳的成績。

他當巡守隊隊長，是因為嚥不下這口氣。

以抓魚、撿螺、撿海膽為職業的他，氣得不是政府的管制，是氣政府不管。

「一開放就都是一窩蜂大家抓，等到第3天，那種靠裝備的，就從深的把海膽抓起來了⋯⋯這幾年下來（海膽）都沒有時間產卵、都還沒有肥，就被抓走。」撿海膽的不只是漁民，還包括出海休閒、賺零用的人，不懂得生態，只懂得不要放過一顆，「要禁止揹氧氣筒（採捕），他們不是靠這種生活啦，」黃健忠補充。

「生氣有什麼用啦，跟農漁局局長反映了兩三年啊，他說會來抓、會來抓，結果都沒有！」洪明廉說，「今年開始在注意，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在他心中，禁捕政策，對海來說是進補，「這一塊（海域）就是把它保育起來啊、自然復育啊。」15年前同樣海膽量少，但採取適當的捕撈方式與保種後，數量還是會回升，又肥、又多，才真正賺錢。

一旁，經驗更豐富的黃福龍表示，一樣的情況發生在海參、螃蟹，尤其是3、4月的第二漁港邊，「每個（抓起來的）螃蟹裡面都很多卵啦，那個應該是不能抓哎！」

「法律有規定，啊政府都沒有在實施，怎麼會不滅種咧？」每每談到漁撈的管制，第一線總說民意代表的電話讓他們「有法難罰」，眼前的兩位漁民不滿的卻是執法不嚴，而這些意見沒有民代幫忙打電話。

「真正的漁民都知道，（海裡）沒有東西了，」黃福龍用村子裡最後一艘船為例，兩人出海一晚，「你猜捕到多少回來？」他表情近乎戲謔，後又仰頭看天。

「一條啦！說了你都不會信啦！」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頓了幾秒之後再重複一次，「現在政府如果沒有推動保育，漁民可能就不行了，他沒飯吃啊！」

海裡無魚人人皆知，但在烏崁，年輕一輩卻能推動保護區，因為社區已經慘過一個世代。

採訪過程，每班軍機、客機的起降聲都能壓過談話，加上一旁的納骨塔、海水淡化廠、瓦斯分裝場。當地人說，上一輩的人太不團結，整個社區又小、又老、又弱，下一輩看在眼裡，想要回家生活，只能圈地養海，試著一搏。

黃福龍可能沒想到，離他約35公里的東吉嶼上，他理想中嚴格執法的警察真實存在，但領頭的小隊長，卻可能成為今年澎湖考績最差的警察。

一上岸便看見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警察蕭再泉，正搭著老漁民的肩，勸他賣網。

「我去幫你找人來收啦，好不好？你年紀也到了，你還有一家雜貨店啊！」蕭再泉說，他跟一旁的保育志工陳盡川討論，哪裡找買家、如何募款買下阿伯的網。他們曾募到30萬，收購另一批漁網。

這不是「警民」第一次聯手收購漁網，為了鼓勵漁民轉型，停止在國家公園內使用被禁止的底刺網，陳盡川等人曾募到30萬用來收購漁網；同時，他們也號召保育志工，在海上舉報不法捕魚行為，自發地在國家公園海域設立公錨，不讓船隻傷害珊瑚。

我們跟著上船，加入志工與國家公園警察第一次的聯合巡邏。

「你有我的臉書嗎？」蕭再泉一手拿著大聲公，一邊將傳單用竿子遞到休閒小艇上。他開始宣導政策，講述「種原庫」的概念，如果海流交匯的南方四島能夠成為種原庫，左手賺進觀光財，右手還可賺進外溢的漁獲，前提是除了傳統漁民，其他捕撈都必須禁止。他提醒對方加他臉書，因為「我才可以私訊你海域圖啦！」蕭再泉提醒了3次。

對蕭再泉來說，臉書是在3萬6千公頃的南方四島海域，佈下法網的工具。

他有3千多個臉書好友，透過臉書不只是讓漁民知道執法決心，也讓漁民成為他的情資網，根據情資調整出海時間：白天查炸魚、晚上查電魚，傍晚跟清晨是違法放網的時機，他曾連續3天半夜摸黑出海埋伏。他的臉書發文就跟警廣一樣，留著他的電話，是要大家看到違法就告訴他。

