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我幾乎不看電視新聞，這並不是因為我對電視新聞有特別成見，而是七年級後段班的我，發自內心地覺得電視新聞很無趣──我想我大概是天生對電視新聞冷感的人吧。不過，2年前剛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攻讀新聞碩士時，我對加拿大魁北克龐克獨立雜誌起家，後被HBO簽下，從非主流媒體跨足主流電視新聞界的 VICE 著迷。

我喜歡與我年紀相仿、擁抱次文化的主持人；喜歡他們帶著觀眾衝鋒陷陣地到各戰地與第三世界。他們瘋狂地到賴比瑞亞採訪食人族，並與 ISIS 面對面接觸。他們想在鏡頭前罵髒話就大罵髒話，坦率直爽地做與眾不同的新聞。

這對於思想偏左，又愛叛逆搗蛋，在台灣求學時被不少老師嗤之以鼻的我來說，VICE提供了一個令我共鳴，珍貴稀少非主流的聲音。

「在新媒體當紅的網路時代，誰還想讀《紐約客》（The New Yorker）又臭又長，拗口難讀的報導文學啊！」文字記者出身，但在研究所專攻新媒體的我，當初是這麼想的。

在學風自由的柏克萊就讀的第一年，我對長文的想法大致沒有改變。沒有程式經驗的我，重心全擺在資料視覺化與電腦編程，寫作相關的課則修得少，執拗地深信新聞的未來全取決於視覺與新媒體，而長篇報導文學則是老人寫給其他老人看的。

寫程式和設計技術愈來愈好的我，找實習工作時很幸運地拿到了Google提供的新聞獎學金，也跌破眾人眼鏡，拿到了全美新聞界最競爭的《紐約時報》的實習機會。當時，我的理智告訴自己，放棄寫作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在《紐約時報》報到的第一天，我的老闆告訴我，我的工作內容除了要用程式設計出資料視覺化外，我還要一個人負責文章內容的採訪與寫作。我很幸運地被分到好幾則在美國備受矚目的議題，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國密西根州弗林特市（Flint）水源遭鉛污染的新聞。

弗林特市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當地以非裔居民居多，失業率居高不下。市政府為了舒緩財務赤字，於2014年宣布不再向鄰城底特津（Detroit）買水，改用弗林特市內的河水。

2014年夏天，該市飲用水內出現高濃度大腸桿菌的議題開始受到社會注意，為了解決問題，政府在飲用水中多加了具腐蝕性的氯，但卻沒有任何防腐措施。帶腐蝕性的水侵蝕了鉛管和住家幫浦，造成許多民眾與孩童鉛中毒。經媒體報導後，政府官員又官官相護，且投機取巧地採取不適當的抽樣與驗水方法。事件在今年初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光是這個專題，我就做了 3 則新聞，其中一則還上了《紐約時報》頭版。

總而言之，這是一則非常不容易處理的新聞。困難點不在於數據處理或是資料蒐集，也不在於英文採寫（當然，這對於身為土身土長台灣人的我來說，還是有挑戰性）。真正的困難在於這是則融合了人情與政經結構的新聞，講的是一群在歷史、經濟、文化、政治、社會上弱勢的非裔美國人如何被國家忽視，連基本飲用水的人權都被剝奪。這是一則無法只仰賴視覺帶讀者去理解當地民眾的艱困，而是需要記者花上數週，深入災區，取得當地民眾信任，才能形成力量的新聞。

現在回頭看，我並不覺得我當初做的新聞很好。我的圖表、數據分析與短短一千字上下的文字，並不能適切地闡述當地民眾有水喝不得的心酸。

很多議題，尤其是與文化、社會與歷史相關的新聞往往前因後果錯綜複雜，需要記者花許多時間抽絲剝繭地深入了解，並博取當地民眾信任。但是很遺憾的，電視新聞、報紙與許多新媒體往往只是讓閱聽人看到新聞事件有多糟糕，當地民眾有多可憐，但是對話就停在這裡。新聞事件被過度簡化，顯得黑白分明，而應被解釋的灰色地帶卻被忽略。這除了與媒介特性有關，電視和新媒體較快速的新聞週期和截稿時間也是原因之一。

這就是為什麼強調行動嵌入（Embed）的人類學家一向不太喜歡記者，而這也是為什麼已故《紐約時報》媒體評論家大衛．卡爾 （David Carr）在紀錄片《Page One》中，面對VICE共同創辦人蕭恩史密斯 （Shane Smith）時，說出他對VICE的評價。蕭恩曾大放厥詞地說VICE的操作就是希望透過一個普通人帶領觀眾去賴比瑞亞看食人族，重點不在於解決世界的問題，他也曾批判《紐約時報》，他說，當VICE入賴比瑞亞拍攝時，《紐約時報》卻把採訪重點放在衝浪相關議題。

但大衛．卡爾卻當面回嗆蕭恩說，當《紐約時報》早就派人採訪賴比瑞亞兩次的種族大屠殺時，VICE只是帶著非洲狩獵旅行的頭盔去觀光，VICE當然不是記者。

當世界熱切討論各地童婚傳統，媒體各個將矛頭指向家長，痛斥他們泯滅人性時，《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文字記者，同時也身為人母的辛西雅葛尼（Cynthia Gorney）花上許多時間深入了解，並贏取印度偏鄉民眾信任後，才發現在強暴率居高不下的當地，對於貧困的家庭而言，許多家長並不是不希望女兒得到幸福，但是與其讓女兒長大後被陌生人強暴，他們寧可讓女兒提早嫁給有錢人家受到丈夫保護，好好生存下來。弱勢的民眾沒有改變治安的能力，經濟條件的限制也導致他們無法搬到治安較好的地區。這些錯綜複雜的文化與傳統，對於要趕截稿時間的新媒體、報紙和電視新聞記者，不是能輕易駕馭的議題。

當然，新媒體、電視新聞、報紙，都有可取之處，而觀光新聞學（Safari journalism），若是能吸引年輕讀者注意到重要議題，我個人認為沒什麼不妥。不過，總是會有讀者想要知道更詳盡、更廣的新聞內容。尤其是複雜的議題，長篇的報導更能夠牽著讀者的手，帶著讀者去了解事件前因後果。而這就是為什麼在新媒體的浪潮下，我們還是需要長篇報導文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