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三一八佔領運動，衍伸出國家機器對於控管媒體的焦慮，焦慮核心，與許多自稱公民記者的人，卻在抗爭場合變換身份的狀況不無關係。由於公民記者對「倫理」的界限模糊，導致主流媒體對當時台北市擬出媒體聯絡人與背心機制並無太大反彈。儘管如此，公民記者已是大法官釋憲認定的身份，此舉想當然爾地引發輿論抨擊。民進黨選前承諾，將在全面執政後，進行開放的改革。然而立院開議不久，新任立法院長蘇嘉全公佈的旁聽辦法，依舊讓人啼笑皆非。 

根據媒體報導，立院規劃，未來採訪或旁聽將分為三種類型：（一）有公司營業證的媒體可直接申請採訪證；（二）若為公民記者則須提交未來半年或一年的採訪計劃供審查才能獲證；（三）如果沒有採訪計劃，僅是對特定議題有興趣則屬一般公民，只能坐在旁聽席。此訊息經披露後再度引發爭議，立院改口否認這項規劃，表示2月底將再開會討論。 

討論只是以拖待變。法學教授劉靜怡的評論相當精準： 

「立法院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座談會」？這就是典型的「毫無法律拘束力」的「冗事」。如果還有一點基本憲法認知的話，如果腦袋結構和思考邏輯還正常的話，就知道根本只有開放一途，這不是施恩，而是立法院早就應該做到的「義務」，根本沒有其他選項，公民記者也不是站在「求你開放」的卑微地位。同時，只能選擇做到公民記者與其他任何記者一樣，受到同等「保障」的程度，不准有任何額外的限制。 

過去以來，立法院不予開放的理由不外乎空間限制、會議秩序與人員安全，或以採訪發放的證件已超過400張，屬「高度採訪」為由拒絕。但就以開放已久的環評會議為例，空間並不阻礙記者採訪的動機或工作方式，而這麼多年來，也沒有發生過因為開放採訪而有人員安全受威脅的情況。相反的，就算當時已在公共電視服務的我，反而因為非持電視攝影機而受到支持開發者的言語恫嚇，會中卻不見行政機關的制止。而採訪證件的發放，被宥限在商業登記證的媒體，更是完全的戒嚴思維。 

回歸現實情況，一般行政機關的會議或審議，並不常見行政機關認為「來亂的」公民記者的身影。事實上，因為媒體環境的敗壞，這些明明有助於社會理解爭議眉角的會議，就連主流媒體也不太常去。而這媒體正常傳播的環節的失落，才造成了爭議的產生。當這個失落環節沒有彌補，就會造成社會衝突一再重現。 

檢視目前台灣社會的衝突產生，不外乎來自資本或政治力量在行政程序中的要脅與施壓。當沒有監督的力量存在，此種結構將會不斷惡化，造就爭議無法解決。遠的不說，就說服貿，爭議若此之大，在於從頭到尾被認定為「黑箱」，儘管行政機關宣稱有過討論，但沒有媒體監督、沒有媒體見證，事實就成為各說各話。因此，原先公民記者的現身，與受到世界潮流的認可，正是出自於被視為補正目前媒體因為資本介入所產生的缺陷的重要一環。至於行政機關對於目前公民記者的恐懼，則是因著另外一種狀況所產生出的身份認定落差。 

行政機關的保守，與上述所說的身份認定落差，與社會目前習於對立劃分的習氣有關——即認定了行政機關與社會爭議所對抗的資本財團或政治立場沆瀣一氣。但事實上，在各種社會爭議中，行政機關裡擁有真實面貌的人，經常處在夾心餅乾的角色。但也正因為這夾心餅乾的尷尬，使得開放更有立基點。 

不能否認，因著新媒介的出現，有些抗爭者會藉由媒介激化抗爭行動，或傳播陰謀論，造成社會的更加動盪，與行政官僚的負擔。但媒體存在的目的之一，即是能透過更多方的觀點去釐清現狀。換言之，行政機關因為早前不夠透明的決策機制導致爭議，卻又回頭對開放有著陰謀論的推測與限制，反而落入了陰謀論的陷阱：陰謀論讓人特別抗拒用最簡單的方法導正錯誤。 

套套邏輯的死路，不會讓原先的爭議落幕，相反的，會激發更多的不信任與衝突。新國會與新政府若真有心創造新氣象，在新聞自由一事上的舊觀念，除了完全丟棄、摒除，別無他途。