一個非東吉嶼出身的國家警察，在世代捕魚的南方四島海域要禁止捕撈。「他們跟我說，『海沒有蓋蓋子，為什麼不去跳一跳！』」蕭再泉笑著搖頭，叫他跳海、看他笑話的大有人在，還有村民再三要求他，抓外面的人就好，自己的人不要管，不然小島上的居民要怎麼生活？

「管，當然是為他們著想啊，他們子孫才有魚抓啊，不為他們想，當然就是讓他們去抓吧，抓一抓沒魚也沒關係，我又不是靠那（漁業）賺錢的，在房子吹冷氣、領薪水，多好！」

蕭再泉一年半前被調來澎湖，一開始負責處理中國漁船闖入海域的案件，接著是炸魚、電魚、毒魚、流刺網，按照對當地影響的嚴重程度，一步步著手。於是當地漁民對他讚賞有加，成為臉書好友，也一步步擴大他的情資網。

他甚至靠著臉書，讓海巡署派出巡邏艦。一張二十幾艘中國鐵殼船進入南方四島海域的照片，自從蕭再泉貼到臉書，連總統府都看見了。過去，海巡署因為天氣因素、油料控制等因素，不會派船艦巡邏，但是蕭再泉幾次貼出中國漁船照片後，現在海巡署在南方四島海域，開始進行預防性的「超前部署」勤務，「海巡署說，不能再讓蕭小隊長拍到（中國漁船）。」

臉書，是他帶領兩名員警巡守3萬6千公頃的最佳戰友。他曾經從臉書好友徵得空拍機器，監控海域，也透過自己的人脈網調來潛水用的防寒衣，看到疑似咬管潛水捕魚的漁民，他也跟著下潛，在水面下蒐證。

「臉書給你的，是不是比上頭給的更多？」我問。

蕭再泉愣住，笑一笑。在地人都知道，身為海上國家公園警察，蕭再泉如果要出海，需要向上提出申請，油料有限制。甚至，因為防寒衣尺寸太小，蕭再泉必須從本島調借，即使有磨損、尺寸過大也得穿。

一年半前被調來南方四島的蕭再泉，本來信心滿滿，認為管理海域並不難。他自製漁船圖鑑，把海域中出現的每艘船都拍照記下，包括漁法、船長、聯絡方式、犯罪紀錄等。這是他在墾丁後壁湖練就的本領之一，在那裡，他面對的是近兩百艘在地漁船，面對的是對生命的威脅，「他就說，『小隊長，現在槍很好買喔！』」蕭再泉回憶。

當時，他為了協助在地的觀光發展、漁民生計，一邊從新台幣3千、9千、1萬5千開始勤於開單，一邊找來學者傳授，邀請飯店業者、觀光業者、漁民一起觀看國外保護區的影片，凝聚當地共識。國家公園看到了成效，順勢把35公頃海膽保護區劃大成186公頃的保護區，蕭再泉則在7年內，開了兩百多張的告發單，確保正向循環。7年過去，原本無魚的洩氣國家公園，成了2萬顆海膽的家。

同樣的經驗套用在南方四島，嚴格執法之後，當地的延繩釣漁民因為少了中國漁船、底刺網捕撈的影響，七位數的年收入再翻一倍。現在，登上東吉嶼的釣客兩年成長一倍，觀光客從4千出頭，成長到1萬7千人，東吉嶼開始出現年輕人，做起小吃店、民宿的生意。

但同時，蕭再泉也因此成為長官的眼中釘。

他曾經遇上執法的船被調往他處的情況，「警察沒有船，是把我們斷手斷腳了啊！」蕭再泉明白，只要出現執法真空，漁民不會把他們當真，幾天後他忍不住在臉書發難，希望改善現況，卻換來兩次申誡、要求他自行申請調職的結果。

「以前在墾丁也一樣，我也拿過（考績）乙等，現在有臉書了，沒關係。」擔任小隊長的蕭再泉笑笑說，基層員警的好處是「無欲則剛」，已經到小隊長了，未來已沒有升官的可能，而且他也不看重名利，「我現在只求留下一個紀錄，讓台灣後代認為漁業資源是有希望的。」「帛琉總統來，（馬總統）還跟人家說你們做得很好，我們要效法。哎，帛琉多少人，我們多少人？2千3百萬人的國家做不出一座成功的（海洋）保護區？」

他知道自己是體制中的異類，曾經讓他看見希望的後壁湖，如今讓他認清現實。

自從蕭再泉被調走之後，「樓塌了。」花了7年建立的保護區，2萬個海膽早就不再，即使是國家公園警察隊，生態管理也不是他們的首要業務，執法重心端看每一任主管，「人治不是正常的，應該要有正常的制度⋯⋯我在後壁湖那邊做海域是多做的啦，我們的長官都認為我們的工作重點在陸域，海域裡的，你做，又沒有人看得到。」

「現在台灣海洋保育這一塊，沒有一個專業、專職的執法單位，」擁有20餘年海岸執法經驗的蕭再泉指出，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有3名警力，但在國家公園之外的澎湖海域情況更糟。主管的是縣府農漁局，但執法卻委由以查緝走私、維安為主業務的海巡署，「農漁局說他沒有人，海巡署說這不是他的主要業務。」

結果是：「澎湖其實有3、40條關於海域管制的法令，但都沒有執行啊！」海洋公民基金會執行長翁珍聖說。

「所以大家才會推海保署，讓他有個專責單位，」蕭再泉說，「沒有專才的話，在領導海洋公園這一塊，是一個大問題。」

台灣不是沒有專才，只是當政治因素凌駕專業時，連專才也成了擋車的螳螂。曾獲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的澎湖縣前水產種苗繁殖場場長張國亮，就是一例。

兼具養殖業者、公務員、中央學術研究經驗的張國亮認為，除了執法、保育等節流面的政策，台灣更應該從「社區發展」角度，做到開源。「不讓他們（百姓）有飯吃，什麼政策都沒有效！」

烏崁的自主管理、蕭再泉的嚴格執法，在張國亮眼中都只是有效管理的單一面向，如果政府不願承擔，一切只是白作工。

他以種苗放流為例，要放海膽，就要挑最適合海膽生長的區位，但是包括基本的環境調查、海膽的長期追蹤，加上放流後在地區民的管理、持續嚴格執法，甚至在當地發展產業，促成人口回流與產業轉型等，都需要跨部門的共同合作。

8、9年前，他們曾把以上的想法製作成圖表交給縣長，卻與後來一本關於全澎湖各海域最適種的調查報告，一起被晾在一旁。供種苗放流選址的參考與科學數據，比不上長官意志以及民代電話。

張國亮曾經試著用種苗場做示範，與社區沙灘結合，讓一間種苗場兼具教育、觀光、育苗三種功能，並以此拿下國家貢獻獎。只是後來種苗場尋求BOT經營，傳出得標者試圖以種苗場名義蒐羅魚種轉賣海外，張國亮只能自願降調，避開親手毀掉心血的無奈。多次向上反應政策錯誤的他，與蕭再泉一樣，成了長官的眼中釘。

現在的張國亮，從九職等的場長變成大學裡的技正，用有限的資源在校園裡帶學生繼續做復育，只是為了證明，澎湖能做到什麼。

有自發保育的社區、有堅持的執法人員和傑出公務員在第一線找解方，近來，中央其實也想提供澎湖子彈，4年共1億2千萬。

由漁業署規劃，結合學界、政府、社區、學術的「栽培漁業示範區」，曾選定澎湖為全國5處可能地點之一，要以1億2千萬打造全國第一個示範區，從物種放流開始，追蹤研究、結合社區發展，連續4年試著讓在地社區永續經營海洋資源，創造就業、吸引人口回流。

但在決選評估階段，澎湖縣府卻回覆拒絕，表示意願不高。

「在地意願，是（決選時）非常重要的因素。」行政院內部人員說。計劃最終由相對積極的新北市卯澳灣雀屏中選。

擁有一座國家公園、世界最美麗海灣的澎湖，其實就是台灣海洋管理的縮影，當海洋資源管理與保育的權責散落在不同部會，不屬於任何政府部門的專責，第一線的公務員只能兼著做，看不見的海底保育，成為順便，一切只能靠熱血。

台灣許多海洋管理專才，因為制度的缺陷，如同張國亮、蕭再泉一般，成了試圖擋下龐大政府體制的螳螂臂。

危機已經為烏崁帶來轉機，進行中的推動海洋政府部會設立，能不能反映出台灣各地自主淨灘、社區管理所代表的民意？長期奔走產官學間的翁珍聖認為，「聰明的政治人物，應該站出來，做反映民意的那一棒。」海洋管理機制能否納入地方社群、專業、人才，讓管理到位、並切中地方需求，也成了政策成敗的關鍵之一。

如果烏崁社區廟埕上的「澎湖第一膽」，是一個世代衰落後逼出的故事，作為海島子民的我們也都該想想，我們究竟是學到教訓的世代，還是那個在社區隔壁建造納骨塔、海水淡化廠、瓦斯分裝場，捕完海產又賠本毀根的那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